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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杰文库——《 系统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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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 系统哲学有着丰富的内容。本章就系统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分别作一阐述。 第一节 系统哲学的认识论 认识论是关于人类认识的来源及其发展规律的哲学理论。从广义上说,整个哲学都是认识论。现在所要探讨的,是系统哲学关于人类认识的来源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即系统哲学的认识论。系统哲学的认识论,继承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不仅是能动的反映论,而且是整体的反映论;它不仅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而且认为世界是一个由物质、能量、信息组成的等级序列系统。 一、系统哲学认识论的基本内容 1.它把认识的对象视为一个系统。以往的认识论,把对象视为一个点、一个单独存在的事物或者是一个孤立的、静止的事物。后来辩证认识论强调认识的对象本身是有矛盾的,是与其他事物联系着的,是发展变化的东西。由此,人们对认识的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重视认识的全面性、过程性、动态性、相对性等的研究,从而发展了认识的理论。系统哲学在肯定认识对象的客观性、辩证性的前提下,进而强调认识对象的系统性,强调其辩证性和系统性在客观基础上的统一。这是因为:(1)认识的对象本来就是系统的存在,而不是孤立的、单因素的、可以硬性分割的事物。(2)以往人们对这些对象之所以不能都从系统方面去认识,是由于受到许多历史条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认识水平的限制的缘故。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从前不认为是系统的事物,今天已认识到它们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和发展着。(3)今天人们又创造着越来越多的人工的系统。所以,把认识对象作为系统来看待,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也是今后发展的需要。 2.系统哲学认为认识的主体也是系统。从前的认识论把认识的主体———认识者也往往简单化了,或者把它设想为一个共同的、具有同一水平和同一能力的主体,或者把它视为一个具有矛盾的主体,这些都有其合理之处。但是随着人们对认识主体的研究,就发现他们并不能完整地科学地反映认识者的全部情形。首先,作为认识者——人的认识能力是千差万别的,老人、儿童、青年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可以是不一样的;同样年龄的人,有知识、无知识或知识不多,对同一件事物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其次,具有不同职业、性格、性别、心理、民族、地域、文化背景、知识结构、政治品格、社会联系、生活经历的人,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再次,就同一个人而言,他在不同的时空、政治气候、社会思潮以及某些利益要求和需要不同,对一件事物的认识也会不一样。所以,必须把认识者的情况予以系统地考察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认识论才能比较科学、比较切合实际。否则,就会导致认识论的简单化。 3.系统哲学认为认识对象或客体与主体之间是有中介系统的。这个中介就是实践。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活动,实践又是人们有目的、有意图并在一定思想、理论、知识、技能指导下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实践把主观与客观、物质与意识、主体与客体、理论与行动等联系了起来,并形成相互作用的过程。我国学者夏甄陶指出:“认识不是一种简单的、直接的二项式结构,在主体和客体这两极之间,包含着各种因素,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又互相渗透,形成主体和客体之间以及以实践为基础的复杂的观念关系。”夏甄陶:《关于认识发生论的对象、方法刍议》,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页。 4.认识的检验标准也是一个系统。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什么是实践呢?我们知道它可以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不同领域的实践,可以有个人的、群体的和社会的实践,可以是过去、当代和未来的实践。同时,实践的广度、深度、主客体背景也都是不同的。因此,不能把实践看作是一个简单的、孤立的、同一的、静止的、没有差别和没有层次的东西。而要防止这一点,就必须把它作为一个系统去看待。 5.认识的形成、发展以及互相作用于人、自然、社会的过程,也是一个系统的辩证的过程。 6.由于认识的对象、主体、中介、检验标准、过程、功能等等都是一个个的系统,因而整个认识必然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而且还是一个更大的和更为复杂的系统。现代意义上的认识论,只有充分考虑到上述一切,才能建立起完备的科学理论,指导当代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电子计算机、各种通讯联络和信息反馈设施,也为上述认识论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因此,我们提出系统哲学的认识论,不仅是重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这样,认识论才能充分地发挥其功能。 二、系统哲学认识论是整体的反映论 系统哲学的认识论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能动的反映论。现在所探讨的系统哲学的认识论,与列宁的系统认识论的思想是一致的。然而,由于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系统的时代”。因此,现在所探讨的系统哲学的认识论,比起列宁时代所萌发的系统认识论,更丰富、更完善了。 1.辩证唯物主义把实践引入了认识论,并作为全部认识的基础。在实践的基础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提出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范畴。认识的主体是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认识的客体是社会实践过程中,与主体发生联系的客体事物。这样,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认识的主体与客体之间,不仅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且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作用与相互作用的关系。认识是通过实践对客体的能动的反映。 在系统哲学认识论看来,认识的主体可视为认识的主体要素系统。主体要素系统,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按一定方式联系的系统。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因此,作为认识主体应当是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的人。这是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一致的。再具体一些讲,主体要素系统可简单分为个体认识主体和群体认识主体两个部分。个体认识主体也是个系统。它是由个体的认识器官(自然属性)、个体的社会性、个体的知识等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不成为认识主体,至少不是一个健全的认识主体。如一个精神病患者或痴呆者,由于生理缺陷,根本失去了认识能力,不能成为认识的主体;如一个人从婴儿期,就离开了社会环境,比如在森林中发现的狼孩、豹孩等,他们已失去了社会性,也不能成为认识的主体;如果一个人缺少知识或没有知识,就会影响和阻碍认识能力的提高,尤其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认识主体的知识结构尤为重要。就群体认识主体来看,它是个多层次、多结构的复杂系统。不同层次的群体认识主体,其结构、功能不同,其结果也各异。在科学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时代,群体认识主体作用越来越明显。有些科研项目,尤其是那些复杂的研究课题或工程项目,往往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能够完成的,要靠群体组织,靠一个或几个专家集团的协同,靠一个强大而又完整的科研队伍的集体认识、集体智慧才能完成。 现代科学的发展,还不断揭示出人脑、人的心理、生理、人的自我意识的系统性质等等。人的思维过程也是个复杂系统,它包括思维目的系统、思维手段系统、思维方式系统、思维的环境系统和知识结构系统等等,所有这些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主体的理论。 在系统哲学认识论看来,认识的客体可看作是认识的客观要素系统。认识的对象是一个由物质、能量、信息组成的等级序列的“系统世界”,而不是由单个事物集合而成的无序堆积的“实物世界”。从而使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图景系统化、深刻化了。 系统哲学认为,任何客体都是系统整体,这就要求人们在认识客观系统要素时,把系统诸要素之间、系统与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全部相干关系,把其集成的属性和特点作为认识的中心,由以往哲学的“实物中心论”转移到系统哲学的“系统中心论”上来。因此,人们在认识客体时,不仅仅要认识对象的个别要素,而且要认识其多个要素;不仅要认识对象的单个层次,还要认识其多个层次;不仅要认识对象的一维,而且要认识其多维及多方向;不仅要认识对象的线性因素,而且要认识其非线性因素;不仅要认识对象的纵向联系,还要认识其横向联系;不仅要认识对象的静态,更要认识其动态变化;等等。“系统中心论”的认识论,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无疑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客体的认识是个很大的发展。 在系统哲学认识论看来,实践不仅是全部认识的基础,而且是全部认识的动力和源泉。实践是全部认识的关节。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系统、整体的反映客体。本书在范畴一章提出了主体——实践——客体这一认识论的范畴链,揭示了系统哲学认识论的过程和本质,这又可以说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能动的反映论的发展。 2.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阐明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揭示了认识与实践、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等多方面的差异协同的关系,从而证明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充满差异的辩证发展过程。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并作为全部认识的基础,把能动性原理和反映论原理统一起来,成为能动的反映论,把它看成一个互相反映、互相作用的过程。这应当说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但是由于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性,这一认识的学说和理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系统哲学概括综合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基因论、结构论等当代科学的最新认识成果,用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说明系统进化的条件、机理和规律性,这比单纯用肯定与否定、质变与量变、必然性与偶然性等不同方面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方法来说明,无疑是个很大的进步。相互作用与对立统一(矛盾)虽然都是表明相互关系的,但二者之间又有很大的区别: 一是就发生相互关系的客体与主体的性质而言,相互作用是事物的子系统之间或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对立统一是事物的自身直线性、有可能的倾向或趋势之间的关系。 二是就发生相互关系的客体与主体的规模和数量而言,差异的相互作用完全不限于“二”,许多情况下往往作用的数目都很大;对立统一则往往是“二”,是两个对立面之间的关系。 三是就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而言,相互作用是在实质上交换物质、转移能量、传递信息的过程;而对立统一,则表现为内在差异而必然导致的对立,它们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统一。 从以上可以看出,矛盾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认识论的内核是简单的,有很大局限性,它把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简化为“一分为二”的线性关系,因而不能概括事物的全貌。而系统哲学的相互作用则克服了以上认识论的不足,强调了相互作用还有非线性的一面。任何事物的进化,表现新事物从旧事物的层次中生长起来;此过程经历了从渐变到分岔和新的涌现的产生,此过程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也有随机性等。人们在思维中,应当把握住肯定与否定、量变与质变、必然与偶然等,它们只是事物处于极端状态的一种倾向与趋势和非常态的对立统一。但是,就其深层机理而言,事物的进化,归根结底是由内部各实物性的组成部分之间和该事物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导致的。因此,人们在认知中,还必须用相互作用这一哲学观念,进一步去加以把握。恩格斯早在上世纪末研究自然辩证法时,就曾指出:“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终极原因。我们不能追溯到比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因为正是在它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2页。对于进化来说,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和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真正的终极原因”,因为也正是在系统的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了。 对事物尤其是对进化这样复杂的现象,达到用相互作用的终极原因去说明,总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用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说明进化,实际上也就是所谓结构整体方法,其他方法则是非结构整体方法。我们应当明白对立统一(矛盾)说明事物的分析方法,它只是一种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方法,而应大力提倡用相互作用说明事物进化的方法;应当说“两点论”太古老了!它简直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的老子哲学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上与下,多与少,先与后,”等等的对立统一概念。 3.系统哲学吸收了结构整体的认识成果,使人们的认识从“物”而深化到物的系统结构,揭示了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及其规律。 结构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是物质世界(包括反映它的精神世界)中一切事物的根本属性。结构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并不是事物的各种性质的堆砌和总和,而是事物诸要素的性质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一种系统结构的特性,即具有整体性的新性质。事物的量也不是各要素量的简单的相加,而是具有丰富多样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因此,认识物质的质量互变的运动形式,不等于完全认识了物质;只有既认识了运动形式的功能,又认识了物质结构,才能较全面地认识事物质的规定性。结构是事物的整体要素的本质与整体要素的功能以及时空序量的有机统一。正是由于一切事物无不具有整体性的有序结构,因而事物内部各要素都在特定的结构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按照特定的规律发展变化着。事物的质变与量变无不与结构息息相关。人体如果不是一个有机的联系的精巧的结构,那就不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也就不会有中医与中药的产生。结构是人们认识和把握事物内在差异及其性质的前提,人们要完整地把握事物的质和量,就必须弄清楚事物的结构。系统哲学的结构功能律,之所以是发展了质量互变律,首先是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建立在整体性的结构认识的基础上,使思维方式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 发展变化需要的思维方式,是人们在实践中经常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思维方式是思维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也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而思维方式的变化,实质上就是认知结构的变化。当代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大量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他的认知结构理论。他把儿童认知结构的发展,看作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结构系统。而这一结构系统不是僵化的模式,而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不断发生着变化。认识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过程,都要以原有的认识结构为基础,通过新的认识充实或代替原有的结构,从而建立新的认识结构。这里每一个新的认识结构,来源于上一个阶段的认识结构,而又为下一阶段更新的认识结构奠定了基础。这一认识结构不断发生量变和渐变式质变的过程,既呈现着认识的连续性与阶段性,又呈现出认识结构在总体上保持着动态平衡。对此,皮亚杰说:“这种认识论首先是把认识看作一种不断的建构。”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页。他认为:智慧就是适应,他反对法国学者拉马克的刺激——反应的公式,他认为S-→R的公式应该为S(AT)R公式,或简化为S=R公式的双向过程;即客体一定的刺激,被主体同化A于认识结构(格局)T之中,才能刺激作出反映R。皮亚杰提出:格局(或译图式,它是一种活动着的功能结构)是认识结构的起点和核心。儿童在不断接触客体的活动过程中,产生了同化。同化是个体把客体的刺激纳入主体的格局之中,这只是引起主体认识结构量的变化。在儿童继续活动过程中,当认识结构已不能同化客体的刺激时,这时认识结构就产生顺应,顺应就是调整原有的认识结构,而创建新的结构,这是一个质的变化,即认识来源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皮亚杰的建构理论,对研究思维方式的变更有重要的意义。今天,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人们对知识更新是日益重视起来了,但是如何根据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主客观条件,建立合理的认知结构、思维结构,却并没有引起人们普遍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许多人仅仅把大脑作了知识仓库。在现代科学整体化趋势下,人们如何在有限的年华,不断改造旧的传统的思维方式,调整和建立较佳的认知结构、智力结构,从而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价值问题。人们的思维方式,不仅是认知结构的系统体现,而且也是智力结构的体现。智力结构包括自学能力、研究能力、理解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智力结构的不断改善,不仅有助于改善知识结构,而且也可以更有效地改善思维方式和实践能力。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总是有限的,想象力可以概括世界上的一切,推动思维前进,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之一。因此,运用结构方法,“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5页。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丰富多彩呈立体结构,传统的单维型思维方式具有片面性、封闭性和保守性的弊端,因而必须改变为多维型的思维方式,即建立多变量、多方位、多层次的思维方式,从而使思维活动具有更大的主动性、灵活性和应变性。运用结构方法来研究思维方法的变革,就必须把思维主体置于当前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系统结构中来考虑。因此,就要对思维主体、思维客体、思维工具这些要素通盘进行考察。今天人类面临的思维客体更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而现代科学技术又为人类思维活动提供更有利的手段,因而,思维主体更具有社会性和集体性。如何根据社会需要以及社会有利条件,合理地调整个人的认知结构,发挥个人的创造性思维;思维主体如何把个人与社会集体密切地结合起来,从而促进思维方式现代化,是系统哲学的认识论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系统哲学还把信息、控制、反馈等现代科学提出的重要范畴引入认识过程,把系统运动看作是一个特殊信息授受(感受器)、传输和反馈(鉴别、调整)引入认识过程。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它们的每一阶段都是认识总规律中的子系统。例如,感性认识是对输入大脑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系统;理性认识是否正确,要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这是认识信息反馈系统。这样,完全可以把人类的精神产品本身视为一个巨大的、多层次的开放系统。系统哲学把认识过程作为一个总的认识系统加以考察,对认识的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从更深的层次上加以系统的探讨和研究,这不只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某一部分,而是对它的整体,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深化和丰富。 三、系统哲学认识论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产生于被称为“科学世纪”的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概括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主张,认识的最终源泉是在人之外的客观世界,首先是自然界,然后是人类社会。与此相应的是,自然科学最先得到比较完善的发展。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者看来,自然界是“惟一现实的东西”,它“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7、218页。自然界的发展包括人自身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即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是按照人如何认识自然界,而且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造自然界而发展的。人对自然界认识的最本质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是自然界本身。”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9页。自然界的辩证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归根结底决定着、制约着认识的辩证法。 随着自然界的发展,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必然要随之而发展,甚至要改变它自己的形式。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三大发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建立,这是认识论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当代冲击着整个世界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必然促进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新的形态向前发展。 今天所探讨的系统哲学的认识论,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萌发了。20世纪是更为激动人心的科技革命时代,在数学领域中,20世纪的头10年便出现了两大重要成果:一是旦梅罗把集合论公理化;再一个是罗素和怀特海把数理逻辑形式化。从而使数学研究的对象由有穷跨入到无穷,出现了无穷维空间的理论。在物理学领域中,20世纪的头10年也出现了两个重大发现:一是普朗克提出的量子论,把牛顿力学的决定论抛在后面,代之而起的是概率论。再一个是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摈弃牛顿力学的时间、空间观念,用新的时空观来考察物质与运动。现代物理学从基本概念到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生物学领域中,20世纪由三个国家的三个植物学家彼此独立地证实了孟德尔30多年前发现的遗传定律,深化了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研究。与此同时,对蛋白质、酶和核酸的深入研究,是对生物现象的分析从细胞跃进到分子水平,最后导致分子生物学的建立,把人类对生命现象的研究,从物种进化的方向转移到分子进化的方向上,为人们揭示出更加丰富多采的生命世界。因此,列宁在20世纪初便以极其深刻的洞察力,在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对当时自然科学革命提出的物质、时间、空间、因果性、必然性、科学理论的符号化与数学化等认识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分析,于1908年写出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回答了人类刚刚跨入微观世界时,现代科学革命提出的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接着于1914年,列宁又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以非常明确的语言表述了系统认识的思想,即人类认识的对象——自然界,是一个系统,正像恩格斯讲的:“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9页。人类的认识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它包括三个最基本的要素:“(1)自然界;(2)人的认识=人脑(就是那同一个自然界的最高产物);(3)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4页。在认识系统中,第一项即自然界是全部认识的基本前提,是认识发生与发展的出发点。认识系统中的三项,根据自然界发展的历史进程,其排列顺序是:自然界-→人(人脑)-→人的认识的结果或手段(概念、规律、范畴等等),这个顺序不能颠倒。自然界反映生命,“生命产生脑。自然界产生在人脑中”。《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5页。认识系统中的三项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页。客体是无限的,人的认识也是无限的。“整个人类的认识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因此,认识系统不是像形而上学所主张的那样是一个静止的、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 列宁在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认识论的基本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于推动和指导以后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系统哲学认识论待研究的主要问题 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认识论的发展是同主体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产生并没有结束真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系统哲学,仍处在探索之中。当前发展认识论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对主体和客体问题的研究。 现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正在冲击着原有认识论的许多内容。从整体内容上看,现代自然科学所提出的认识论问题,以崭新的方式覆盖了整个认识论的所有方面。例如,对认识主体方面就提出了人工主体问题;第二主体问题和主体的思维结构问题;主体认识的相对性问题和可变性问题;主体认识的能动性问题;作为认识主体而言的意识与大脑的诸种关系问题。又如,对被认识的客体方面就提出了客体的多样性问题和随机性问题;观察仪器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而引起客体变化的规律性问题;等等。再如,对主体、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问题;主体、客体之间相对性问题;主体、客体与中介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参考系对主体、客体及其关系的制约和影响问题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表明现代自然科学认识的发展,使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主体、客体的概念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揭示了主体、客体之间的更为本质、深刻而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发现了“主体——实践——客体”、“主体——工具——客体”认识系统内多种多样的辩证关系,这必然要引起认识论的革命性变化。 从纵的方面来看,这些认识论问题以崭新的方式,贯穿了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例如,现代自然科学提出了不仅要深入研究宏观认识全过程的机制问题,而且还要揭示认识全过程的逻辑机制,即认识的操作程序和步骤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还要深入研究认识怎样发生的途径和机制的问题;要研究认识过程中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理论的复杂关系问题;要研究新理论与旧理论认识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等。又例如,现代自然科学提出了要同时开展微观认识论的研究。要研究人脑的神经活动的规律性和它的网络结构问题,研究大脑的意识活动与非意识活动的关系及其规律性的问题,揭开“大脑之谜”,真正掌握人类的自觉性和规律性的问题;等等。再如,提出了研究认识的结果中真理的相对性问题;真理的可靠性和合理性问题;真理和谬误、真理和价值的关系问题;真理的内容和真理的表述形式的关系问题;等等。此外,还提出了许多与全部认识过程有关的问题,如认识的形式、认识的语言和符号、认识的数学形式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也表明了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发展,使认识过程中的实践、感性、理性(经验或理论)、真理、谬误、价值等概念起了质的变化;揭示了认识发生和发展全过程的复杂性和规律性;揭示了各个认识阶段以及相邻两个认识阶段的复杂性和规律性;初步揭示了微观认识过程的某些规律性的问题等;揭示了新的认识方式、认识手段、认识方法等等。现代自然科学所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冲击着原有认识论的一些概念、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刷新着认识发生与发展的某些原理和规律。这正有待于系统哲学的认识论进一步加以研究、综合概括和发展。现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又为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客观的条件。马克思说:“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2页。我们知道,每一自然科学都和哲学一样,是一种关于“认识”、“知识”的理论,都担负着共同的认识论职能。所不同的是,两者存在着个别认识和一般认识的关系,低层次认识和高层次认识的关系。但是,就它们认识成熟水平和完善程度比较而言,自然科学要比哲学直观得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精确清晰,逻辑结构严密,表述方式已到定量化。形式化、符号化的阶段。尤其是电子计算机、人工智能机的出现,使科学认识能力、水平、手段和方法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随着自然科学认识问题的解决,就为哲学认识论问题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靠而又合理的参照系,提供了基础和条件。系统哲学认识论,之所以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有所发展,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系统思想的基础上,对近代自然科学认识成果做了一些初步的综合性探讨,但这毕竟还只是一种探索,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完善和发展。 现代自然科学向认识论提出的许多问题,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理解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看,人们(主体)对自然(客体)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自然科学产生的初期,主要是对自然界表面和个别形态的直接观察。因此,当时主体和客体相互关系的公式是:认识过程就是自然界(客体)在研究者(主体)意识中模写,是在自然界很少受任何干预情况下的模写。要获得真正的认识,就要排除主体的偏差性,即是说,主体只能被动的接受客体的信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只能是由客体到主体不可逆的关系,而按照这个公式,一切理论都是经验的直接归纳和概括,理论本身没有任何超出经验的东西。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大大超过了感官直接感知的经验世界。它一方面扩大到数百亿光年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深入到原子核内部的微观领域。从事物的表面形态到事物的内部结构,从单一事物的研究发展到研究事物的整体及其相互关系。这些都需要通过使用强有力的精湛的研究技术,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及训练有素的具有各种专门知识的专家。这就必然要引起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空前复杂化,而主客体之间联系的间接性表现得尤为突出。系统哲学认识论的深化和发展,就要进一步重视自然科学的这些特点,科学地回答现代自然科学提出的有关认识论的重大问题,诸如主体能动性和知识客观性之间关系的一类问题。 系统哲学的认识论,要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在于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如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就要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结合问题。我们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要努力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体的自我改造。没有全国人民不断提高思想人文素质、科学文化水平和认识能力,就难以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实质就是对自然客体的改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是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的。这也生动地体现了改造客体和主体自我改造的辩证关系。物质文明的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即改造自然客体与主体的自我改造,都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因此,不断改革不适应这三种文明建设的社会关系,就是进行三种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所谓社会关系的改造,在当前来说,主要就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只有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加以调整,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因此,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以有利于三个文明建设为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进行。 要把系统哲学的认识论用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把系统哲学的认识论植根于当前的建设、改革实践的土壤中,在研究社会主义主体自我改造的同时,研究对自然客体和社会客体的改造,在实践中进一步求得系统哲学的认识论的完善和发展。
第二节 系统哲学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者是统一的。系统哲学不仅是世界观、认识论,而且也是一种方法论。 一、系统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系统哲学作为方法论,其主要之点就是要求人们用系统的和辩证的观点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系统哲学的方法论意义十分巨大,其内容也非常丰富。这里着重对系统分析方法和系统综合方法作了比较详细的探讨,对其余的几种方法只作了概要的阐述。 从一般意义上讲,方法论就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学说和理论。方法论和世界观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既没有脱离世界观的方法论,也没有离开方法论的世界观。系统哲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系统的,系统物质世界是按照固有规律不断发展变化的,用这个世界观去观察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就是系统哲学的方法论。当然,与传统的方法比较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首先对系统方法做一个初步的讨论。 系统方法是当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应用极为普遍的认识方法,在即将到来的信息社会中,人类的思维方式,将跨入一个系统时代。贝塔朗菲宣称,系统概念、系统方法标志着“世界观的真正的、必然的和重大的发展”,它是取代机械论的“新的自然哲学”。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的发展》,《自然辩证法学习通讯》1981年增刊,第1~2页。苏联著名学者伊利切夫断言:“系统方法无非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方面。”伊利切夫:《哲学和科学进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传统分析、综合方法向辩证思维复归的历史长河中,在创立辨证唯物主义哲学时,涉及到了科学的系统方法。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仅仅凭借自然科学发展本身的力量向辩证思维复归,还是一个比较长期、比较缓慢的过程,直到上世纪30年代,经过长期酝酿的综合整体思潮才开始迅速兴起。科学研究中出现了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综合为主的新的发展趋势。综合思潮的兴起需要新概念、新的认识方法,而“系统”研究的概念和方法构成了现代科学认识的聚焦点。现代科学的系统方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现代系统方法的产生适应了科学对新的综合方法的需要,它突破了传统分析、综合方法的局限,将分析和综合融为一体,成了认识各种复杂系统的有力方法论工具。 现代系统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系统方法本质上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它们的共同本质在于,它是一种认识和处理整体部分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尤其是关于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方法。而它们又有显著的区别。其一,马克思所论述的系统方法,主要是定性研究的方法,而现代系统方法已经发展成为定量化程度很高的科学研究方法。其二,马克思的系统方法是璞玉浑金、未经雕琢的形式,需要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现代系统方法是在多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科学基础上概括和总结的产物,具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化形态。马克思的系统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系统方法,是系统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著名学者钱学森提出:系统思想引导作为“进行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思维工具,它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取得了哲学的表达形式,在运筹学和其他系统科学那里取得了定量的表达形式,在系统工程那里获得了丰富的实践内容。”钱学森:《论系统工程》,湖南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系统方法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现代系统方法与系统哲学的关系都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既然马克思的系统方法可以称做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部分,现代系统方法作为系统哲学的一个部分也是无可置疑的。 二、系统分析方法 现代系统分析是对传统分析扬弃的产物,它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层次的观点丰富了分析方法,形成崭新的系统分析。系统分析就是把认识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进行分析的方法。可以初步确定系统分析三种基本形式,即系统要素分析、系统动态分析、系统层次分析,在实际运用中,这几种系统分析方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差异分析方法贯穿于其中。 所谓系统要素分析,就是从系统观点出发,将所考察的对象放在它所实际隶属的系统,以及该系统所处的特定环境中,作为系统的要素(或子系统)在它和系统整体的联系中以及和其他要素的相互制约中进行分析的方法。在现代系统工程方法中,与系统综合相对而言的系统分析,则进一步体现了这种新型分析方法,尽管二者用于分析事物的对象和基本手段不同,但其本质的特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把特定对象作为系统的一个要素,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它和系统整体的联系中,在它和其他要素的联系中进行分析,因而其方法论的实质与马克思对各种现象的分析上是基本一致的。系统要素分析就是对这种分析方法进行哲学概括的产物。它与孤立的实物分析相比,其基本区别在于: 1.孤立实物分析没有关于差异协同的统一体的观念,分析它的组成和属性,可以孤立地进行;系统要素分析则离不开差异分析,在系统理论看来,差异就是系统,在系统中某一要素与系统整体的关系,该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都体现该要素所具有差异的关系。在任何复杂的系统中,多组差异之间又存在着各种主要差异与各种次要差异之间的支配和制约关系。如果不从差异整体上把握这些复杂关系,不能对特定差异和作为差异一方的要素在整个差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中肯的分析,也就不能正确地认识该要素。对于特定对象的认识,只有从该对象所隶属的系统出发,在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的差异现象中进行分析,才能得出该对象的正确结论。在现代系统方法中差异分析方法不仅在系统与要素问题上,而且在结构与功能、有序与无序、优化与劣化、层次与涌现、动态与静态、原因与结果、内因与外因等问题上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2.孤立实物分析是建立在机械论的整体与部分的范畴基础上的,在机械论观点看来,整体是各组成部分的机械总和,部分可以脱离整体而存在,并仍然保持它的本来状态。系统要素分析对整体与部分关系的理解与此是根本不同的,它以系统与要素这对辩证范畴取代了形而上学的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古老理解,强调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的诸要素所组成的具有特定性能的整体,要素则是系统整体性能制约下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系统与要素相互规定,互为前提。系统对于要素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系统是事物整体性的表征,要素则受整体性的限制和规定。用系统分析方法认识客观对象,必须把对象置于更广泛的联系之中,以及与系统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中进行分析,才能认识要素所具有的特定规定性。 3.传统分析方法受形而上学的影响,把分析与综合截然分开,认为只有分析之后才能进行综合。与此相反,系统要素分析是分析与综合相互渗透、紧密相关。把传统分析与综合分析的程序有机地结合起来,它所遵循的路线是: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由部分到整体,再由整体到部分。在其每一步骤上,综合都作为前提和指导而存在于整个过程中。列宁曾经认为,“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结合”《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是辩证法的基本要素之一。系统要素分析中所展现出的这种分析与综合的关系,就充分体现了两者的辩证结合。由于在分析中,综合是作为前提和指导而出现的,这样系统整体性始终潜在地存在于分析过程中。虽然分析的结果是对于要素属性的认识,但系统对于要素的制约关系却并没有被抽象掉,要素同系统的联系,部分同整体的联系,在分析的结论中得到了体现。系统要素分析与孤立实物分析的以上三个基本区别表明,系统要素分析是一种辩证的系统分析方法。 所谓系统动态分析,是研究系统事物运动变化的分析方法。它区别于形而上学的传统动态分析方法。系统动态分析首先涉及系统演变过程中渐变与突变、结构与功能之间的辩证关系。事物的结构变化,引起事物的性质改变,这是质量互变规律的基本形式之一,也是系统哲学的结构功能律的核心问题。这点在前面已经作了比较详细论述。其次:对事物过程中的差异分析,是进行系统动态分析的基本依据。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事物发展中渐变的积累和突变的飞跃,根源于事物内部的结构差异性。只有对系统中的诸差异发展过程加以分析,才能更深刻地揭示系统的发展演变,才能为系统动态分析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再次,现代系统科学中有关系统演化的理论,进一步提出了进行系统动态分析的根据。系统动态分析具有传统分析所不能取代的特殊的认识作用,它是认识系统的发展规律,在系统动态中揭示系统及其组成要素性质的重要方法。马克思曾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9页。分析是说明起源,是理解实际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必要前提。由于系统动态分析着重于对系统发展中要素结构不同阶段的刻画,着重于对系统内部结构变化的研究,因此能充分暴露系统各个发展阶段的秩序性和内在联系性,而这种秩序性和内在联系性就是系统的发展及其规律性的体现,即:反映系统的自我演化、不断整体化的系统自身运动的规律,反映旧系统解体,新系统产生的系统转化规律。认识这两种规律,都要借助于系统分析。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几种形态的分析,预示了社会系统发展的一些原因,说明这种发展历史的一种可能性,如果进而揭示出内外部各种条件的话,那么就比较容易说明社会系统发展的历史规律。可见,将系统划分为结构的不同阶段,进行动态分析(包括外部环境),是认识系统发展规律不可缺少的前提。此外,系统动态分析又可以在系统动态发展中深化对事物系统结构的认识。要揭示某一现象在系统不同发展阶段上是具体的系统结构,仅有系统要素分析还不够,还必须进行系统动态的分析,考察系统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对其要素的特殊规定性。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如交换价值是商品的系统结构的一个方面的功能,也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表现,如果对商品系统功能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一水平上,那么仍然避免不了简单化的倾向。因此,进行系统动态分析,深入认识事物的系统结构功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系统层次分析,就是在否定传统分析方法的还原论观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分析方法。系统层次分析,作为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法,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应用。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人类的认识不断从客观现象向宏观和微观延伸,这一过程也就是不断地寻找客观世界的新层次,探索不同层次上运动规律的过程。现代物理学和现代生物学已经向人们展示出无机界是一个由夸克——基本粒子——原子核——原子——分子,生物圈——行星——恒星——星系团——超星系——总星系等等不同层次所组成的宇宙系统;整个有机自然界呈现为由生物大分子——细胞器——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群落——生态群——生物圈等各个层次组成的有机系统。宇宙系统和有机系统每一层次的发现,都会把整体与部分、高层次与低层次、高级运动形式和低级运动形式的差异重新提到科学认识中来,依靠传统分析是不能解决这些差异的,只有系统层次分析才能为认识物质世界的层次性,为探索各层次上的特殊规律,提供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马克思是首先对社会系统的结构进行层次分析的学者,他把社会看作有机系统,而把人和物质资料看作构成社会系统的最基本的组成要素,把社会看作有机体的不同的“细胞形态”。以我国目前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言,经济管理结构的设置就必须注重进行层次分析。我国现行经济管理体制中位于最高层次的是国家机关,位于最低层次的是基层企业,中间层次又有许多“条条”、“块块”的领导。这种体制弊病很多,由于中间层次过多,造成基层企业信息反馈通路不畅,影响最高层次作出决策的速度。但如果缺少必要的中间层次,又容易造成管理跨度过大。这两种情形都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管理层次的设置必须遵循等级秩序原理,运用层次分析方法,保证每一层次都具有特殊的性能和规律,并且这种性能在本质上是高层次的大系统和低层次的子系统所不可取代的。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信息畅通,反馈及时从而增强其宏观有序、微观搞活的能力。客观系统的层次是无限的,而层次分析却是有“度”的。实践提出了进行系统层次分析的需要,实践也确定了层次分析所应达到的限度,不是要穷尽对各层次的认识,系统分析必须达到一定限度也是进一步进行综合分析的需要。 三、系统综合方法 系统综合是对传统综合的创新。所谓系统综合,简而言之就是按照系统的诸要素、结构层次、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在思维中复制和设计系统整体的综合方法。一般来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推崇分析而贬低综合。传统综合由于受时代的限制仍然避免不了带有其局限性,如加和性、无逻辑秩序性等,因此系统方法要达到对系统的整体性认识,就不能不克服传统综合的局限性。为此,通过对传统综合的扬弃,形成科学的系统综合方法,这是对传统综合的发展和创新,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系统综合的非加和性。系统作为由诸要素所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其整体性能并不是各组成部分性能的简单加和,这就是系统的非加和性。由于系统各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造成了彼此互动、内耗的制约、彼此属性间的筛选以及某些协同的功能,由此而形成了系统的新涌现——系统整体性能。这种整体性是由部分作用而在整体层次上产生的,为其个别组成部分或它们的总和所不具有的。这就是非加和性形成的基本原因。系统综合作为认识系统现象的科学方法,必须真实地反映系统整体与其各组成部分的这种非加和性的关系。首先,系统综合必须在综合过程中考虑到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相互关系的存在是系统综合具有非加和性的基本客观依据。其次,系统综合必须坚持层次观点,系统的每一层次都具有结构上的规定性,这本身就是对加和性观点的否定。再次,在对事物的动态过程进行综合考察时,它是以系统动态分析对系统发展诸过程的考察为前提,根据系统结构的变化,寻找各个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和制约关系,寻找系统从此一过程转变为彼一过程时出现的结构的差异,寻找各个过程过渡的秩序性和连贯性,并进一步揭示系统总过程的发展规律。 2.系统综合的逻辑秩序性。这就是要求综合必须遵从一定的逻辑秩序,并指明了这种逻辑秩序是由系统的内部结构所决定的。系统的结构是其组成要素特有的互相作用的总和,也是系统的各级组成要素之间的顺序性和层次性的体现。要素之间不同的时空序会影响不同的结构,不同的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结构与功能不同又是系统相互转化的标志,那么系统综合就应该依据系统结构所固有的联结秩序进行,否则,就不能真实地再现系统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结的形式,就不能客观的、正确的认识系统。系统综合应该依照逻辑秩序,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由抽象到具体。我们知道,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运行规律时,制定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马克思明确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马克思借助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理论的构造,首先深刻地指出了由抽象到具体是进行系统综合必须遵循的逻辑行程,这一思想不仅包含有理论模型的不断完善,向现实原型逐渐逼近的含意,而且也是对建立理论体系过程中范畴推演的方法论的实质及其逻辑秩序的说明。这一思想还体现了客观原型系统发展的历史行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历史的东西是逻辑的东西的基础,逻辑的东西是由历史的东西所派生。系统综合所遵循的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秩序,本质上是同客观原型系统历史发展的行程是一致的。任何客观系统,只要其结构稍微复杂一些,就都有一个由单层次到多层次,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模型方法中,这一历史过程就逻辑地表现为由较为抽象的模型向较为具体的模型发展的过程。 3.系统综合的创造性。“综合就是创造”。所谓创造性活动,指的是人们发现客观对象的新性质、新关系、新规律,形成反映事物本质的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新设计、新制造和获得新的物质客体和精神产品的一种认识和实践活动。创造性的本质就是对尚未被揭示出来的客观事物的关系、本质和规律的发现和运用。系统综合方法由于具有非加和属性,它能够通过对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综合,形成对系统的新认识。根据这种新认识所进行的实践,或者能揭示出客观世界的奥秘,或者能够设计和创造出符合人类需要的新的物质客体。可见系统综合方法的非加和性与创造性活动的本质是一致的,这是系统综合具有创造性功能的基本依据。从创造性活动的过程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1)收集和获取信息;(2)对信息进行分析研究;(3)进行组合、配置,弄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新思想和新理论;(4)评价各种思想、理论,选择最优方案;(5)付诸实施,进行实践;(6)根据实际效果进行反馈调节。整个创造性活动过程与系统方法的程序是极为相近的。这里对信息进行的综合与配置,相当于系统方法对各组成部分进行的系统综合。这种“组合”、“配置”、“综合”,是创造性活动机制的集中表现。科学方法论专家贝弗里奇在谈到创造性思维的特点时指出:“想象力丰富的头脑产生大量多种多样的组合。”《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1页。他还认为:“独创性常常在于发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研究对象或设想之间的联系或相似之点。”《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系统方法为了揭示系统的结构和达到系统优化的目标,恰恰要求在各组成部分的综合中,形成“大量多种多样的组合”,从而在其中找到系统最优化的那种配合,以达到系统的最优功能。而发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研究对象或设想之间的”,尤其是发现那些原来以为这些对象或设想彼此没有联系的联系,对揭示系统的结构,实现系统功能的优化,往往会成为成功的突破口。 首先,发现未知的常规系统需要进行系统综合。在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大量存在着如下情况:某一系统在当时的科学理论框架内,原则是可以被认识和说明的。但由于系统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经过很多中间环节,不易被人们发现,或者由于各门科学和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进行研究,把相互联系的要素人为地割裂开来,致使人们以为这些本来相互联系的要素是一些彼此隔绝的客体,它们并不组成任何系统。当不受既成理论束缚的人通过大胆联想,对这些要素进行综合,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固有联系和系统的整体性后,那么原来的未知常规系统就成为人们已知的系统了。这样对未知常规系统的新认识又进一步丰富了原有科学的理论。实际上,对于某一客观对象的认识,不同科学所关心的可能是不同的一组变量,而这些不同的一组变量又可能是原有系统整体变量中的一组同态象,即是原系统中的某一个同态子系统。虽然两个同态子系统都从同一实际系统抽象出来,但又可能相去甚远,造成了彼此之间相隔绝研究。不受成见约束的人创造性的将它们综合在一起,从而才全面地揭示了原有系统的整体性质。而这种有关系统整体性质的新知识又是原有知识合乎逻辑的发展。这就是说,这种获取新知识的认识活动是在原有科学理论的框架内进行的。 其次,在系统优化理论和实践中,系统综合方法具有更为独到的创造性作用。系统方法的目的不仅在于对无限多的系统要素所形成的结构加以描述,而且要从中选出为特定的实践目标所需要的有价值的可行性方案。这就存在着以系统手段进行优化的问题。整体优化律特别要求对系统的诸要素进行创造性综合,从而达到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使输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合理地排列和分布,使其形成最佳的结构,减少相互抑制作用,增强相互增益作用,使部分的功能和目标服从系统整体的最佳目标,进而达到系统整体的最佳和满意状态。这里,如果没有对综合的创造性应用,没有对系统诸要素的科学组合,最优或满意目标是根本实现不了的。整体优化律认为,系统的最优状况是各子系统的熵的减少与系统熵的增加之间的差应该是最小的。熵是系统混乱度,即无序性的度量。在某一区域中建立企业,增加了该地区的有序性,熵值减少了,亦即负熵增加了,但却可能增加整个国民经济系统或更大区域子系统的无序性,对更大的系统而言,熵值却增加了。那么这种各区域的组合就构不成优化的经济结构。只有当上述二者的差趋向最小时,才构成系统的优化结构。这就需要对各区域的企业生产能力、设备状况、人口、资源、环境、交通、能源等要素,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综合考察,从中选择出最优组合。在不同方案中,最优组合的方案将是最具有创造性的方案。 综上所述,系统综合方法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功能。它要求人们打破传统观念和既成理论的束缚,大胆地探索,寻找事物之间的未知联系,在把部分综合为整体时,能够揭示出诸部分所不具有的新质态、新规律;它着眼于系统的最优效应,通过对系统各部分的创造性组合,实现系统设计的最优方案。如果说分析方法具有发现规律、发现真理的作用,那么系统综合方法不仅可以发现事物的系统规律,并且能够依据这些规律创造出满足人类需要的观念系统和人工系统。因此,系统综合方法完全可以称为人们认识对象、改造对象、创造对象的重要方法论武器。 四、系统哲学的其他方法 系统哲学除了以上所论述的方法外,它还包含着其他一系列的科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系统哲学的整体方法。系统哲学的整体方法是种特有的方法。这种整体方法不是马克思谈到的一些人所持有的“混沌的整体”的观察方法或研究方法,也不是孤立的即离开细节的片面的或原始的整体方法,而是“清楚的整体”的方法。用中国人的俗话说,就是“庖丁解牛”那样清晰的整体的方法,或者如贝塔朗菲本人所说的是整体“透视”的方法。简而言之,这里的“整体”是指事物的全部要素及其联系,是指完整的事物。 整体的方法在过去比较难以做到,因此人们称以往时代的哲学方法论是“分析的时代”、“非综合的时代”,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条件还不具备。在当代,借助于信息和控制技术,借助于数学和各种科学,特别是借助于计算机、电脑和其他现代手段,人们就可以直接、普遍地对各种复杂事物进行整体的认识和综合地集成。 整体的认识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例如,一架机器,如果把它分解开,就难于认识它的整体性能。对于生物来说,如果加以分解,可以说它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生物了。因此,对一系列事物,特别是当代的许多事物,要强调从整体上去认识,我们才能真正看清它的本来面貌。 运用整体方法,要特别注意优化的方法。我们不是为了整体而去研究整体,而是要使整体朝着优化的方向发展。这是系统哲学的整体方法同一般的整体方法的一大不同。 2.系统辩证的结构方法。对结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给予一定的注意。如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和生产关系。但是总的来说,哲学的辩证方法还没有上升到方法论高度对结构予以普遍重视。当代系统论对结构很重视,并使它成为一个普遍的方法,这是哲学方法论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进展。 结构方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有其结构的。只有一定的结构才能有一定的行为和一定的功能。结构改变了,事物的性质会随之而变化,相应的功能也不同了。因此从结构角度研究事物,是对以往从量和质角度研究事物的一大发展。系统哲学认为事物的结构有很多,由此形成不同的系统。如平面结构、立体结构、系列结构、时空结构、多维结构、网络结构、封闭结构、开放结构、简单结构、复杂结构、静态结构、动态结构、耗散结构、突变结构、核心结构、循环结构等等。因此结构方法是系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3.系统哲学的层次方法。系统哲学认为一切事物不仅是有结构的,而且也是有层次的。对于复杂的事物来讲,往往有许多纵横、内外、上下、多方向不同的层次。例如,对世界的观察,可以有宇观、宏观、微观等不同层次,还可以分为胀观、宇观、宏观、微观、渺观等层次。对于生物来讲,也可分为许多层次,如细胞、器官、个体、群体、组织、社会、超国家组织等七个层次。辩证哲学过去虽然没有明确引入层次范畴,但是它的两极概念也包含着层次的含义,如上与下、好与坏、高与低、整体与部分、横与纵、差异与矛盾等,但是不够完全,而且主要是讲极端的两极层次,缺少多层次的思考。当代科学的发展,对哲学提出了精确化的要求。因此,层次方法就日益成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个普遍的哲学方法。 依据层次方法,系统哲学认为人们在对事物的观察中,要重视介于矛盾或对立两极之间的层次。例如,上与下之间的中间层次、赞成与反对之间的弃权层次、先进与后进之间的一般层次等等。从许多场合来看,中间的层次是大量的、经常的,因此,如果仅仅看到对立的两极层次,那是很不完善的,用来解决问题就会犯错误。系统哲学的层次方法还主张对一个事物究竟有多少层次,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主观地用两层或三层的固定模式去看待,同时在看到事物的诸多层次时,要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去认识。层次方法在科学研究、企业和行政部门的管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推行的目标管理方法以及层次管理与层次决策,就是依据系统层次方法制定出来的。近年来有的城市,实行目标管理这一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4.系统哲学的序性方法。系统哲学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一个由诸多因素、诸多成分组成的有机系统。但是这些因素、成分之间并不是杂乱无章的,一切事物都有其序性,只不过这种序性之间存在着差异。系统哲学强调事物的无序向有序的发展和转化。所以,这一方法对于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来说是重要的。在当前来说,在改革和建设中理顺各种秩序,先改什么,同步改什么,然后再改什么,对于深化改革、推动改革和保证改革成功,具有重大的意义。 5.系统哲学的协同方法。系统哲学认为事物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乃至对立,因而是一个多种差异的统一体。这些差异在事物的存在、发展过程和进化中,固然有其排斥、对立乃至冲突与斗争的一面,但其主导的方面则是吸引、协调和互补。用当代系统论的一个分支学科协同学来讲,这就是一种协同。它是事物中最具有本质性的东西。天体演化中如果没有物质的协同,就形不成各种星球和星系。生物如果没有协同,就会全部毁灭。人类如果不能协同,人类就不能存在和发展。一个国家、民族如果不能协同,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就不能生存和进步。当然,对人类而言,协同有自觉的协同与非自觉的协同。系统哲学强调自觉的协同,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这种协同并不否认差异,反而认为差异是协同的依据;因此,它是差异的协同。运用系统哲学的协同方法,把我国亿万人民协调起来,把我国的各种经济活动协同起来,把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把政治、科学、教育、文化、法制等协调起来,就会大大促进我国的各项事业,使中华民族以新的姿态和风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6.系统哲学的工程方法。系统工程的方法早已有之,古代的许多建筑方法,如我国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运用了这一方法。但是,在当代,系统工程的方法则尤其引人注目。美国、苏联、中国的宇航事业的成功,无不得益于系统工程。系统工程不仅可以运用于自然科学和各项工程技术,而且也可以适用于社会科学和重要的科研任务、教学任务,甚至是企业、城市、国家的管理中。所以,“工程”的概念现在已经大大扩展了,日益普遍化和成熟化了。“系统工程方法”,也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运用。这一方法虽然名为“系统工程方法”包含着辩证哲学的内容,它要处理好各种差异的关系,所以,它是系统哲学的工程方法。系统哲学的工程方法,尤其具有实践色彩,它是组织管理的有效方法,有助于克服哲学的纯理论倾向,有助于使哲学同人类的实际活动密切结合起来。因此,把它作为普遍的方法,作为哲学的方法,也是当之无愧的。 7.系统哲学的优化方法。系统哲学强调优化或满意的解决问题,而优化方法的前提条件,就是在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方法中,它是相比较而存在,是个相对优化的概念。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在解决同一个问题过程的众多方法中,优化方法比其他方法投入少并能达到预期目的;另一方面是在解决问题所得的结果及达到的目的,比其他方法所得的结果比较优化。前者就同一个目的或目标而论方法优劣。后者是就方法与目的、目标两者而论优劣。优化方法采用前,有一系列的比较、分析、测算、论证、设计等大量的筛选工作,这个过程实质就是方法优化的系统过程。这是优化方法优越于传统方法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如“优选法”就是一个普遍的应用。 优化方法的优化标准是客观的。因为人类的价值追求就是要在改造和认识客观世界的一切实践活动中,都要尽可能的用低成本物质和精神的投入,以取得尽可能大的效益与价值。解决问题和达到目标的现实中,优化的标准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标准就是表征方法与目的是否优化的客观尺度。 优化方法实施的步骤。第一步,确定系统目标。也就是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可能,把总目标系统寻找出来,并把每个子系统目标的水准、存在的问题与其他目标的关系予以确认,通过综合比较,从整体优化的角度把总目标确定下来。第二步,进行系统综合,制定实施方案。建立模型,必要时进行仿真实验和理论计算,同样要根据目标对系统方案进行一系列的测算比较。第三步,具体实施或者求解模型。第四步,方法与目的的鉴定。选出满足目标的最佳解。第五步,决策。 在这里有两点应该说明,一是无论目标的确定,还是实施方案的筛选,也无论是具体实施和最后的结果鉴定与评价,都要运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优化方法要求决策者本身的素质要高,并配有先进的手段,还要有优化的组织实施形式。这里在保证手段先进的前提下,决策者是关键,组织优化是基础。二是要把优化法看成是个动态的系统过程,要把随机——目的——因果等各种动因考虑进去,一旦有某种涨落起伏,使优化整体能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各种环境的变化。 优化方法作为哲学上的一般意义的方法,不能穷尽该方法的所有过程,只能是抽象出更基本的原则。不过作为系统辩证学的优化方法,要坚持系统整体的要素、结构、层次、过程和中介的优化,坚持把目的、方案、手段、实施等不同阶段实行等级序列优化,那么这个方法就具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了。 8.系统哲学的开放方法。系统的开放方法是指系统与它所处的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过程中的协调有序的方法,也是系统与环境优化的方法。任何一个系统都是对环境开放的系统,只是在系统开放程度大小上有区别而已。 开放系统的概念是贝塔朗菲首先提出来的。他通过研究生命现象的新陈代谢、自我调节等特征,发现在生命与非生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生物学的“进化”系统与热力学“退化”系统相对立。生物学之所以进化是由于它能够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属于开放系统,是朝着有序程度放大的方向发展;而热力学朝着熵增加和无序浑沌方向发展,属于封闭系统。贝塔朗菲抓住系统开放性这个问题的关键,把生物与生命现象的有序性和目的性同系统的结构稳定性联系起来,并做出定量描述开放系统的数学模型。耗散结构理论同样揭示了系统开放性的重要意义。普里高津指出自然界的开放系统存在三种方式:热力学平衡态、线性非平衡态和远离平衡态。他指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不断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在外界条件变化达到一定阈值时,社会从原来的无序浑沌状态,转变为在时间、空间或功能上有序状态,形成新的有序结构。这是系统开放方法的理论依据。 所谓系统开放方法,是指在研究和认识对象系统时,必须把它放在环境大系统中加以开放性考察;在规划、设计系统时要有开放眼光,使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保证充分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使系统的减嫡趋势得以维持,并保证系统的有序度增强。 在运用本方法时,要注意这样几点:一是开放是动态的,系统的开放性也是在动态与过程中实现的,开放方法也要坚持在动态的过程中运用。二是开放性是由系统内在结构和功能的属性所决定的,开放方法应该由系统内在结构和功能展开的程度来运用。也就说要想使系统与外界开放,首先要从系统内部的结构改变着手,来使用开放方法。三是系统的开放有一定的度的限制,要掌握围绕系统整体优化这个目标进行开放,系统开放不是无条件的,是有条件的,要保证减熵的增加,防止正熵的流入。 在运用系统开放方法时,要注意分层次,按等级秩序进行。系统内的开放与系统外的开放要有机结合起来。在开放时,一旦出现正熵流,使系统产生无序因素时,要敢于使用封闭手段,进行内部有序化的治理和整顿,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整体,保证系统向整体优化的方向发展。“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是我国创造性运用开放方式的典型事例。目前,我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倡协商对话制度,增加政治“透明度”,也属于系统开放方法。科研中提倡发散式思维,就是指的思维上的开放性。开放的方法已成为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思维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自组织现象发生的必备条件。 总之,系统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具有许多具体的方法。可以说,系统哲学的所有规律、范畴,都能转化为哲学的方法或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以上我们只是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方法。人们从中会看出,这些方法大都具有其特色,具有新的意义,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人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因此,它们对于完善我们的哲学体系,指导人们的认识和行动,都是很重要的。 五、诸方法论(范式)之比较 1.分析范式(或分析—累加法、或还原论)。 (1)所有的事物可以分解、还原成要素,要素可以由其他事物替换,这是一种还原论的观念。 (2)要素之间存在着简单的线性关系,将所有的要素加到一起,便是事物性质的总体。因此,可以割裂开来要素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3)可以把要素的性质与规律加起来,推导出总体的性质与规律,换而言之,解决了各要素的问题,就相当于解决了整体的问题。 (4)要素及要素服从机械因果律和单一决定论,即一个原因必然决定一个结果,系统之间有着一条直线因果链。 (5)事物及要素是可逆的,不存在时间之矢,事物不进化,只是循环。 (6)在价值观上,认为要素好,整体一定好。 (7)在经济学上,不承认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认为国民经济不是微观就是宏观,否认多元经济的存在和多层次调控的必要性。 (8)在管理学上,不承认多层次管理跨度的存在。 2.矛盾范式。 (1)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包括阶级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与价值观,是立场、观点与方法。 (2)事物是一分为二,简称“两点论”,“两分法”,“一分为二”,即有优点也有缺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非典”、一手抓经济,“两条腿走路”。因此有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结局。 (3)事物有主要矛盾,矛盾有主要方面,有“突破口”,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只要能找到“突破口”就能有“以纲带目,纲举目张”的神奇效果。如“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中心’带一般”的思维方法。 在“文革”初期,我们批判了“合二而一”,认为事物只能“分”不能“合”。这样,“两点论”变成“一点论”的理论了。“文革”中,在群众运动中搞“切一刀”,分成“革命”与“反革命”,从而斗一批、抓一批;然后,在革命队伍中再“切一刀”,再斗一批、再抓一批。这样,反复分、斗下去,自然革命者越来越少,反革命者越来越多,“文革”失败就成为必然。 3.系统范式。 (1)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内在要素(原素)构成的。系统的整体功能就是3>1+2,其新系统(整体)的产生,是各要素在孤立时不具有的新性质的涌现。 (2)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整体结构具有复杂性。认识整体不仅仅要认识要素,还要认识要素之间的关系(比如现在的中国的产业结构,社会机构)。 (3)系统是进化的,有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在临界点上有多种选择突变的可能性和现象的不可预测性,系统行为轨迹不是绝对的,必然的。 (4)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行为。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领导结构(决定宏观效益);又如汉字太与犬(结构的序量),“木”、“林”、“森”与“火”、“炎”、“焱(质量互变);如宇宙是三类基本粒子(夸克、轻子、媒介子)和四种基本力构成的序列结构;人是由九十多种元素构成的有机整体;DNA是四种不同的核苷酸(A、G、C、T)在时空中不同排列,四种不同核酸构成了二十多种氨基酸,这二十多种氨基酸构成了全部的蛋白质,决定了生物的多样性,包括高级动物——人。 (5)系统的演化是多层次的过程。 (6)在价值观上,不要求每个要素都优化,只要求系统整体的优化。在一定条件下,优化只能是相对的,如飞机、汽车、机器的总体设计的优化要求。 系统哲学的方法: 1)系统的综合方法; 2)系统的自组织方法; 3)系统的整体方法; 4)系统的结构方法; 5)系统的协同方法; 6)系统的层次方法; 7)系统的分析方法; 8)系统的工程方法。它属于一种组织管理的方法(或技术),如优选法、统筹法、排队论、对策论、工程经济、综合集成、计算机模拟、搜索论等等。主要程序是:选择目标、系统综合、系统分析、方案优化、确定最佳方案、方案执行,其中还包括总体规划设计、系统建模与仿真等。这些方法适应于宏微观管理、社会系统的各个子系统。
第三节 系统哲学的价值论 价值论是一切哲学所具有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系统哲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它同认识论和方法论一样重要。系统哲学的价值论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价值论和系统论的价值论,同时在综合两者时又作了我们新的思考。 一、价值论的含义 1.价值论是指关于系统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哲学学说。它主要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各种系统物质的、精神的、信息的现象,及人们的行为对个人、集体、民族、家庭、社会的意义。 2.如果说某种系统事物或现象具有价值,那么就是指这种系统事物或现象对个人、集体、民族、家庭或社会具有积极意义,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成为人们的兴趣、爱好、欲望、目的所追求的对象。 3.价值是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而实现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兴趣和目的是多方面的,所追求的价值也是多方面的。“价值”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伦理学、美学、认识论以及所有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它在不同的领域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但就其共同属性来说:客体对主体有意义,并成为人们的追求对象,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价值论则是研究一般价值的理论。价值论在国外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产生,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得到迅速发展。在我国对价值的研究则是最近几年才开展起来的。系统哲学认为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大系统,价值系统是分层次的。在价值系统中,处于第一层次的要素是:系统物质价值要素、精神价值要素、文化价值要素、伦理价值要素和人的价值要素等。第二层的要素又把第一层次的要素看成高一级价值系统进行分解。在系统物质价值要素中,又分为自然价值、环境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在精神价值中,又分为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等;在文化价值中,又分为若干分支价值等。运用系统哲学的观点去研究价值问题,就要在研究过程中紧紧把握住价值的要素、结构和功能,把握住用系统的层次方法去研究。 二、价值观发展的历史过程 伴随着人类的产生、发展和实践的深化、认识的拓宽,人们对价值问题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在中国古代的人文科学中,曾有过价值问题的讨论。但是,没有明确的价值概念,也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理论。当时,智者在探讨人生理想和人的行为的评价标准时,围绕着义与利、忠与孝、理与欲、志与功、善与恶的关系进行的争论,同价值问题有密切关系,并在不同方面表示出他们的价值观。老子把“道”、孔子把“仁”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价值,孟子提出“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即为人所需要的,就是好的,就是善,揭示了人的需要与价值的关系。荀子强调精神方面的价值时,也肯定自然界万物“有用为人”《荀子·富国》。认为通过人的活动,可以使物“尽其善,致其用”,从而获得美好的、有用的价值。墨子最早提出判断理论的价值标准,“废以为刑政,观其中(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就是把是否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作为评价理论认识的尺度。王夫之也倾向于义与利、理与欲不可偏废的价值观。中国古代的人文科学价值观,大都是重义轻利、扬理(伦理)抑欲,轻视物质方面的价值,重视精神方面的价值,倡导以封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为基本内容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统治中国已达两千多年,因此中国也落后了数千年。在中国思想史上还有以重我轻物、全生保身、纵欲享乐为人生最高价值的价值观,如《春秋公羊传》中的“诸侯一聘九女”提倡一夫多妻制,小脚、太监、纳妾、姨太太、贞洁牌坊成为必然。 在西方哲学史中,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把追求善和美德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认为善和美德同真正的幸福是一致的。柏拉图认为,只有永恒的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有价值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把美德至善看成一切事物的最高价值。伊壁鸠鲁认为,人生应该追求的幸福和目的是身体无痛苦和灵魂无干扰的快乐,而快乐也就是至善,具有人生的最高价值。斯多葛学派则认为,只有德性才能使人幸福,而德性来自善良的意志,它要求摆脱一切快乐、痛苦和欲望的激情,要求节制。 在欧洲中世纪的哲学史中,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是永恒的、超经验的存在物,是全智全能全善的。因而上帝具有最高价值,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只有上帝所愿,才是有价值的。文艺复兴以后,资产阶级提出了尊重理性和人权,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提高了人的地位和价值。西方产生的人道主义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关于人的价值观。许多进步的思想家,都坚信科学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巨大的价值。培根指出:“知识就是力量”,肯定了科学知识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斯宾诺莎强调一切科学及道德哲学、教育学对于达到最高的“人生圆满境界”的价值。在19世纪,欧洲发达国家的思想家、哲学家,从广义的和一般哲学意义上来理解价值概念,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美学、知识和宗教的价值观,从而产生了现代发达国家的价值哲学。 在现代发达国家的哲学中,价值哲学到20世纪初形成。刘易斯认为,愿望、目的、效用、善、正义、德行、道德判断、审美判断、美、真理等等,都同价值或应当是什么有关,因而可以建立起包括经济学、伦理学、法学、美学、认识论和神学等领域的价值在内的一般价值理论。他们把一般价值论叫做价值哲学。在价值哲学中主要是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关于价值的性质问题。有的人认为,价值是愿望的满足;有的人认为,价值就是快乐;有的人则认为,价值是引起兴趣的任何对象;还有的人认为,价值是以某种方式被享受或可享受的质,是纯理性的意志,有助于提高生活的任何经验,是第三本质的理解,是人格统一体的对照经验,是事物作为手段对实际达到的目的关系等等。 二是关于价值分类问题。培根把价值分为道德、宗教、艺术、科学、经济、政治、法律和习惯等八个领域。刘易斯把价值分为五种形式:(1)对于某种目的的效用或有用性;(2)外在的或作为手段的价值;(3)固有的价值;(4)内在的价值;(5)参与的价值。 三是关于价值的标准问题,集中在六个方面;(1)快乐的份额中寻求价值标准;(2)对于爱好、选择的根本洞察;(3)是一理性规范的系统;(4)是理性的全体和融贯;(5)生物学上的生存和调节;(6)神学中神的启示等来作为价值的标准。 四是关于价值与科学所研究事实的关系。人的灵魂价值经验与独立于人的实在的关系,即价值的所谓形而上学的性质,也是价值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现代西方国家价值哲学的流派很多,看法不一,但对我们研究价值问题也有一些可供借鉴之处。 三、唯物辩证论的价值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价值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黑格尔在创立他的唯心的辩证论时,曾对价值问题予以很大的重视,在这方面有不少的阐述。黑格尔的伦理思想、美学思想,也是其价值论思想的体现。所以,价值论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黑格尔的价值论涉及许多具体的价值问题,但是核心的东西是他把辩证论哲学贯穿在其关于价值问题的各种论述之中。黑格尔认为:一切价值都是辩证的。黑格尔谈到,价值本身是对立的。如善与恶、美与丑、黑暗与光明都是对立的或矛盾的东西。黑格尔又认为,价值是可以转化的。价值有自己的“度”,超过了度,好的可以变成坏的,善的可以变成恶的。黑格尔还认为,价值观念是可变的。在一个时代认为是善的东西或者是德性,在另一个时代就未必这样认为。黑格尔还强调价值的相对性。例如对于“恶”通常都认为它是绝对坏的东西,但是他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恶”也可以推动历史的发展,因此就有相对性。黑格尔关于价值的这些思想是很深刻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价值论思想,同时又对它进行了唯物主义的革命的改造,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论思想。首先,马克思强调价值是客观的。他说过,价值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确实,如果一个事物本身没有价值的话,那么它无论如何也不会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有些人看到事物的价值依人的利益或需要而有所不同或产生完全相反的看法的情形,便认为价值是主观的,完全依人的意志而定。马克思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这样,马克思就坚持了价值论的唯物主义观点。其次,马克思也谈到价值与人的利益和需要有密切的关系,谈到主体因素对价值评价的重大影响。他以音乐为例,说明不同需要的人或具有不同审美观的人,对音乐的感受有巨大的差别。再次,马克思强调了价值论的辩证性。他以资产阶级为例,说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指出这种作用是矛盾的过程。这就是,一方面肯定资产阶级曾经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揭露了资产阶级造成一个产生种种罪恶的社会。但是,马克思认为不合理的社会可以通过人的奋斗而转变为合理的社会,他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学说,就反映了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同时也揭示了价值的辩证转化性。此外,马克思对人的价值予以突出的重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关于人的权利、自由、价值等论述,至今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所以,马克思对价值论的形成,奠定了唯物主义价值观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一般本质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价值是一种关系。它是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能单纯归结为人的主观愿望,也不能单纯归结为客体的属性,而是主体的需要与客体的属性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 2.价值有其客观基础。价值同人的需要有关,但它不是由人的需要决定着,价值有其客观基础。这种客观基础就是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所固有的属性。价值不单纯是这种属性的反映,而是标志着这种属性对于个人、社会和集体的一定积极意义,即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成为人们的兴趣、目标所追求的对象。 3.价值是多方面的。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各种系统物质和精神的现象的属性也是多方面的,因而可以满足人们各种不同的需要,具有不同的价值。就客体的属性满足的主体不同需要而言,价值又可分为物质的、经济的、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法律的、政治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价值等等。 当代系统论对价值问题,也给予了重视。贝塔朗菲认为系统哲学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就是价值论。他认为系统学第三部分是研究人与他的世界的关系的,在哲学术语中被认为价值。他强调系统论绝不是只见物不见人的理论,强调系统论绝不会使人变成机器的附庸或牺牲品,人的价值是会被否认的。但是,贝塔朗菲的论述极为简单,未能具体地展开他的上述思想。 四、系统哲学的价值观 1.系统哲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系统论的价值问题的研究,形成自己的价值观。 价值是指系统的价值,即系统的物质和精神的价值,也就是物质、能量、信息的价值。所谓价值,就是指客体系统对于主体系统具有积极的意义,它能满足人、集体和社会的某种需要,成为主体的兴趣、意向和目的。也就是说表示系统客体与主体所具有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意义。人们所说的价值关系,就是系统的意义和关系。积极的意义和消极的意义,都是价值的关系,只有性质不同。积极意义的价值关系,称为正价值,即价值;消极意义的价值关系,则为负价值。因此,系统哲学所讲的价值,一般指正价值,是一种系统与系统间的功能关系,对系统主体有积极意义,并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体现出这种系统价值。因此我们首先强调价值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多元的价值体系。一切物质的东西、精神的、文化的东西都具有其价值,都处于一定的价值系统之中,并具有一定的价值位势,因而价值既是客观的,又是多样的和相互联系的,而不是主观的、单一的、彼此孤立的东西。例如,就社会的人而言,工人有价值,农民有价值,知识分子有价值,因而构成了人的价值的客观系统。又如,就精神产品而言,有理论,有艺术,有各种科学,也形成精神的价值系统。再如,从价值的结构来看,也是一个系统,如劳动价值、自然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等等。具体说来,在劳动价值中又有脑力劳动价值、体力劳动价值、二者相结合的劳动的价值;简单劳动的价值、复杂劳动的价值等。在自然价值中,有资源价值以及地球、大气、阳光、水源、风力、景观等价值。在社会价值中有潜在的价值、现实的价值、历史的价值等。所有这些就构成多种多样的价值系统。过去,人们只看到某些事物的价值或者看到事物的对立的价值,并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现在看来这是片面的。例如,如果只看到劳动价值、经济价值,看不到自然生态的价值,就会影响到我们对经济工作的认识,影响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世界上一些国家利用旅游事业去发展自己经济的成功事例,告诉我们必须重视自然景观的价值。我国生态系统出现的一些问题,使人们认识到空气、水源、阳光等环保价值的重大意义。所以,系统地看待事物的价值,是系统辩证学价值论的一个主要着眼点。 2.系统哲学重视人的主体利益和需要对生态价值带来的影响,承认价值不光是客观的东西,而且与主观有密切的联系,强调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否则不能做到人类与生态的互相促进及可持续演化。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一切事物都有其价值,但是价值又随着人们的主观认识才能发现、才能实现、才能正确予以评价。人把自己的主观需要、利益深深地渗透到对一切事物的价值认识上。因此,从主客体中介系统关系去研究价值问题,是当代价值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系统哲学所要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才能使主体——中介——客体的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 3.系统哲学认为价值评价也是一个系统,并且在价值理论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无价值的?什么价值大、价值小?什么是负价值?这都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参照物。由于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由于历史发展的辩证性,因此这个参照物必须是多元的辩证的价值标准体系。如果简单化、一刀切,用一把尺度去衡量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那就势必导致片面化和思想僵化。多年来,我们对人、对干部、对群众、对事、对文艺作品、对科学理论、对企业、对世界、对历史、对社会往往都是用单一的尺度去剪裁,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所以,提倡多样化的或多元的价值标准,是克服思想理论工作和社会生活单调、贫乏、僵化、没有活力的一剂良药。 系统哲学的价值观有自身的特点:一是用自组织涌现、层次转化、结构功能、整体优化和差异协同的基本规律来看待价值体系,它更注重系统整体的价值、系统优化的价值、系统涌现的价值和系统演化的价值。这是因为系统哲学的价值观是研究系统的一般价值体系。二是重视价值关系,主要体现在系统的结构层次所决定的系统的功能之间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讲价值的本源,在于系统的结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功能;这种主体——中介——客体之间功能的相互关系,以及表征价值的体系等,是我们对传统价值观的一个补充和发展。 目前讨论的系统价值观与经济学中的价值观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对经济学中的价值范畴作过深刻的科学分析。价值指的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页。经济学中的这一价值概念与系统辩证学价值概念有所不同,但与使用价值相近。马克思说:“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并存在”,“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8页。他还说过,使用价值就是“表示物的对人有用……的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326页。价值与使用价值称为“商品的二重性”,而这种商品的二重性是由“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马克思曾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它“最初无非是表示物对于人的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326页。系统哲学中的价值概念要比经济学中的使用价值概括性更高,适用范围更大。下面就价值的属性进行阐述。 系统价值的属性,主要包括社会性、实践性和客观性。社会性是系统价值的本质属性,客观性是系统价值属性的基础属性,而实践性则是社会性与客观性的中间环节,是关键属性。三者间同是价值属性中不可分割的属性,它们在系统功能的相互作用中来体现价值。 1.系统价值的社会属性。它主要是指系统价值与人们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需要、利益、兴趣、愿望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社会中,人们的价值标准由于受社会的影响,不同社会的需要、利益、兴趣、愿望往往不同。因此,对利害、是非、善恶、美丑等往往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一般地说,一定时代的人们的价值标准,总是植根于人们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生活条件必然受当时社会历史的制约,总要留下社会历史的印记。人们物质生活与人文社会条件变化和发展,人们的价值标准和所追求的价值及其构成迟早要相应发生变化。因此,价值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主体随社会的发展,需要也在发展,并显现出多样性;而客体也随社会的发展,进而深化,并显现出其属性的无限性。主体的需要与客体的属性随社会而不断发展,系统价值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因此,价值属性与社会关系范畴,表征着价值的社会性。一方面,价值离不开人与人的需要。客体的好坏,美丑真假,有用无用都是对人来讲的。那种脱离开主体而讲客体就是价值,价值就是财富的观点是不科学的。价值不是纯自然属性,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价值离不开客体。客体的属性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客体对主体的作用是价值关系的客观基础。如果面包没有养分,就不会成为食品;水不能灌溉、发电、饮用,它就不能同人构成价值关系,获得“益”与“利”的评价。所以,价值离不开客体。综上所述,价值离不开客体,也离不开主体,同时也离不开中介系统,但不能归结为单纯的主体或客体。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互相作用的结构。 2.系统价值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是指它的构成因素,如主体及其社会需要和客体及其属性、社会属性是客观的;系统事物对人和社会的意义是客观的。系统的价值意义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在这一点上,价值的意义是确定的、绝对的、客观的。实用主义不因资产阶级喜欢而对全人类都有价值;马克思主义也不因资产阶级反对而失去对无产阶级的意义。也就是说,一方面,价值不由人的需要来决定,但也离不开人的需要,离开了人的需要,价值判断就不能进行。另一方面,价值不由客体的属性来决定,但也离不开客体的属性,离开了客体的属性,价值就失去客观基础和源泉。所以,价值是人的需要与客体属性相符合的特别规定性。人的需要是客观的,客体的属性是客观的。需要与属性相符合也是客观的,因此说价值具有客观性。 3.系统价值的实践性。系统事物所固有的属性多种多样,可以在不同的方面对人有价值意义。但客体的属性,往往不会自动暴露出来,更不会自动地满足人。即使这些属性是直接地呈现在人们的感觉面前,而人们未能意识到它们对自身有用;即使意识到它们有用,而不掌握使用方法,它们也不会作为人们所追求的价值对象而存在。人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在现实的人同客体的实际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即在社会实践中确立的。只有通过社会实践,人们才能发现客体及其属性对主体的实际意义,并自觉地建立起同客体之间现实的价值关系。只有实践活动,人类才能发现和掌握客体属性的使用方式,并与人的需要相结合,使价值得以实现。因此,实践性是理解和把握各种价值现象的交结点。 五、价值与真理的辩证关系 价值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认知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人的认知活动,一方面在于人们是否能正确地反映系统事物的本质特性及其规律,即真理性问题;另一方面,在于正确评论系统事物的利弊、善恶、美丑的问题,即价值问题。在实践中价值与真理包含在认识与实践活动之中。 价值与真理同属认知活动所追求的结果的两个方面。主客体是认识与实践活动的物质承担者;认知与实践又是认知活动的方式与过程;真理与价值则是实践与认识活动的目标与后果。 真理是(正)价值的内在结构,(正)价值是真理外在的人文表征。 所谓真理,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也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表征,标志着通过实践与认知活动,实现主体向客体不断“接近”和不断的互相作用。真理具有客观性。真理是客观的,它具有不以认知主体的意识为转移的本质。由于系统的运动变化和人类实践活动的进步,真理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列宁指出:“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列宁选集》,第2卷,第121页。这说明,真理的客观性是对真理的内容而言。真理是客观的,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的内容”是客观的。内容的客观性是不依赖于主体的意识,是对客观对象的正确反映。人们承认认知对象的客观实在,是正确反映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为前提,把真理看作是同客观对象相一致,相符合的认知,是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对客观对象的正确反映。真理具有具体性。列宁指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全集》,第1卷,第507页。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并处在一定的时空之中。真理具有价值性,这是指真理具有伟大的价值,是真理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真理对人类有用,就是说真理有价值。真理对系统本质规律反映越深刻,它的价值也就越大。真理具有认知的功能和实践的功能。 关于对价值与真理的辩证关系,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探讨。 1.价值与真理都是客观的。价值与真理都是客观的,但有所不同。价值的客观性,在于主体需要的客观性和满足需要的过程及条件是客观的。价值客体的存在和其属性在这里主要是作为价值的对象和前提而有意义,主体的需要和达到价值目标的潜在能力才是价值的本质。价值在主客体统一的关系中,更侧重于主体性。而真理的客观性,在于其内容具有不依赖于主体,力求排除任何主观成分的性质,更多的代表着客体一方,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真理与价值,各从一个侧面反映主客体之间的二重关系,即反映与被反映、利用与被利用、改造与被改造的相互关系。 2.价值与真理是人的自觉意识。价值与真理体现了人对于认知与改造世界的两个尺度——即系统的客观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的自觉意识。马克思说道:“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外在尺度,是用来表示作为真理性的认识和其外部对象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标准或标志。认知只有和它的对象相符合时,才能成为真理。而内部尺度,则认为真理是一个认知的复合体。这种认知复合体有其自身的内部联系,它所以成为真理,有一个内部的标准,即内在尺度,那就是真理自身的系统性。真理是由概念、判断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而组成的系统。系统性是真理的内部规定性,在真理两个尺度的统一中,人们来把握真理。 3.价值和真理的统一性是实践的本质。实践是指人们有目的地探索和改造世界的社会物质活动。“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和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愿望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意识。列宁指出,实践不仅是真理的确定者,而且是价值的确定者。他说:“……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实践和认知活动具有这样的特性:一方面,系统主体根据自身需要去掌握和占有系统客体,使系统客体服从主体的利益和目的;另一方面,系统客体以特有的属性与规律作用于主体,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这是主客体之间在实践过程中的价值关系。真理的价值就在于实践,在于实践的客观性和社会性。马克思把真理与价值高度的统一起来,以实践来实现人类的解放,即运用客观真理来改造旧世界,开创一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新世界。 4.价值与真理在辩证关系中的统一。在认知和实践活动过程中,真理与价值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价值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在以实践为基础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 一是真理与价值在区别基础上的统一。真理与价值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和相互连接在一起。真理之中有价值,价值背后有真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本身,就包含着价值的目的;真理是具体的、全面的。真理对于人类具有很高的价值:提供认知活动正确的结果,开辟认识深化的道路,是真理认识和社会实践的价值所在,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指南和精神武器,实现一定价值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必经途径。真理对真实性的把握是价值的基础和实现价值的保证,任何价值都以价值客体及其属性的真理存在,主客体之间以一定的真实关系为基础,才是真实的价值。凡是确有价值的必有真理;凡是失去真理的必定丧失价值。由此可见,真理与价值在互相区别基础上又是统一的。 二是真理与价值在实践中互相转化。真理具有价值,真理能导向人们的实践去追求价值目标,这是真理走向价值的表现。价值具有真理性,价值能导向人们的实践去追求真理,这是价值走向真理的表现。在真理与价值的相互过渡达到统一的过程中,社会实践是两者统一的动力。这里说明一点,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性,是受实践水平和历史制约的,又是在实践中不断地突破限制走向更高层次的统一。这种运动发展过程,就是真理和价值从有限走向无限的过程。 三是真理与价值的标准在实践中回到统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也是检验价值的惟一标准,是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而且是真理与价值统一的标准。 总之,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表现为相互联系的全面关系和动态过程,在于它们的共同标准和统一结果之中。 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首先,真理与价值导向认知论的发展。价值与真理是认知论的重要内容,它是认知与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认知论不仅回答价值问题,而本身就有很高的价值。面对实际,研究价值理论,是实践向认知论提出的要求,也是系统哲学认知论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其次,价值问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评价的尺度。对于加速把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价值问题是把认知转化为实践具有飞跃的意义的。再次,价值导向实践的深化。建设具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包含着把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也包含着认知中国国情的问题和为实现中国人民崇高的价值理想和奋斗目标的伟大过程。为了使中国人民把握自身奋斗目标的巨大价值作用,就有一个加强宣传和教育的过程,使人民有一个统一的真理与价值认知,才能自觉地围绕奋斗目标把改革顺利进行下去。 六、人的价值问题 系统哲学认为人的价值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给予高度的重视。人的问题很复杂,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人的价值问题。它涉及到人的生存、发展、教育、智慧、素质、能力等一系列问题。一个社会能否发展和进步,与能否发挥人的价值,关系极大。而人的价值又与人才、智力有关。因此,人的价值研究将涉及到人的培养、教育、使用,涉及到人的自由、民主、权利、幸福、贡献,涉及到人道主义、伦理、道德、人才、管理、心理、社会等一系列的学科。这样,就要求我们把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价值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去看待,才能给以深刻的认识,并科学地指导我们的有关工作和活动。 1.人的价值。所谓人的价值,是指一个人及其集团的价值取决于他们对整个社会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作出贡献。贡献是人的价值的实质和核心;享受是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的条件和手段。人的价值实质上是现实社会价值在个人身上的表现。 目前社会上有部分人对人的价值有些糊涂的认识。有的认为人的价值是个人意志和个人观念;有的则认为人的价值就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还有的认为人的价值就是需要者、消费者、享受者;更有甚者认为人的价值是孤立的个人的封闭式的自我满足。这些说法都是不完整的,因为人的本质是他的社会属性,离开了社会,离开了集体,人就不称其为人。马克思说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论述人的价值不能脱离社会和集体,只有把个人与集体相联系,人的价值才能显示出来。系统哲学认为,人的价值要以社会为前提把个人与集体辩证地统一起来,才有现实意义。否则,把个人抽象化、绝对化,就会导致个人主义;同样把集体(社会)抽象化、绝对化,也会导致以集体为名,压制个人为实,导致集权和官僚主义。讲述个人价值,必须坚持系统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和开放性。 人的价值本质及其最终目标,取决于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的艰苦奋斗,为事业、为人民、为他人和为社会的贡献;人的价值是在社会中实现的,也必然要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们讲的奋斗、勇敢、贡献是指人的积极的价值;相反,官僚、特权、巧取豪夺、投机钻营等是消极的价值。这里我们讲的人的价值是指积极的人的价值。讲尊重人的价值,就是在社会集体、公正平等的原则下,实际上就是尊重人创造价值的自由。 2.人的价值的评价问题。人的价值评价标准是客观的。马克思说:“我们的需要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是以社会的尺度去衡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92页。人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不是凭个人的主观臆断,而是以社会的客观尺度去衡量和评价的。一个正确的评价,是看个人或集体,包括阶层、政党、民族对人类及其社会的物质与文化需要的贡献,作为尺度来评价人的价值或对人进行评价。相反,就是歪曲的评价。不看人的贡献,而只片面地强调出身、政治面貌、社会职务、资历、学历、性别、年龄……来进行评价,这是一种片面的价值观。 价值的标准是以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改变,即价值的标准是有条件的,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文明人认为是善的,野蛮人不认为是善;某个时代认为是善的,另一个时代认为不善。善恶的规定性是根据人的实践活动的深化而发展。对价值的标准,尼采有这样一段论述:“凡是增强我们人类力量的东西,力量意志,力量本身,都是善;凡是来自柔弱的东西都是恶。幸福是一切力量增长的阻力被克服的感觉。”尼采:《上帝之死》,第44页。当然尼采的价值观有其主观的方面。他还说:“当我们谈论价值,我们是在生命鼓舞之下,在生命的光学之下谈论的;生命本身迫使我们建立价值;当我们建立价值,生命本身通过我们评价。”尼采:《偶像的黄昏》,见《尼采全集》第8卷,第88页。尼采在这里提出了生命本身就是价值的标准,这话有他的局限性。但可以肯定价值对生命才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人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一直把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需要、先进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需要,都看作是事物的社会意义价值评价的客观标准。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8页。列宁也说过,生产力的发展乃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 人的价值与对人的评价问题,必须了解他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不能一好百好、一坏百坏,以偏概全。例如,对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的评价,我们就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1949年,毛泽东正确的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他的讲话太深刻了、讲得太对了,但是他的悲剧也在于只“走完了第一步”,没有迈出第二步。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走完第一步”的人也不乏其人;因此,他的主要错误是1953年过早地摈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理论与实践,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道路走下去。 树立新的人的价值观念,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有史以来人们都把战争看成不可避免的和天经地义的,很多人把战争看作是表现人类优秀品质的天地:大无畏、勇敢、牺牲等。而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大无畏、勇敢、牺牲的革命精神也能在和平环境中表现出来,其价值不低于在战争中所表现的精神。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设想,就是和平发展的思想,就是一种系统的思维,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二极思维。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气魄勇于在政治上对话,这比用武力解决问题要强得多。在现实国际生活中,各民族、各国家的命运联系得更加紧密,各国人民产生的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物质价值都有浓厚的国际化色彩。 3.努力实现人的价值。追求价值不仅是人们活动的一种目的、一种意向,而且是人们积极从事各种活动的最终动因。人的价值是体现在为社会作出实在有益的贡献。实现人的价值首先是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奋斗,最后还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社会要尊重人的价值,就必须创造必要的条件,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的良好社会风气。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潮流和形势,为人们创造更大的价值提供了较优越的条件。我们应当立足现实,不怨天尤人,珍爱自己,关心他人,贡献社会,脚踏实地为中华的振兴,为祖国的繁荣,努力奋进;勇于创造人生价值,用有限的生命创造和实现人的最大价值。 以上分别论述了系统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从系统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来看,它们都是其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其丰富内容在各方面的揭示。充分认识系统哲学的这些具体理论,才能发挥其重要功能,有力地推动时代的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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