第六章  系统哲学与当今实践

哲学的指导功能主要不在于用哲学原理去评判哪些理论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对理论的鉴别从来是实践的功能，哲学是人类理性的力量。一种科学的哲学是鼓励人们去打破直观思维的局限，启发人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新思想。它是创造和探索的工具。系统哲学所以成为当代的哲学，从根本上讲，就是它不仅产于实践、与现代实践相一致，而且能以自己的科学理论去指导当代的实践。

第一节   系统哲学与我国改革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我们面临的伟大实践。系统哲学不仅为改革的实践从理论上提供了依据，作出了解释，而且对深化改革提出了应遵循的原则。

一、改革范式演化

1．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

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也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原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一直试图寻找改革的“主要矛盾”、“突破口”，试图通过“单项突破”而走出旧体制、建立新体制，沿用的仍然是传统思想方法。例如，我们曾准备“冒险闯关”搞“物价改革”，结果引发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曾花大力气清理“三角债”，结果是前清后欠、越清越多;曾大张旗鼓地“砸三铁”，但成效不大;讲要提高农民收入，却到处出现乱收费、乱摊派;制止通胀，却出现了滞胀;搞国企上市，却出现了各种“圈钱”现象;“打假”、“扫黄”以及各行各业的“专项打击”已是司空见惯，但很难避免左右摇摆、一阵风的境地，等等。可见，“抓主要矛盾”、搞“单项突破”、“专项打击”的方法，往往使我们陷入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被动境地。我们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导致了以GDP为中心及演变为以项目为中心，市长就成为了“项目办主任”。经济发展以三高（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两低（低质量、低效益）为特点，而忽视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与环境全面协调发展，出现了“任务经济”，“任期经济”，“标志工程”等等。

主要问题:

    （1）没有改革的总体设计，我们也就只有摸着石头过河。

    （2）五大国有银行行长互调与各省组织部长互调，没有解决制度问题。

    （3）有些工作是以搞运动的方式开展，如:“扫黄办”，“打假办”，“引黄办”，“专项打击”、“打非”、“打拐”。

    （4）缺乏瞻前顾后的制度设计，如:金融工委、企业工委、体改委、经贸委，都先成立，后撤销。

    （5）三农问题、干部腐败问题、中西部问题、宏观调控、分配差距拉大等，都是因为没有系统的程序化的制度、法律及政策。问题的全部症结在于: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我们用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已不太起作用。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处于系统联系和系统运动的世界。

2.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范式: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协调、统筹的内容（从“先富主义”到“共富论”的转换）。世行行长沃尔芬森讲:中国在10年至15年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基本上是社会正义，“与穷人分享财产”，拉丁美洲国家收入差距扩大而导致动荡局面，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经济社会统筹、人与自然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

    ——更重要的统筹还包括:政治、思想、文化与经济的统筹，社会与生态系统的统筹，以人为本的小康水平与人的素质全面发展的统筹及政治、文化、经济的协调统筹。

    ——党委与政府的协调，党委与企业的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统筹，信息化与城市化、工业化相统筹，全社会的各行各业的法规、制度的统筹——改革的整体推进与各项改革政策的协调。这个多方面的协调与统筹是系统的协调，是统筹的系统化、制度化与法制化。不只是“五坚持”、“五统筹”、“五协调”，而是社会协调和谐地发展。

    （2）可持续的发展。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指出工业社会对环境破坏的危机。

    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指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说明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与实现途径。

    1996年，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尔在《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学》中明确给可持续发展下了定义，他说:“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规模增长没有超越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不要损坏环境承载能力——它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并且他还首先提出:“经济是环境的子系统”，被称为“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导者”，“当代最有远见思想家之一。”〔美〕赫尔曼·E.戴尔:《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学》，美国波士顿出版社。

    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等等，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行动纲领。

    经济发展的具体模式有:

    ①传统模式: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线形模式）;

    ②末端治理模式:资源——产品——污染——治理（先污染后治理）;

    ③循环经济模式:资源——产品——再生资源。

   （3）以人为本——从“政治人”到“经济人”再到“全面发展的人”。从“文革”中的“政治人”到改革开放年代的“经济人”;再到现在的“人的全面发展”，核心是尊重保障人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这就是马克思讲的人不依赖于物，也不依赖于人的自由人的目标。也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过去我们倡导的“8亿人民不斗行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现在看来再不能用了。1994年开罗国际人发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已成为人类的共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共识:“人的全面发展”，它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平等共同繁荣、进步;是人与自然的协调进化，而人与人的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以达到社会的和谐或和谐的社会。“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就是系统观，就是系统差异的协调、协同、和谐。

二、系统整体优化原则

任何社会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也不例外。社会运行的整体性，要求我们在改革中必须把社会作为一种整体来对待。在空间结构上，把社会的发展进步看成是一个系统化、组织化、有序化、辩证化的过程。在这个大系统中，每个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必须协调，才能形成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差异协调体系，一个高效的机制，一个高效的管理制度。

我国目前的改革。首先是在经济系统内部全面展开的，它是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但它与政治系统、文化意识形态系统一起共同构成社会整体。其中一个子系统内的改革必然影响和制约其他子系统（如下图示）。当三者处于比较适应状态时，社会才有可能向高效、节能、向有序化状态发展。反之，社会就会处于不适应的无序状态。  （三个子系统形成的闭合系统）

    这种动态性是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形成的。其中虽然经济是基础，但要使三个子系统处于相适应状态时，并不是由经济这个子系统单方面决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子系统并不是被动地适应经济的变化。其适应能力表现为彼此互为因果，相互制约，并相互作用，最后形成新的涌现，即新的机制及结构。同样，三者的不适应状态也不单单是由经济变化造成的。当社会结构中关系不协调时，调整、改革社会结构的条件就到来了。由于不同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来源及历史的特质、内容不同，导致不同的演化过程。

    我国的改革，无论从解放生产力和大力推动社会进步意义上说，还是从社会整体上讲，都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要求社会整体上的差异自组织，结构优化的机制，其性质及目的是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与结构，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最终和谐社会目的。而改革的性质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当我们对这场伟大的改革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对这种必然性认识不足时，就会影响改革的进行。实质上，经济体制改革要重新调整各行各业各种利益关系，改变人们的行为方法，尤其是思维模式。它涉及一大批人们的切身利益，必然要引起经济生活和政治思想上的种种震动。要使经济改革的成果得以巩固并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不是由单方面的哪一个因素决定的，它是与政治体制、文化意识形态和经济紧密相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下尤其是这样。邓小平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互相依赖、互相配合。”否则，经济体制改革是不会成功的。

    体制改革就其实质而言，是对整体的社会管理的调整，是重大利益的重新分配。在采取任何比较重大的改革措施时，要考虑到有可能引起的各种反应，拟定相应措施和以“实验区”为试点，确保改革平稳有序的进行。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把权力下放给企业，实行公司制、股份制，企业上市以及对企业的兼并和对所有制结构的重组调整等改革措施，必须先行“试点”然后推广，否则十分危险。从效益意义上讲，就是使国民经济的每个行业、层次逐步整体优化的过程。与此相适应，必须有一个政治民主化和意识形态科学化的过程。邓小平讲:“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项深刻改造。发扬民主是贯穿在整体政治、文化、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必要条件。要使劳动者成为企业的主人翁，使工人有审议权、监督权、决定权等。要用发扬民主的手段来达到真正确立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这就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不然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也不能成功。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要破除传统的轻商思想;要真正贯彻按生产要素分配，要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观念;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就要破除“越公越大越优越”的片面观念；要兼顾效益与公平的平衡等等。

    总之，在三个子系统中，经济系统是基础，然而并不是说经济系统可以撇开其他系统单独变革孤立发展。三个子系统中，任何一个系统的变革，都需要其他系统的协调配合。我们越是想发展经济，就越不能忽视其他系统的作用。任何一个系统自身的发展，如果没有其他系统配合，都不能保证社会整体的良好运行。只有各子系统根据整体目标进行配套，才能达到整体优化。发展也好、改革也好，都离不开社会整体优化的原则。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同志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核心，也是发挥整体优化的必要条件。三个系统配套改革，最终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整体优化，达到富民强国的目标。

三、结构功能耦合原则

    社会结构是社会组织行为、运行的核心。在宏观层次上考察整体结构时，可以把社会结构近似地看作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组成。经济结构是指占主导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网，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网和思想文化关系网。但是完全把三者分开是十分困难的，它们有着各自特殊的组织方式、行为方式，完成自己独特功能，这些子系统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组成一个稳定的社会呢?首先，要把形成社会和发展需要的条件的每个子系统搞清楚，即子系统的结构存在和发展需要的条件和子系统功能等。其次，要对每个子系统分别进行结构——功能分析，基本上等同于寻找多向因果关系。功能总是结构的必然产物，而某种结构总是依赖于特定要素条件的。当各个子系统的功能和条件能够完全耦合或基本耦合时，这些子系统就能组成一个稳定的整体。这就是“结构功能耦合原理”。运用这个原则分析社会结构，就形成了社会结构调节原理，即三个子系统必须形成互为因果，相互调节的功能耦合网络。只有三个子系统处于不断的相互调节中，才能共同维系社会整体的稳定。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条件都不能耦合起来，整个社会就会发生动荡，甚至可能解体。

    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所揭示的社会结构的适应性，不仅可以理解其自身怎样保持稳定存在，还揭示了结构的产生和演化的过程，以及制度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反馈调节机制等。

    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中每一个都是另一个存在的前提，同时又是别的子系统调节的结果，因此，每一个子系统发生变革，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产生连锁反应。其中，某一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引起其功能的变化，而其他子系统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它的功能，结果造成功能耦合的不平衡。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任何社会系统在没有外部指令的条件下，各子系统之间按照某种固有的规律形成一定的结构与功能，使社会系统具有内在性、自主性、自生性，即自组织性。这种自组织性是社会系统各子系统协同作用的结果，它是社会结构不断优化的内在动力。其演化过程是:旧的结构功能耦合失去平衡，便要求进行调节，实行各种改革。通过调整变革，新的功能耦合系统开始形成。它标志着新结构的建立，然后逐步取代旧结构，使社会协调发展。这就是我国进行全面改革理论依据之一。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历史的进步。但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其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体制僵化。僵化体制是排斥任何变革的。如果一个制度是不可调节的，即使是个最好的制度，也必然和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相脱离。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是生机盎然的，然而由于体制的僵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活力。这就是结构功能耦合破坏的具体体现。按照系统哲学原理指导改革，要求国家各级相关机构领导要把自己的全部工作转移到为发展生产力服务、为基层社会及公民服务和为企业事业单位服务的轨道上来，要把单纯“控制型”的结构变成“服务型”相协调的结构。确立这种科学结构，才能使各子系统的功能与结构耦合起来，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反之，各个子系统的结构不合理，就会发生功能畸变，甚至可能导致“功能异化”，不但不能为经济服务，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了我国政权结构最初必然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这种结构对于在落后国家中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曾经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种结构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弊病。具体表现为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人浮于事、办事拖拉等等。为了克服这些自身不能克服的缺陷而进一步设置了复杂的矩阵结构，结果就产生了一种“帕金森效应”。帕金森是英国有名的行政学者，曾写过《帕金森定律及有关行政学的研究》一书，本文仅指“人浮于事”意义上的形象说法。各类机构为了自己的“合法化”而自我膨胀，往往“节外生枝、没事找事”。这种复杂化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它的功能不仅对经济建设是无效的，反而起了阻碍作用，导致结构的“功能异化”。为使社会能够协调发展，就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实行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因此，系统哲学也是我国进行总体改革的理论依据。

    四、机制应变协调原则

    社会结构的协调发展，关键在于其本身有一个社会协调机制在起调节作用。所谓“机制”就是系统本身渗透在各个组成部分中并协调各个部分，使之具有按一定方式运行的自动调节、自组织、自增长、自催化的功能。实质上，它是调节各个部分的“应变器”，而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控制。系统内部所具有的机制与系统的控制并不完全等同。系统的机制是自发的，它渗透在机体的每个部分中;而系统的控制相对来说是“自觉”的，它是通过一定的控制机构起作用的。然而，系统哲学又认为，控制与机制又是统一的，系统内部各个环节中所渗透的机制是整体控制的基础。系统的总体控制只能以机制为基础，离开对其机制的操纵和利用，取消机制，必然是对系统的破坏。多年来我们一直面对着一个“管”与“放”的问题，表面看两者似乎是截然对立的，但如果能正确利用机制，就会使两者的差异协同起来。“管”，如果不利用机制，是一种单纯的控制，就会管死;“放”，如果离开机制单纯地放，缺乏一个“应变器”，就会越放越乱。有了机制，同时也具有区分放与不该放的界限与度的相应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操纵系统的各个“应变器”，就会管而不死，放而不乱。社会主义社会协调机制，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产物。过去我们的失误就在于不认识或忽视了它的客观性方面，主观随意性势必破坏系统的协调运行。

    从社会协调机制作用的类别来看，是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社会协调机制可分为经济调节、政治调节和意识形态调节机制。它们之间并不是孤立地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它们之间必须协调，才能对整个社会协调体系起积极作用。系统的机制是控制的基础，机制与控制的总体才能构成有机系统的完整的调节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强调机制而缺少控制，从社会结构方面来说，是避免不了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我们长期以来只单纯地强调控制而忽视了机制的作用，从制度结构上看，是形成僵化体制的重要原因，因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为使我国的改革顺利进行，依据系统哲学的机制应变协调原则，结合我国的国情，建立健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运行机制和制度，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协调运行的根本机制在于自动调节。当系统的某些环节发生某种变化时，它随时都可以使该系统得到自动调节，能够纠正偏差，弥补漏洞，即使个别部分出现问题，整个系统仍能正常运转。如经济现象中的市场价格;劳动报酬上实行的浮动工资、职务津贴、奖金等;人事管理上实行的聘任制、竞争上岗制度和选举制度、废除干部制度上的职务终身制等等，这些就是使社会协调运转的活的机制——应变器。苏联的垮台并不是因为当时建立的制度和机制。因为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一些不适应外界变化的部分。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不断适应变化、不断改进的机制；苏联解体的因素之一，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应变器的机制和相应的制度建设。

    长期以来，我国的体制结构上弊病甚多，经济运行方式、决策体制、机构设置、文教管理等都是单功能的，缺少多种类、多层次、多功能的应变器，更缺乏这些应变器与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根本动因。因而没有相互作用和制约，没有变化和过渡，没有对有利因素的选择和促进，也没有对不利因素的限制和淘汰，等等。缺乏自动调节机制的社会，就不会具有良好的社会运行活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系统哲学的机制应变协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制度本身应具有不断自动调节能力，以使各系统经常处于不断的自我反馈调节之中。为此，仅有不断调节的主观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建立一套制度，使制度结构本身具有反馈调节的社会机制。为了能够达到发展生产力和富民强国这个总目标，必须相应地在国家管理、经济管理以及社会管理等各个层次上，建立健全监督、调节（决策）、执行三个机构（如下图所示）。这三个机构与目标一起形成一个闭合的反馈调节系统，它们各自执行着自己的职能，并相应联系、相互制约、协调运行。但仅有此还不够，要真正做到自动反馈调节，达到预期目标，还要求监督、调节（决策）、执行三个机构要有各自的独立性，互相制约，不能互相代替。如果监督机构与调节机构一元化了，每一个信息都可能导致政策的改变，致使整个机构处于不停顿的振荡之中，起不到调节作用。如果三个机构一元化了，取消了三种职能的相互制约关系，结果必然使监督机构丧失职能，调节机构不得不依靠强化执行机构来推行某种政策，必然导致制度的僵化和社会的停滞。如果在推行某些重大政策上产生失误，甚至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与失败。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但也有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运用系统哲学的思想进行反思，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把改革看作是一个系统整体，并按照各项体制之间的相互关系、逻辑顺序和临界速度，协调配套地进行改革，而往往是单项突破，孤军深入。其结果是相关体制失去了互相制约，导致系统结构的恶化，造成运行机制紊乱。多年来在经济生活中，由于改革不配套，新旧体制长期兼容，双轨运行，造成新老体制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经济活动的某种失控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同时还应看到经济活动中的某种无序状态并不单纯由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引起的，也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文化体制改革没有协调配套关系极大。

    首先，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没有从系统整体思想出发，没有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制度结构，因此，改革首先缺乏了一个总体设计，总体目标体系，表现在:（1）还是以改革初期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为指导。（2）建立特区没有制定统一的特区政策，上海与深圳就不一样。（3）东南沿海地区没有形成“城市群”、“城市带”的优势，还是单打独斗，每个城市各自发挥自己的功能，整个“东南沿海开发带”没有整体优势。（4）没有突破全国省市的“诸侯经济”，中部与西部发展滞后，城市化进程缓慢，主要是没有区域经济政策和民族区域经济政策与配套的“三农”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分配不公现象。（5）政治与文化、经济改革不对称，因此反腐败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其次，关于政治民主化的问题。

邓小平在1986年6月28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互相依赖，互相配合。”“政治体制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

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的失败一是由于没有实行普选与监督，二是没有把革命政权推广到全国，存在了仅72天。

    恩格斯讲:“人类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兽性）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在人性与兽性程度上的差异，因此有权力的人都喜欢滥用权力。”邓小平为了做到人是天使而不变成野兽，邓小平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政治上充分发挥人民民主，在政治上创造一个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三是选拔优秀人才。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政治上的“三个有利于”。20世纪初，孙中山提出“五权分立”: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人民有四个权力: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与复决权，用人民的四个权力去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用人人做皇帝，改掉过去的一个人当皇帝。

    列宁讲:“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05页。

     1921年，列宁讲:“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报告制，监督制。”“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与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公开会议成为一种制度。”“上级党委不能委任下级党委书记。”《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8页。“建立党的监察委员会，中央和各级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委会平行地行使职权，由各级代表大会产生。”《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300页。

对公务员建立严格的考试制度，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管理经验，提出了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社会主义纲领。1921年列宁提出，“由战斗命令制”和“委任制”转向“工人民主制”和“选举制”。反对“专制集中制”，“官僚集中制”，一人一票。他建议“共产党员犯罪，要受到比‘普通人’更大的处罚。”《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8页。

存在了约72年的前苏联的雪崩是由于没有很好地贯彻列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最后，关于开放问题。

从系统哲学的观点来看，开放就是自觉地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纳入更大的系统中去。由于大系统中诸多要素的相互作用，加强信息的交流，既可以促进整体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完善要素本身。当今的时代是系统的时代，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加强了各国和各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因此要运用系统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待开放，加速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促进改革的步伐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第二节  系统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兴学科层出不穷，知识更新空前加快，被人们称之为知识爆炸的时代。现代科学的发展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也是系统哲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源泉所在。本节就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概况，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和系统哲学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作一简要的阐述。

    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特征与新技术革命

    任何一个时代，科学技术都反映着自身的哲学精神，哲学同样也要反映出自己的时代精神。

    当今世界，人类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两种趋势。各门科学技术的分支化、专业化和各门科学技术的综合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力的结构，促进了社会劳动智能化，引起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变化。从科学技术的分支化来看，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系统科学等越分越细，并呈现出科学的系统性、结构性和层次性。同时还出现了边缘科学和分支科学，这种科学分化趋势还在继续向纵深发展。随着科学的分化，技术也与之同步分化，并引起社会产业的分化与专业化。从科学技术的综合化与一体化来看，当今时代的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在内容上相互渗透，在方法上相互补充，在结构上相互论证，出现了各门科学技术的互相联系，知识板块的重组，新兴学科群正在骤增，知识的新陈代谢节奏加快，形成了序列的科学体系。例如，贝塔朗菲的系统论、维纳的控制论、申农的信息论、吉布斯的统计物理论、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哈肯的协同学、托姆等人的突变与分析理论、斯美尔与廖山涛等人的微分动力体系论、卡尔曼等人的集合论;还有奇怪吸引子论、浑沌理论、非整维几何理论、超循环理论、灰色系统论、社会系统论、生命系统论、大系统理论、系统工程和运筹学、军事对弈过程的模拟理论，以及泛系理论和模糊数学等等。这些学科都从不同角度上证明了各学科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汇流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科学系统。元科学、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工程技术、工艺学这五个层次在分层化中的互相渗透，标志了系统综合科学大发展的到来。这个时代科学技术的特点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孤立的、演绎的研究与管理方法，代之以系统的、层次的、结构的方法，而系统哲学则提供了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有机统一的哲学。二是复杂系统及其运动规律以及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人体的、社会的等高级运动形态，已成为各门科学的专家注意研究的中心。三是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理论成就不断涌现，体现着系统哲学的基本思想，并形成一个有机的科学理论系统，适应了系统综合的新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展现在人类面前的世界是一个五彩缤纷的画面。从20世纪70年代起，许多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性进展，它们为经济发展预示了十分广阔的前景:微处理机的广泛应用将使整个生产设备和生产过程智能化;社会生产管理正在发生深刻的革命;遗传工程的发展，预示着一个可以按照人类需要设计地球上生命生产的新时代;宇航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开拓人类生产活动的新领域——外层空间，预示了宇宙工艺学和宇宙工厂时代的开始;海洋科学技术则把人类的生产活动扩展到海洋深处;新能源与新材料的研究将为人类提供无限丰富的再生资源和多种用之不竭的能源。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无不显示出其系统性、有机性和整体性。首先，信息与控制是现代科技革命的主流和基本趋势。从强电到弱电技术，从动力工程到通讯工程的发展过程，都标志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随着微电子、激光、光导纤维、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细胞工程、持续农业、机器人等新的技术和新的学科产生，导致了新的产业革命。这次产业革命的本质是电脑的信息化和电脑的智能与机器系统紧密结合起来，代替人的体力与脑力，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革命，社会将愈益科学化，科学将愈益社会化。信息与控制是新技术革命时代的主要特征。其次，在系统物质世界进化过程中，大量新的涌现出现，而且这些新的涌现自由度、主动性又很大，巨量的复杂系统出现了巨量的随机运动，在这些非线性的随机运动中把握系统进化的规律，就要依靠数理统计的理论来揭示系统进化的状态，这就改变了由初始态的动力学规律推演出一切进化状态的传统方法。这是对经典力学的发展与革命。再次，管理学的革命。统治人类多年的经验管理在当代已经发展到科学管理阶段。在科学管理中，普遍使用了有序性、系统性和整体优化的原则，并使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信息、反馈等先进管理方法，使管理科学日趋完善，在客观上提出了管理最优化的要求。最后，在科学技术一系列革命和发展过程中，与其时代相适应的还有哲学的革命。系统哲学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系统思想的基础上，对当代科技成果和理论成就的概括和总结，它反映着本时代的精神实质，并正在人们的实践中自觉与不自觉地起着作用，指导着人类的社会活动。所谓新技术革命，是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技术系统中技术基础的根本变革，即技术系统的结构功能、演化和技术不同层次的前进过程。它是一个动态的非平衡过程。新技术革命开始往往是由旧结构的技术系统中的某个要素的涨落，与世界范围的某一个新技术的涨落发生共振，并被很快协同放大，引起新的产业兴起，并影响其他产业的技术革命，从而使旧质态的技术结构迅速转化为新质态整体优化的新技术系统，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进程。

    技术革命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里，具有不同的内涵、特点和方式。首先，把新技术革命的认识与决策，从本国所具有的技术现状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来考察，寻找新技术与国内技术的差距及其在国内技术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来进行系统分析。其次，把新的技术与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联系起来考察，寻找其生存的社会环境。其三，要把新技术与国际大系统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看其技术成熟程度，以及在国际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三个方面的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用系统分析方法进行综合分析，才有可能找出新技术革命的规律来，做出正确的科学决策。

    新技术革命的决策，与这一决策实践的前提条件是需要科学理论作指导，即科学理论——决策研究——实践过程，三者组成有机的系统范畴链。从这组范畴中可以看出决策研究是个中间环节，它要贯穿在整个新技术革命的全过程。由于传统思维方式的干扰，往往把实践同决策研究与理论指导割裂开来。这种实践过程每时每刻都要受到随机涨落因素的干扰，而没有决策研究的再调整、再控制、再研究、信息的再输出，实践过程就会被随机干扰引入歧途，使新技术革命的取向发生偏离，使决策失败。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科学理论、决策研究和实践过程有机结合起来，把握实践环节上出现的结构、层次、能量、信息的变化，并注意建立控制、信息、反馈的有机循环网络。只有这样，新技术革命才能取得有序结构，使技术整体优化出现。

    新技术革命的战略决策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活动，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史上出现的“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战略，以及“土洋并举”、“盲目引进”，“只引进不消化”等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战略，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阻碍了技术革命的发展。因此，制定新技术革命的战略是一项很重要的系统工程。必须从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意识及其整体出发，针对发展的需要，正确把握世界技术发展的趋势，制定合乎规律的技术革命战略，建立技术革命的客观模式，寻求达到目的的正确途径。

    二、科学技术与产业革命

    钱学森在谈到科学技术革命时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讲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生产体系的变化或者叫产业革命，这些对我们的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这说明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了世界大趋势的新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大系统的进化中，起着原动力的作用，是人类社会系统整体的结构核和动力核。要想求得社会的发展，必须把科学、技术与产业革命三者的关系搞清楚。

    科学与技术之间有联系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所谓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是社会实践的总结，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科学的力量在于它能够进行分析与综合，发现客观规律，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科学对于生产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具有理论的指导意义。而科学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在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谓技术是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反复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有关生产劳动的经验和知识，也泛指其操作方面的技巧。技术在各个学科和领域都被广泛地使用，它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力量。科学与技术都是面对自然界，面对社会，都是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关系的反应，是人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能动性的概括与总结。这是科学与技术相联系的一面。而相区别的一面是：科学在认识自然和社会实践中，主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而技术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研究“做什么”、“怎么做”。科学属于理论知识，技术属于实践活动。科学与技术在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与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在现代化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统一。科学是技术得以发展的前提，技术又是科学发展的手段。当今世界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的特点，科学与技术已溶为一体，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技术即科技就是这个意思。

科学技术与产业革命的关系。产业革命是指新技术的应用而导致生产体系的重大变革，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考察和判别产业革命的标准有两点:一个是技术前提，另一个是经济的结果。技术前提是指一种重大新技术达到成熟的程度，并在产业中广泛采用后而引起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协作方式的变革。经济结果是指由于新技术的应用，导致新兴产业部门的迅速出现，并改变原来全部产业的结构、产品的结构、劳动的结构，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的发展。产业革命的实质在于生产体系中社会协作方式的根本变革。技术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前提，产业革命又是技术革命的结果。产业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是社会革命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扫除障碍，并为产业革命准备了条件。产业革命不一定引起社会革命，但一定会引发社会的变革。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科学革命必然要导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又会导致产业革命，而产业革命又往往对于社会改革的加速起到推动作用。用系统哲学的观点来看，科学——技术——产业——社会组成一个范畴链，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有机的社会发展系统。其中，科学是前提，技术是手段，产业是结果，社会是基础。因此，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系统哲学为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

    1.系统哲学指导人们把系统作为科学对象去研究。以往人们虽然也谈到系统，并从某些方面把它作为科学的对象去研究，但是很不普遍。主要的研究对象还是实物、实体，是比较具体的东西，是可以分割开来的东西。这种研究曾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对科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开始变化和转移，由分析转向综合，从而建立了许多以综合、联系为特征的新学科，其中包括部分系统联系、系统综合的科学。到本世纪，科学研究的对象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和转移，这就是向以系统事物为主要对象的转移。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60年代至80年代这一过程更获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划时代的新学科。系统哲学对科学的作用，表现在以各种系统为对象创立新的学科上，也表现在对已有学科从系统角度进行完善和发展上。这样，不仅使各个学科的研究深入和发展了，创立了许多新的理论，而且也使许多学科作为系统的研究活动开展起来了，从而形成了许多横断学科的理论，并使它们的科学性、完备性、精确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2.系统哲学指导人们以整体的方法、结构的方法去从事科学研究。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近代获得巨大发展以来，特别是在当代系统论出现之后，科学的面貌便发生了使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改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系统思维范式使科学研究的角度发生了根本变换。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有不少教训。如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之所以在认识上造成失误，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评价。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牵涉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卫生、住宅、教育、交通等诸方面的问题，涉及到人口本身的数量、素质、水平、活力、健康、能力等问题，还涉及人口的历史、现状、发展等问题，因此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系统。但在过去我们把人口问题看得很简单，只看到人口多对我们有利的一面，而看不到人口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一面。由于对问题的这种认识，于是一方面对人口不能作科学的研究，不注意加以节制;另一方面还批判了马寅初的正确见解，使科学的研究工作遭到否定。其结果，“批判了一个人，多生了几亿人”，造成了我国人口极大的膨胀，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至今，人口问题仍然是我国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可见，能不能用系统辩证的理论和方法对客观实际进行科学的研究，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还会对实践产生巨大的影响，乃至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上面谈到系统哲学对科学研究的一般理论的作用。在科学研究中，尤其紧迫的是，我们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改变思维方法，以便在科学的创新和发展方面作出中国人的贡献。近几年来已经有一些人这样做了，并且取得了若干重要的进展，如泛系理论、灰色系统理论、微分动力体系理论、全息生物学等。如果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系统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去从事科学研究和探讨，我国广大的科学工作者也一定会作出更多的贡献。

第三节  系统哲学与当今世界

    系统哲学作为当代哲学，其真正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所产生的时代，同时还在于它在当代社会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

    系统哲学认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是:新的技术革命带来知识爆炸，核竞赛中出现的和平趋向，恐怖战争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由于全球变暖、生态环境恶化、污染严重，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在观念上表现出从全人类出发考虑问题的系统整体思维，这是当今时代的新潮流、新趋势。换句话说就是用对话代替对抗，用协商来解决国际争端，防止各类大战与恐怖主义，争取全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反对霸权，消除贫穷和环境破坏构成了时代的主旋律。

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全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具有国际化的内容。当代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已成为世界上一切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在考虑的问题。因为当代每一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成为整体系统世界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每一个重要事件通过现代化的通讯技术，都能及时准确地传遍整个世界。这些事件已构成各国人民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不同领域的内容，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关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目前，各国政府领导人在关注世界，全人类在关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关注的程度超过已往任何时代。这表明了人们的认识已由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发展到了全世界、全人类;反映了当今世界进程的巨大变化;反映了人类运用系统整体思维的方式来考虑问题。因此，运用系统哲学的基本原理来认识世界、分析问题，是实践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

当今人类面临着几个困惑:一是地球在45亿年前生成的能源正在迅速枯竭;二是维系人类生活的生物圈已濒于脆弱的平衡中。三是现代化大生产一方面在产生文明，另一方面又生产着大量的废气、废水、废渣，严重污染环境危害着人类的生存;四是核大国制造的核武器还在威胁着人类;五是人口的失控引起的人口膨胀;六是恐怖主义及恐怖主义战争和一个超级大国带来的不稳定，以及民族、文化、宗教的差异带来的冲突，还有马太效应的加剧等等。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的反思，需要新的科学理论来作出解释，系统哲学的基本原理为解释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性。人类面临的这些客观事实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形成新的思维，即如何把本地区、本民族、本国家的利益同全人类的生存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人类正处在第一次面临着自身生存受到威胁困境的历史转折点上。

二、用整体思维认识世界

（一）关于核战争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人们对核战争的看法谈起，核战争的威胁已成为全人类关注的重大问题，系统哲学作为哲学理论首先应作出自己的回答。

    系统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系统整体，组成这个系统整体的各因素中，有战争与和平，有矛盾和斗争，更多的是差异和协同。只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从世界人民生存的整体出发，坚持差异协同的原则，核战争就有可能被防止。

    核武器的发展改变着人们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过去统治阶级的一切战争目的，都在于掠夺和占有别国、别地区的物质财富、地域和人民；而在当今世界，超级大国已拥有数万个核武器，其破坏力足以把地球摧毁几遍，连同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在内，同样将被摧毁。发动核大战对于发动者来说，面临的不是得到战利品，而是灭亡。核战争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平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和平。钱学森谈到:“发动核大战的任何一方所能得到的不是什么物质财富或创造物质财富的人力、物力，而是一无所获，连自己的一切也摧毁了。”钱学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和系统工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基于这种情况，打热战、特别是打核大战作为解决国际争夺的手段越来越受到限制。超级大国发动核大战是与自身利益相违背的;发达国家也不希望战争，要争取和平;发展中国家需要建设，更需要一个和平环境，也坚决反对战争。因此，系统哲学认为，世界范围存在战争因素，决不能忽视。但是，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当然核大战仍在威胁着整个人类的存亡，威胁着整个地球的安宁。全世界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核大战面前没有胜利者，只有全人类的毁灭，因此全人类要求和平，反对核战争，已成为世界性的主潮流。

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但是，现在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他还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页。他还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有个想法，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中国政府主动裁军100万，坚决反对核大战，并主张一切争端都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戈尔巴乔夫说:“过去，一切都很简单。有着几个大国，如果达到了平衡，它们就确定并平衡自己的利益，如果达不到，就交战。国际关系就建立在这几个大国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苏］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他谈到:“我们在自己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但又是相互联系的、相互依赖的，实质上是一个整体的世界的构想。”［苏］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他还谈到:“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法律和制度，自己的希望、困惑及自己的理想，这种多样性好极了，要发展这种多样性，而不要企图把大家一刀切。”［苏］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这是苏联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应该说，戈尔巴乔夫的这些话还是对的。我们用系统哲学的整体思维方法去认识世界，可以给出对世界准确的看法。

（二）全球化

    它是一个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及社会文明进步。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到生产和消费的国际化、连锁化、网络化推动了专业化及合作生产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为了克服普遍出现的滞胀，放弃了凯恩斯主义，拣起了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减少了国家干预。国际资本开始自由流动，由此推动了自由化。金融系统逐步全球化是整体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其次，跨国公司的不断扩大，控制了全世界生产的约40%，贸易的50%～60%等。全球企业集团跨区域、跨国界兼并、重组浪潮和企业集团超巨型化又大大加速了全球化。再次，20世纪90年代冷战消失后，各国都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最后，计算机、信息通讯技术的网络化都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最根本的是，20世纪在科技上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过了19世纪，也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如相对论、量子理论、系统论、遗传密码的发现等等。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知识文化与知识社会的统一体，科学愈益社会化，社会将愈益科学化，以至科学将演变成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支配力量和占住主导地位，特别是高科技及其产业化的过程是全球化最根本的动力。

    全球化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当前，有更现实意义的是区域经济的集团化，经济生长的多极化。

    新世纪，经济全球化正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其重要的标志是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自由化”，经济的市场化，以信息高速公路为载体的经济要素网络化。

    全球化显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开拓国际市场，实现赶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一些国家的失败，如对健全的福利国家和经济发展滞后的国家，特别是东南亚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却连续增长，这就是“胜者全胜”的机遇。再一方面，如果各国有备而积极参与，可能是双赢、多赢的局面。

世界已逐步进入经济增长的中心多元化，政治向多极化过渡的轨道。经济的全球化只是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一种表象，而且全球化的进程是长期的，复杂的，反复较量的过程。

（三）现存的世界经济秩序

    邓小平曾讲:“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同时要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世界经济新秩序而言，根据邓小平的观点，可以明确两点:第一，有一种国际经济秩序是现存的；第二，这种现存的秩序是过时的，必须用一种新秩序代替它。那么现存的秩序如何评价?最少我们可以从下面七个方面来审视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

    1.一体化。“国际经济一体化”是指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正逐步走向互相渗透、横向联合、广泛合作、利益共享的新阶段，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整体。有三个重要的证据表明上述观点的合理性。第一，世界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不仅商品（特别是技术、信息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品）贸易迅速增长，而且，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增长速度更快。第二，国际间资金流动规模扩大。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滞胀时，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缓慢，各国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都估计以后跨国投资不可能大量增长。但事实刚好相反，1996～1999年间，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国际直接投资从3600亿美元增至8000亿美元。在1990～1997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比80年代增长了5倍。年平均流量为2650亿美元。第三，跨国公司日益发展。作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最主要的推进因素，目前世界上共有跨国公司6万多家，其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达80多万家。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销售额高达11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世界商品贸易总额。

不过，上述关于一体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要是客观评价所谓的一体化，必须看到:首先，如果一体化是指世界上所有国家在经济交往中都放弃主权而融为一体，那么这种情形过去不曾有，将来很长时间内也不会有。在现存的国际秩序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相互依赖并不是对称的、平等的，因此其中有共同利益，但更多的是厉害冲突。能否互相合作而成为一体，还要看具体条件，包括协商和竞争的结果。其次，如果在国际之间开放性的意义上理解一体化，那么一体化的图景是真实的。从任何方面来看，在现阶段闭关锁国都是过时的和行不通的。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当今国家都具有开放性（只有开放的程度不同），都和他国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再次，如果在统一的世界市场的意义上理解一体化，那么一体化的图景大致也是真实的。不但存在着世界性的商品市场，也存在着世界性的生产要素市场，如资金（跨国投资）、部分劳动力（国际劳动分工）、技术（技术转让）等市场。当然，受主权制约，土地是个例外。当然这个统一市场是粗放的，很不规范，也很不完善。最后，跨国公司并不是通向一体化的理想载体或者说环节。跨国公司的行为是按照全球资源最佳配置和追求最大利润的原则来进行的，这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导致生产的集中与垄断，从而与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相悖。

2.非均衡。我们传统的观念认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重要规律。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40多年的历史表明，不仅资本主义，而且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是非均衡的。这种非均衡既体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体现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突出表现是:

    第一，美国经济逐年上升，持续高速增长。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受到外债上扬、金融泡沫经济的挑战。一是股票市值过高，外国人手中持有价值3万亿美元的美国股票和23%的美国政府债券。外资和经常项目的逆差，1998年两项赤字达3100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所占份额在40%～50%，到20世纪90年代下降为20%～30%。在外汇市场上美元的暴跌等等，显示了美国经济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尽管如此，美国仍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美国连续增长了十几年。

第二，西欧经济长期滞后。现由弱转强，整个欧盟现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所占份额仅在20%上下。欧元的诞生，对欧盟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最近，欧元有些上扬，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第三，独联体已走出谷底。

    第四，亚洲和东南亚经济异军突起。日本现已雄踞世界第二，但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经济处于低迷状态。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东盟和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以及巴西、印度的经济发展更是格外引人注目。近年东盟受到金融风暴的考验，但总体上，困难时期已过，进入全面恢复阶段。

    就总体表现而言，当今世界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南北差距拉大，马太效应加剧。当前的世界经济发展是极不均衡，也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西方强国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行不平等贸易，进行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垄断了国际金融和科技成果，转移高污染、劳动密集和技术落后的产业，以致造成南北鸿沟日益扩大，使富国愈富，穷国愈穷。

    3.多极化。多极化是非均衡的必然结果。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美、日、欧是公认的当今世界的三极。欧元的出现，大大加强了欧共体一极，与此同时也应该把中国、俄罗斯、东盟看作三极，把未来的印度、巴西看作第七极和八极等等。每一极又力图把周边的国家吸引过来，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组成某种一体化经济集团，从而加强自己的地位。

    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贸易的集团化，其消极后果是:第一，使南北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这和非均衡形成恶性循环有极大关系），使发展中国家的分化、南南合作的分裂加速。第二，发展中国家更加“边缘化”。第三，虽然区域和集团内部的相关性加强，但对外则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而后者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目标不尽统一。第四，虽然集团以经济总量的增长推动世界经济的总量增长，但增长不是平衡的。这其中潜伏着隐患和危机。

    4.市场经济。随着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在现存的世界经济秩序里取得了全面的支配地位。

    市场经济的胜利被认为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失败的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有三个基本的预设:一是全息性预设，即政府能够掌握一个国家全部的经济活动以及与之有关的其他领域活动的信息。二是共益性预设，即由政府代表的国家、集体（单位、企业、社区）、个人三者利益完全一致，没有冲突。三是对公务员高质量的预设，要求政府的公务员有全能的、高品位的素质。在客观上、主观上没有寻租的可能。显然，这三个预设有致命的错误。只有全知全能、无所欲求的上帝才能做到这三点。而上帝是不存在的。

    但市场就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机制吗?无论是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学派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论、以瓦尔拉为代表的数理学派的一般均衡论，还是非瓦尔拉学派的理论，都主张市场有自动均衡功能，或至少是趋于稳定的、可有效调控的。这样，市场就被认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机制。然而，市场本身是有内在缺陷的，“市场失灵”或“市场失效”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市场经济不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

    人们期望用市场来弥补计划的不足，但在操作上，却游荡于计划与市场“非此即彼”的两极之间。市场的“全面胜利”就是明证。就是说，在现存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我们尚未找到一种最有效的方式联结计划与市场，使二者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有机的市场与计划的整体结构。

    5.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鸿沟。自凯恩斯革命以后，人们认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微观与宏观之间的鸿沟已被填平。这种说法本身不仅过于乐观，也与事实不符。比如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股票暴跌），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起始的东南亚金融风波和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就暴露出这方面的问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地区区域化和贸易集团化，所谓宏观可能超越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同时人们认为，微观的内涵亦大大丰富了，超越了过去的微观。当前实际情况是，政治上民族国家分立的局面，与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是不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目标不会让位于经济目标。这样，如果把典型的跨国公司作为微观经济单位，那么，它们不可能在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统一的大市场正在形成并正在完善，但还没有建立在其上的“中央集权式”的统一的调控体系。由此可知，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微观与宏观之间存在鸿沟，这显然制约着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主动性，有效性。

    6.经济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经济化。经济、政治、文化作为社会整体系统的三个要素（或子系统），彼此的关联在当今已是无需争论的事实。经济活动赋予政治意图和政治目的，用政治手段实现经济目的，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其实，经济与政治的相互渗透至合二而一，在实践中被证明是相当难以操作和极其危险的。在应用时一定要慎重，它是双刃剑。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军备竞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德国因未卷入军备而得以轻装疾进，长足发展。它们两国从战前战时的高度统制经济，战后及时转向市场体制，保证他们从战败国走向经济强国。1991年美国在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的终极原因也许应恰当地上溯到石油价格上面和石油战略方面。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政治一旦和经济结合起来，会产生无比巨大的威力，而这种威力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世界现存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性；加剧两极分化，使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7.世界三大经济组织应更加完善，创新职能。一体化使从全球角度来调节和保护经济秩序成为一项重要任务。这不仅体现在多种多样的全球组织中，也应体现在建立跨国家的组织从而统一经济职能的活动中。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作为全球经济三大组织，在调节和维护世界经济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总的来看还要继续改进。首先是它们受制于章程，只为其成员国服务。其次是尽管它们也追求公正和平等的目标，但由于不可能顾及到不同国家历史的、发展状况的差异性，从而客观上也不能在各成员国之间创造一种平等的竞争。关贸总协定旨在成员国中提供一种经济贸易普遍的行为准则，但由于缺乏具有强制力的仲裁机构，该协定对一百多个缔约国的约束力是有限的。贸易自由化，常被各国之间此起彼伏的贸易战所打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它们的作用需要大大改善。

    综观现存世界经济秩序，可以看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旧式冷战两极思维范式的框架里的:第一，在我们的视野里，是一个个个别的民族国家，它们只是个别，是要素，尽管也存在彼此关联。但还没有一种力量把它们真正凝结成一个统一整体。它们在动机上是自利的，在行为上是各自为政的。如果说合作毕竟是真实的，那也是为了自利，至多是为了互利。一体化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新东西，但不如我们期待的多。如上所述，一体化还不是一种整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二，亚当·斯密式的功利主义普遍盛行，每个国家都认为自我发展了，就可以为世界整体发展做出贡献，但这在现实中被证明是一种神话。第三，我们缺乏一种整体进化（发展）的观念，我们应学会对别国的发展负责，对全球整体负责。第四，自利使各个国家之间的发展极不均衡，两极分化和马太效应抵消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体效果。现存秩序造就了少数富国和多数穷国，也同时蕴含了这种秩序最终走向崩溃的内在因素。第五，既然民族国家在短期内不可能消亡是事实，那么，世界经济整体的内在要素完全均衡、齐头并进式发展是不可能的，“极”的出现在所难免。第六，在计划与市场、宏观与微观、一体化与非一体化的问题上，“非此即彼”的两极冷战思维还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我们。两极冷战思维不过是单一因果决定论（机械决定论）和简单性观念的变体而已，它妨碍着我们认识事物整体内在的复杂性，特别是非线性相互关系和偶然性机制等。我们还没有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宏观与微观之间，找到一种系统的联结关系，以便把它们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系统学十分必要。第七，政治、经济、文化是社会整体系统的子系统，虽密切相关，但各自的目标、操作手段和遵从规则是大相径庭的，彼此之间不具有规律上的可还原性和存在上的互相替代性。现存秩序中把政治经济合二而一应用在强权政治上是非常不正常的。第八，仅仅靠三个主要的，但有效性为有限的国际经济组织与维持现存秩序，显然忽视了世界经济系统内在结构和关系的复杂性。

    当然，应该看到，现存秩序有其客观的、历史的原因，而且因为世界经济系统毕竟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系统，其中有很大的人为因素，正是人的自由性在系统的自组织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也正是我们有所作为的地方:人类在客观规律许可的范围内，自主地调整世界经济系统的内在结构，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秩序来。

    三、推动世界多极化，加速新秩序的建立

20世纪的历史是人类从较分散的、割裂的民族史演变发展成为真正的整体的世界的历史;是从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而引发两次世界大战，到反殖民主义、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历史;是两极世界产生及消亡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全面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意识形态的淡化，主权国家的削弱（如欧盟），全球观念的长进，国家主义的增强（如亚洲），恐怖主义兴起的历史。

多极化是一个历史的进程。竞争、改革、发展、反恐将成为21世纪的主旋律。处在新世纪之初的人类社会呈现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整合的格局。所谓分化表现在多极性、多元性、多样性等方面。

    冷战结束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苏两霸统治世界的历史随着苏联的土崩瓦解而宣告结束。

尽管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趋势，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国际经济生活中还存在许多令人不安的因素。例如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南北经济差距继续扩大；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政治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严重的存在，采取各种歧视性贸易政策，对别国的内政指手画脚，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推进资本的自由化等等。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它想构筑由它主宰一切的新秩序。两极世界是不稳定的结构，那么单极世界更是不稳定的结构。美国在1998年12月推出“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并声称，美国的目标是“领导整个世界”，“国家主权不及人权重要”等霸权主义原则。它核心是冷战思维加霸权主义，显然这种做法是同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相违背的。2000年的9月11日的恐怖事件只能讲是加强了美国的这种心态。随着欧盟、俄国、北美、东南亚和中国、印度、南美巴西等国的日益强盛，随着民族国家数目不断增加和地区经济集团的风行和壮大，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多极的、多元的、多样的世界一定会在本世纪中叶到来。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不断发展的世界，正因为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地球上才存在着200多个国家，2500多个民族。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不能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这是处理当前国际经济贸易投资合作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只有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展开多种形式的对话和合作，是实现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惟一途径。经济与政治是相互促进的，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正在变成现实，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愿意同大多数人民一道，为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造福全人类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