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世界经济秩序：走向系统范式

一、思维范式的转换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范式。所谓范式是指某一科学家集团在某一学科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学科的一种传统并为该学科的科学家规定了努力的方向。可以更加广义地把范式看作是某个时代人类共有的对事物的见解、思维方法及思维框架的总称。库恩认为，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库恩称之为范式转换（或转变、演变）。用库恩的范式观念考察自16世纪以来人类的认识活动，不难发现，400多年来我们的思维几乎被一种力量统治着：笛卡儿和培根所开创的“分析”的范式（也即哲学上的所谓分析传统）。

分析范式的基本假定是：（1）所有的事物可以分解还原成要素，并且要素可能由其他事物替换。这是一种还原论的观点。（2）要素之间只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将所有的要素加到一起，便得到事物质的整体。因此，可以割裂相互联系来研究要素。（3）可以把要素的性质和规律加起来推导出总体的性质和以简单性著称的规律。换言之，解决了各个要素的问题，就相当于解决了整体问题。（4）事物及要素服从机械因果律和单一决定论，即一个原因必然决定一个结果。以此类推，事物之间存在一条直线因果链。（5）事物及要素的运动过程是可逆的，不存在时间之矢，因此事物不存在进化发展。（6）在价值观上，认为要素好，整体一定就好。

分析范式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以分析作为逻辑思维起点的科学方法论，是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思维范式。在哲学上，分析范式不仅造就了至少在19世纪中叶以前全面统治人们头脑的机械论，而且时至今日它仍是一种主流的哲学传统。在自然科学方面，它是全部经典理论的基石。在生产方面，它不但引发了成为现代社会基础的“工业革命”，也导致了专业化、分工协作和流水线生产。在管理方面，它的典型代表是“泰勒制”：通过将生产过程进行细分化来排除所有的浪费，促进科学的合理化管理。在经济学上，它成就了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主义：在经济过程中，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达到均衡，即通过自然价格机制实现需求和供给平衡，等等。

20世纪以来，分析范式开始受到相对论、量子力学等方方面面的挑战。特别是自40~50年代以来，随着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自组织理论、复杂性科学等为代表的系统科学理论的发展，一场范式转换的革命正在发生，这就是全新的系统范式开始逐步取代分析范式。

系统范式的基本假定是：（1）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内在要素（层次）构成的系统。系统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整体产生出其要素在孤立时所没有的新质（这种性质称为“突现”）。因此，不能再用在孤立态时的性质和规律来解释系统整体的性质和规律，即还原论是不可取的。（2）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整体结构具有复杂性。认识整体不仅应立足于认识要素，更重要的是应立足于认识要素之间的关系。（3）更大系统服从要素之间以及要素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正是系统内、外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系统自组织地生存和发展。（4）系统是进化的，它必然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这是不可逆的。（5）在价值取向上，以系统整体功能的最优化作为最高目标，以此作为评价要素及其运行方式合理性的标准。

总之，系统范式为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的分析范式大相径庭的全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现存的世界经济秩序

邓小平曾说过：“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就世界经济秩序而言，根据邓小平的观点，我们可以明确两点：第一，有一种国际经济秩序是现存的；第二，这种现存秩序是过时的，必须用一种全新的秩序取而代之。那么，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怎样的呢？它在何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又在何种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呢？我们如何评价它？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审视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

1.一体化

“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一体化”等，在眼下的世界经济学科的论著中是出现频度很高并颇为时髦的术语。许多人相信，最近10多年来全球资源控制、全球市场开拓、全球经营竞争，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正逐步走向互相渗透、横向联合、广泛合作、利益共享的新阶段，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整体。但这种关于一体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

客观评价所谓的“一体化”，必须看到：

第一，如果一体化是指世界上所有国家在经济交往中都放弃主权而融为一体，那么，这种情形过去不曾有，将来很长的时间内也不会有。在现存的国际秩序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相互依赖并不是对称的、平等的，因此，其中有共同利益，但更多的是利害冲突。能否相互合作而成为一体，还要看具体条件，包括协商和竞争的结果。

第二，如果在国际开放性的意义上理解一体化，那么，一体化的图景是真实的。从任何方面看，在现阶段闭关锁国都是过时的和行不通的。

第三，如果在统一的世界市场的意义上理解一体化，那么，一体化的图景也大致是真实的。不但存在着世界性的商品市场，也存在着世界性的生产要素市场，不过这个统一市场是很粗放的，很不规范，很不完善。

第四，跨国公司并不是通向一体化的理想载体或者说环节。首先，跨国公司的行为是按照全球资源最佳配置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来进行的，这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导致生产的集中与垄断，从而与市场经济的原则相悖。其次，某些跨国公司往往追求短期行为。如利用转移价格的手段转移利润，野蛮掠夺资源和转嫁污染（极端的一个例子是向他国倾倒核废料）等。再次，跨国公司可能会侵害到民族国家的主权。

2.非均衡

我们传统的观念认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重要规律。事实上，二战以来40多年的历史表明，不仅资本主义，而且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是非均衡的。突出表现是：

第一，美国经济的衰落。冷战后硕果仅存的美国并未实现经济上的一国独霸，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已是明日黄花。二战后，美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所占份额在40%~50%之间，到20世纪90年代下降为20%~30%左右。尽管如此，美国仍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巨人。

第二，西欧经济长期滞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欧的经济滞胀余波至今未消，整个欧共体现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所占份额仅在20%上下。

第三，独联体在低谷徘徊。曾是世界第一的苏联，从70年代始经济就全面滑坡，解体后更是大伤元气，至今未见恢复。

第四，亚洲和东南亚经济异军突起。日本创造了二战以来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现已雄踞世界第二，但从90年代开始至今，经济处于低迷状态。70~80年代以来，“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更是格外引人注目。有充分理由认为，世界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已转移到东亚。

就总体表现而言，当今世界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南北差距拉大，马太效应加剧。80年代以来，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即南方）经济状况普遍恶化，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地位日益下降，与发达国家的两极分化日渐加剧。第三世界内部也存在两极分化：一端出现一些新型工业化国家，另一端却留下40多个最落后国家。当前的世界经济发展是极不均衡，也是极不合理和极不公正的。

3.多极化

多极化是非均衡的必然结果。由一、二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经济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已经来临。美、日、欧共体是公认的当今世界经济的三极，也应该把中国、东盟看作第四极，把未来的印度、巴西看作第五极、第六极。每极又力图把周边的国家吸引过来，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甚至组成某种一体化经济集团，从而加强自己的地位。当今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贸易的集团化正是这种趋势的一种反映。

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贸易的集团化，从本质上讲，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市场和资源的一种安排，是对其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定。其消极后果是：（1）使南北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这和非均衡形成恶性循环），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更加突出，也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分化，使南南合作的分裂加速。（2）发展中国家更加“边缘化”。（3）虽然区域和集团内部的相关性加强，但对外则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而后者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目标不尽统一。（4）虽然集团以经济总量的增长推动世界经济总量增长，但增长的内外不是平衡的。这其中潜伏着隐患和危机。

4.市场经济

随着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世界上除了几个微不足道的例外，市场经济在现存的世界经济秩序里取得了全面的支配地位。

市场经济的胜利被认为是建立在计划（审批）经济的失败的基础之上的。计划（审批）经济有两个最基本的预设：一是全息性预设，即政府能够掌握一个国家全部的经济活动以及与之有关的其他领域活动的信息；二是共益性预设，即由政府代表的国家、集体（单位、企业、社区）、个人三者利益完全一致，没有冲突。但显然，这两个预设有致命的缺陷。只有全知全能、无所欲求的上帝才能做到这两点，而上帝是不存在的。

但市场就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机制吗？无论是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学派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论、以瓦尔拉为代表的数理学派的一般均衡论，还是非瓦尔拉学派的理论，都主张市场有自动均衡的功能，或至少是趋于稳定的、可有效调控的。这样，市场就被认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机制。然而，市场本身是有内在缺陷的，“市场失灵”或“市场失效”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市场经济不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

人们期望用计划来弥补市场的不足，但在操作上，却游荡于计划与市场“非此即彼”的两极之间——市场的“全面胜利”就是明证。就是说，在现存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我们尚未找到一种最有效的方式连接计划与市场，使两者结合起来。

5.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存在鸿沟

自凯恩斯革命以后，人们认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微观与宏观之间的鸿沟已被填平。这种说法本身不仅过于乐观，也与事实不符。比如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股票暴跌），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就暴露出这方面的问题。而且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地区经济区域化和贸易集团化，所谓宏观被认为可能超越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同样地认为微观的内涵亦大大丰富了，超越了过去的微观。而当前实际情况是，政治上民族国家分立的局面，与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并且政治目标不会让位于经济目标。这样，如果把典型的跨国公司作为微观经济单位，那么，它们不可能在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统一的大市场正在形成并正在完善，也还没有建立在其上的“中央集权式”的统一的调控体系。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微观与宏观之间存在鸿沟，这显然制约着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主动性和有效性。

6.经济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经济化

经济、政治、文化作为社会整体系统的三个要素（或子系统），彼此的关联在当今已是无需争论的事实。经济活动被赋予政治意图和政治目的，用政治手段实现经济目的，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受挫、政治出马，政治搭台、经济唱戏，已是司空见惯。1991年美国在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的终极原因也许应追溯到石油价格上面。有一类例子是用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技术手段（如经济技术合作、援助等）在他国扶持敌对势力，培植代理、买办以及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等活动。这方面一些跨国公司做得还要过分些——它不但向他国输入商品，也输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但争夺别人的市场，也占领别人的意志。这就是当前为一些学者所警觉的文化殖民主义浪潮。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政治一旦和经济结合起来，会产生无比巨大的威力，而这种威力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世界现存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性；加剧两极分化，使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7.世界三大经济组织苍白无力

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作为全球经济三大组织，在调节和维护世界经济秩序方面或多或少地起着一些作用，总的来看差强人意。首先是它们受制于章程，只为其成员国服务。其次是尽管它们也追求公正和平等的目标，但由于不可能顾及到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状况的差异性，从而客观上也不能在各成员国之间创造一种平等的竞争环境。关贸总协定旨在成员国中提供一种经济贸易普遍的行为准则，但由于缺乏具有强制力的仲裁机构，该协定对100多个缔约国的约束力是有限的。贸易自由化，常被各国之间此起彼伏的贸易战所打乱。该协定实际上充当着双重角色：既是国际贸易的一个协调机构，又是工业发达国家间争夺利益的一个斗争场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情形，亦大抵如此，他们的作用需要大大改善。

综观现存世界经济秩序，可以看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囿于分析范式的框架里的：

第一，在我们的视野里，是一个个的民族国家，它们只是个别，是要素，尽管也存在彼此关联，但还没有一种力量把它们真正凝结成一个统一整体。它们在动机上是自利的，在行为上是各自为政的。如果说合作毕竟是真实的，那也是为了自利，至多是为了互利，还看不到它们是为了某种共同的整体利益。一体化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新东西，但不如我们期待的多。如上所述，一体化还不是一种整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斯密式的功利主义普遍盛行，每个国家都认为自我发展了，就可以为世界整体发展作出贡献，但在现实中往往被证明是一种神话。

第三，我们缺乏一种整体进化（发展）的观念，我们应学会对别国的发展负责，对全球整体负责。

第四，自利使各个国家之间的发展极不均衡，两极分化和“马太效应”抵消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体效果。现存秩序造就了少数富国和多数穷国，也同时蕴含了这种秩序最终走向崩溃的内在因素。

第五，既然民族国家在短期内不可能消亡是事实，那么，世界经济整体的内在要素完全均衡、齐头并进式地发展是不可能的，“极”的出现在所难免。从世界经济系统整体看，三极或五极取代一极或二极固然是好事，但我们尚不能知足，我们需要更多的“极”。

第六，在计划与市场、宏观与微观、一体化与非一体化的问题上，“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还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我们。两极思维不过是单一因果决定论（机械决定论）和简单性观念的变体而已，它妨碍着我们认识事物整体内在复杂性，特别是非线性相互关系和偶然性机制等。我们还没有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宏观与微观之间，找到一种系统的联结关系，以便把它们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建立一种新的系统经济学，十分必要。

第七，政治、经济、文化是社会整体系统的子系统，虽密切相关，但各自的目标、操作手段和遵从规则是大相径庭的，彼此之间不具有规律上的可还原性和存在上的互相替代性（分析范式认为要素可由其他事物替换）。现存秩序中把政治、经济合二而一应用在强权政治上是非常不正常的。

第八，仅仅靠三个主要的、但有效性极为有限的国际经济组织去维护现存秩序，显然忽视了世界经济系统内在结构和关系的复杂性。

当然，应当看到，现存秩序有其客观、历史的原因，这不仅仅是某种思维范式的产物，而且因为世界经济系统毕竟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系统，其中有很大的人为因素，正是人的自主性在系统的自组织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也正是我们有所作为的地方：通过范式转换，人类在客观规律许可的范围内自主地调整世界经济系统的内在结构，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秩序来。

三、建立国际经济的新秩序

新秩序是建立在范式转换基础之上的：从分析范式走向系统范式。新秩序应是对现存秩序的超越，而不是全盘否定，它应当吸收现存秩序的合理内核而摒弃那些不合理成分。一言以蔽之，它是现存秩序进化的产物。新秩序的轮廓可以勾勒为：

1.整体观

二战后地缘政治经济学尽管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全球观念。约翰·奈斯比特在《影响我们未来生活的十大趋势》一书中也指出，对于当代世界经济，我们必须明确两点：一是过去的时代已经结束；二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在判断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关联性和依存性这一点上，几乎无例外地我们可以达成共识，甚至也可以同意诸如“全球村”、“地球村”这样一些形象化的说法。但我们显然不会满足于现存的一体化，而向往一种更加进步的整体化。其特征是：

第一，整体性。为了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民族国家之间经济的依赖性和互补性应进一步强化，但形成具有某种超意识形态、超社会制度、超发展水平性质的全球市场及其经济是很不现实的。并且，由于民族国家仍将长期存在，因此期望各国放弃主权而在经济上融为完全的一体，仍是不现实的。整体是由协调和合作维系的，其中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共同利益。在新秩序中，民族国家应放弃狭隘的自利行为，而应把自己看作是全球整体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追求全球共同的整体利益。

第三，全方位的开放。苏联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我封闭。今日之世界，国家主动自我封闭的例子已十分罕见，但借助某方面原因的强加封闭却司空见惯，如在贸易保护、制裁等冠冕堂皇的口号下的封闭，这是新秩序所不能容忍的，它应当保证外向型经济的顺利发展。

第四，整体经济管理，包括对全球所有经济事务的管理。最重要的例如对跨国公司的管理。跨国公司目前通过资本、原材料、劳动力、技术、信息、商品的跨国流动，把各个民族国家都编织在相互依赖和关联的网络中，但它是跨国流动的制造者和操纵者，而不是管理者。它根据逐利原则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及全球利益。新秩序应当能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应能提供一种全球经济活动的有强制力的自我约束机制。

2.均衡观

在当今这个全球相互依赖的世界上，更为均衡的经济秩序，将使所有的国家受益。当代有2／3的人生活在低发展或越来越落后的国家里，有1／4的人营养不良和失业。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系统是岌岌可危的。更为均衡的秩序致力于弱化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冲突和矛盾，致力于资源分配、资金流动、市场分割和利益共享方面促成南北之间、东西之间的更加公平和合理。当今发达国家对资源与商品的占有和消耗的人均数，往往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数的数倍乃至数十倍。如在石油、煤、电、水、粮食、营养品、医药品、日用品等方面，莫不如此。当然，均衡并不是平均。为了保持新秩序的内在活力和进化的动力，还必须容许整体内在要素之间的差异性，以形成一种激励机制。但这里问题的核心在于，新秩序必须为各国提供一种机会均等的、公平合理的竞争规则。

3.多极观

由于民族国家之间政治隔阂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的，因此经济上也不可能营造一种全球各国兄弟姐妹大团结式的家庭式的氛围。现实的道路是增加区域合作，发展地缘的或其他现实有效形式的合作经济。合作经济的目标是使经济单位的设置，同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的分布状况相适应和匹配，使之既能内在地相对自主和相对独立，又在全球层次上相互协调，用互利的纽带使彼此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多极化的格局，它由两种机制维持：一是若干国家在区域内的协作（这形成一个“极”）；二是所有的“极”在全球范围内的协作。多极化把世界从充满经济和政治冲突的竞技场变成一个既保持分化，又增强了集体内在凝聚力的、更加安全的社会。需要指出，现存美、日、欧共体三“极”在实践上被证明还不能构成我们所期望的新秩序，需要更多的“极”，直到它们共同促成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显然，“极”不是越多越好，而要有一个客观的限度。

4.进化观

进化观即确立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念。这里，发展并不仅仅简单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业状况和国民收入这样的古典经济指标描绘出的简单图景，也应包括像生活质量、国民健康、文明道德、生活环境基本需要和社会需要这样一些混沌、复杂的因素。发展主要不是指量的增加，而是指质的进化，即使世界经济系统内在结构更具有复杂性和组织化程度更高（更加有序），使系统在动态变化中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生命力，使整体的功能更加优化。就是说，新发展观把我们带入一个更加文明、安宁和幸福的美好的世界里。新秩序之进化观的三个层次是：

第一，在最高层次上，是把经济目标和政治、文化等人类的其他目标统一起来，实现人类文明整体的进步（即人文进化）。经济上的效率必须和政治上的民主公正、文化上的多元自由相和谐而不是相冲突。人文进化旨在实现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全面发展。

第二，在中介的层次上，使经济目标和生态保护统一起来，为人类创造一个安全可靠的自然生存空间。20世纪70年代，技术悲观主义者、罗马俱乐部的成员们在其名著《增长的极限》一书里提出的“全球模型”表明：如果目前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的增长趋势继续保持不变，那么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就会达到地球所能承受的增长的极限。这样，最可能出现的后果是人口同工业能力出现相当突然和不可控制的衰退。即使有些危言耸听，罗马俱乐部的成员们事实上不失时机地为我们敲了一次警钟。环境保护已成为全世界有识之士所达成的共识。而新秩序应当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体现。目下时常可以听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指责，殊不知，如果说地球的生态已相当恶化，那最主要的责任者不是别人，正是发达国家自己。毫无疑问，工业化国家消耗着世界资源的绝大部分，也排放着相应数量的废水、废气以及其他废弃物。当然，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也应在环境保护方面更加检点自己的行为。

第三，在最低的层次上，才是纯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工业化国家在这一点上是领先的。问题是，就世界整体而言，贫穷、饥饿十分普遍，如在非洲的大多数国家、亚洲的一些国家和中美洲的多数国家里。在世界范围内摆脱贫困、消除饥饿是新秩序的基本目标。落后国家自己对此目标负主要责任，发达国家的救助亦是责无旁贷的。

5、市场与计划、微观与宏观的融合

新秩序放弃市场经济的一统天下，而给计划经济留下一席之地。应当确立一种行之有效的机制，使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而非简单相加。如前所述，计划和市场都不是完备的体制。随着认识的深入和技术手段的进步，人类必将提高计划的有效性，以补偿“市场失效”。新秩序是更加有序的和自组织的，人的自主性因素所起的作用将增加，这意味着在科学意义上的计划体制在某种程度上的（而不是完全的）复活，或许说正是系统经济学创立之时。

同时，宏观与微观在延伸着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走向新的融合。宏观不仅是指民族国家的层次，而应拓展到跨国的区域乃至全球。当然由于民族国家的局限，新的宏观层次不能像一个国家内部那样通过中央集权式的权力驱动而发挥作用，只能通过彼此利益制约和相互权力认同来保证，如通过国际公法、国际合作法律、国际惯例以及强有力的国际协调组织来达到目的。新的宏观层次致力于资源利用（甚至包括公海深海开发、外太空开发等）、环境、人口、粮食等人类整体目标。微观层次也将是跨越国界的（如跨国公司），并且它的目标必须和宏观目标相和谐统一，必须受到宏观目标的制约，而不能根据逐利原则为所欲为，这就是新秩序中宏观与微观融合的新图景。问题的关键是在新秩序和民族国家主权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即既不放弃新秩序的整体目标，又不在具体操作中过分伤害到各国主权。

6.新政治经济观

经济与政治这两个子系统（当然，还有文化这个子系统）以何种关系联结，是新秩序能否建立的关键。如前所述，相互替代和完全的一体化无疑是不可取的。新政治经济观的要点是：

第一，正确处理国家权力和财富的关系。国家权力是财富的保障，没有国家权力，就谈不上维持国家主权，也无法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但是，绝不能用权力来谋取财富，而只能在自由的市场交换中互惠互利，增进财富。军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其他滥用权力的做法是为新秩序所唾弃的。

第二，增加国家间信息交流的对称性和公开性。这是克服世界市场失效和合作失败的关键环节。各国应以诚相待，互相尊重，互相了解，信守协议，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政治经济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促进合作。

第三，建立一种谈判政治机制。新秩序的权力结构是建立在相互认同而非相互强制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不存在单向的权力役使，而只存在多向的权力交换。一切都是谈判的结果。任何国家如果说有什么承诺和义务的话，那也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国家，而是针对全球整体利益。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差异和冲突的世界上，但我们又的确生活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时代。虽然说民族国家及其自利性将长期存在，但世界各国都正面对着一个一个独自难以解决的共同难题，都面对着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发展问题。因此，我们不得不需要一种秩序，使各国能安全生存并发展。各种文明的冲突时时存在，但不会像亨廷顿所断言的那样，会最终危及整个人类文明。不然，世界经济新秩序又从何谈起呢？世界一定是美好的，新秩序一定会保证实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