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列主义系统观构建劳动价值论

目前，传统劳动价值学说的讨论正在热烈进行。

自1662年威廉·配第在他的《赋税论》提出劳动价值论以来，人类已走过340个年头。在这300多年的悠悠岁月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任何理论的构建与规范都需经过这一历史行程的选择、取舍、校正、完善，无一例外。

21世纪的当代中国讨论、研究传统劳动价值论时髦起来，这不能不说与新中国建设50多年，改革开放20多年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难点”与我们的理论中的“瓶颈”有关，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与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有关。

用经典的理论规范去研究、去解释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然而用当代的先进的思维方法——马列主义的系统思维去考察、研究，似乎是一个简单问题。它是随着“原始未开发状态”、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而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我们是用实践去推动理论的发展，进而创新理论去指导实践。

一、劳动价值论的历史

1．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

16～17世纪的西欧各国，在政治上是所谓的君主专制制度，在经济上是重商主义。社会制度正从封建主义转入资本主义，以不动产为主的财富形态转向以流动资产为主的财富形态。新兴的工商业者要求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一个统一的规范的市场。为了这一目的，需要建立一个强势的政府。而建立强势政府必须首先解决政府的巨大开支的来源。过去是由国王任意设置课税项目、手续和标准，现在已行不通了，需要经过议会的审议通过。当时英国君主、官僚、贵族与市民阶级的斗争，也以此问题为核心。为了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为了克服英国财政税收的紊乱状况和规范财税收入，威廉·配第提出了财政税制的改革意见。他的财税改革意见反映了工商市民阶级的普遍要求。而攫取剩余劳动的主要手段是“贡赋制”。

威廉·配第是一个新贵族，一个大殖民主义者。他认识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就是与新贵族的合作，反对旧贵族对土地的所有权，他极力为新兴的工商业者开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马克思称誉他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

威廉·配第指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劳动和土地——来评定价值。”威廉·配第：《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商务印书馆，1978，第42页。

他讲：“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和同时用土地和劳动这两种东西一样妥当地或更加妥当地单用土地或单用劳动来表现价值。”威廉·配第：《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商务印书馆，1978，第42页。

他写道：“土地的优劣，或土地的价值，取决于该土地所生产的产品量和为生产这些产品而投下的简单劳动相比，是多于投入的劳动量还是少于投下的劳动量。”威廉·配第：《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商务印书馆，1978，第88页。

这个说法表明，就是土地价值的大小、地租的多寡取决于消耗了多少简单劳动。正像他自己讲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而归根到底是劳动这一要素。他讲，土地的价值取决于简单劳动的多少。很明显，他立论的始发点是为了强调劳动的重要——劳动对社会的须臾不可缺少的作用。这反映了当时新兴的工商者对劳动的需求，对劳动的崇拜，正像马克思讲的：“它(指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509页。同时也反映了威廉·配第对贵族土地所有权的蔑视。他的财政改革计划，贯彻着节约劳动、节约劳动时间的根本要求。配第明确地指出：“一切只取决于劳动时间”，“假定让100人在10年内生产谷物，又让同样数目的人在同一时间内开采银，我认为，银的纯产量将是谷物全部纯收获量的价格，前者的同样部分就是后者的同样部分的价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第382页。

威廉·配第关于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评价。

马克思讲：“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配第在他的《赋税论》(1662年第一版)中，对商品价值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578页。

“他还明确而概括地说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equal labour)来计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578页。

在配第的时代，无论土地、房屋，都有地租、房租和价格，甚至“如以打鸟、钓鱼为职业，则用鸟或鱼缴纳。”威廉·配第：《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商务印书馆，1978，第76页。“有的地方，死人要对国家作一定的捐献，有的地方对结婚也实行此种办法。”威廉·配第：《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商务印书馆，1978，第81~82页。

关于土地的价格，他明确提出，地租等于扣除种子和工资后土地生产物的剩余。地租是七年地租的平均数，称之为一般地租。根据当时英国人口出生与死亡的统计，祖、父、孙三代同时生活的平均数是21年，因此他认为地价为21年的地租的总和，这基本上符合当时英国地价。马克思称他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和“统计学创始人”。

他确定了“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劳动和土地——来评定价值”。而“土地的价值”取决于“投入的劳动量”，“劳动量”“只取决于劳动时间”。

威廉·配第是第一个提出传统劳动价值论的人。

他的劳动价值论的不足：一是忘记了未经开垦的土地、草原、森林等不是劳动创造的。其次，生产力系统是多要素的有机结构。缺一个要素，或只有一个要素是创造不了价值、使用价值(财富、效用)的。第三，在配第时代，土地不是无偿使用的，土地是有偿使用的。另外，资本有了相当的积累，如“利息资本”、“商业资本”、“商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马克思：《资本论》1卷，人民出版社，第167、784页。第四，配第对非生产性职业也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创造价值。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也没有完全反映客观现实，但对后来的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重农主义的劳动价值论

（1）“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第19页。

（2）“所以在重农学派看来，农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劳动，因为按照他们的意见，这是唯一的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而地租是他们所知道的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第20页。

（3）“杜尔哥说(杜尔哥为法国重农学派代表者)：‘它(即土地耕种者的劳动)是唯一生产出超过劳动报酬的东西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第37页。

（4）“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表现为地租的形式，而在亚当·斯密看来，地租、利润和利息都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第64页。

马克思对重农学派的评估是十分客观、十分科学的，重农学派的劳动价值论是威廉·配第价值学说的一种倒退。

3．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

18世纪后半期，英国正处在商业资本同产业资本，从手工业向大工业转变的关键时期，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前夕。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适应了当时反对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需要，主张在经济上自由放任，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充分利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反对重商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及政策，谓之“产业自由宣言书”。

亚当·斯密讲：“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或是“辛苦和麻烦”。亚当·斯密：《国富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41页。

“劳动显然是唯一普遍的、唯一精确的价值尺度。”亚当·斯密：《国富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48页。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并且只有生产性劳动才创造价值，而“仆人的劳动不增加什么价值”。“君主及其下面的服务的文武官员，整个陆军和海军，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甚至“牧师、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员、滑稽剧演员、音乐家、歌剧歌唱家、歌剧舞蹈家”都不创造价值。亚当·斯密：《国富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373页。

马克思讲：“这里，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亚当·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如马尔萨斯正确指出的，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仍然是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基础)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他根据这样一种交换来给生产劳动下定义，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第148页。

“什么是非生产性劳动，因此也绝对地确定下来了。那就是不同资本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第148页。

亚当·斯密认为，经营者，他们除了“监督与指挥”外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驱使勤劳的人干活”，从而侵吞其中一部分“劳动”的产品的资本家或雇主。

虽然不能说斯密有了马克思的剥削利润理论，但做了很贴切的提示。

斯密喜欢魁奈的只有农业(和采掘业)劳动是生产性劳动的说法。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生产性劳动可以再生产出雇佣他们的资本所具有的价值外加利润。非生产性劳动是出卖劳务，或是所生产的东西不产生利润。

这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先驱。

亚当·斯密在“收入价值论”上，考虑了工资、利润、地租的三种要素决定价值的作用。

他认为，全部年产物的价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亚当·斯密：《国富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66页。

他想用“购买到的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去烫平“劳动价值论”与“收入价值论”之间的、不能填平的鸿沟。这种思想比重商主义的“让渡利润”(实际价格超过实际价值的部分)和重农学派的“地租”是进了一大步，也超过了配第的价值论，更接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本质。

亚当·斯密认为价值论有两个阶段：一是原始阶段，只有单纯的实物交换。但劳动是例外，其他生产资源要素是免费提供的，在这期间只有劳动决定价值。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超过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二是现代阶段，即资本的积累和土地的私有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亚当·斯密的观点从“劳动价值论”走向“收入价值论”。他认为，在现代阶段是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决定价值，根据劳动价值论，他否定了地租的合法性。这一点也没有超过威廉·配第。斯密认为，资本家或雇主除了“监督与指挥”外，只不过是“驱使勤劳的工人干活”，从而侵吞其中一部分“劳动”的产品。在这里看到，他也判定了利润的剥削性质。依据“收入价值论”，他也反映了利润的合法的权利，他提出了劳动成本决定“自然价格”，效用、需求、购买力决定市场价格。从整体看，亚当·斯密的价值论是双重性的，为古典经济学及其他后继的各种理论奠定了广泛的基础。与威廉·配第的价值论一样，不是十分科学的。

4．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

李嘉图是英国产业革命时代，代表产业资本利润的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这一时期阶级斗争虽然有，但并没有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大卫·李嘉图作为工业革命中崛起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和理论家，维护与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他也认为价值理论有两个阶段：一是原始阶段，二是现代阶段。但无论在哪个阶段都是“一般劳动创造了价值”，并且论证了土地封建贵族与社会的对立，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他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李嘉图论证了地租的剥削性质，提供了反封建的理论武器，也引起了封建贵族的代表者马尔萨斯的反对。李嘉图1817年发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其中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但没有提出如何计算这个劳动。

李嘉图从原始的交换条件出发，推出他的劳动价值论。在这一点上，他没有超过亚当·斯密。他否定了亚当·斯密的“收入价值论”，他说，价值的决定在前，价值分配在后。在这里很明显，他比亚当·斯密倒退了。李嘉图的价值论是他的分配论的基础，而他理论的核心又是分配论。

威廉·配第所创立的劳动价值论在重农学派的眼中，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亚当·斯密向前跨了一大步。李嘉图肯定了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唯一基础，指明劳动决定价值规律。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不能说明利润的来源和形成，以及利润的平均化，生产价格的形成，最终导致自己理论的破产。

5．传统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讲：

——“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2页。

——“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第75页。

——“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任何别的‘物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第132页。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分析价值的前提，也继承了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先天不足的劳动价值论。不同之处在于，李嘉图代表了英国产业革命时期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马克思则是古典经济学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李嘉图用原始条件下得出的价值规律去适应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在实践上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最终导致他的理论解体。马克思虽然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两个概念，及劳动的二重性所产生的商品的二因素和私人劳动(具体劳动)与社会劳动(社会平均劳动)的对立，并把配第、斯密的生产性劳动和李嘉图的“一般劳动”发展为“抽象劳动”，认为抽象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所有这些观点都不是问题的所在。他与李嘉图一样，其分析价值论的前提条件是极有限的。在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年)第一卷问世后，就开始了劳动价值论真伪的长达百年的“世纪之争”。从渊源上看，始作俑者不是马克思，而是配第、斯密和李嘉图，是他们的先天不足的劳动价值论所引发的。

时至今日，也不能说这个争论已经偃旗息鼓了，在社会主义中国仍是“世纪难题”。

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的公式有一些缺陷。公式中的产出被转化为生产价格了，而投入还是没有转化的价值形式。这确实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不妥的。由此引发了第一卷的劳动价值论与第三卷的生产价值论的互相矛盾的争论。辩论与批评之猛烈，范围与深度之空前一直影响至今。马克思仅把劳动价值一元论取代了当时风行的劳动价值三元论、多元论，即将商品价值完全归结为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排除了其他要素(土地、资本、管理、科技)，也没有涉及人的需要与市场的均衡。从传统劳动价值论本身的不足上，马克思没有超过他的前辈。

正如马克思自己讲的：“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第7页。

马克思只不过把“这些特殊形式”普遍化了，形成了一个数字化的理论大厦。

二、经典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

由威廉·配第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继承与发展，劳动价值论有了极大的完善。最后由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使它更具有理论形态。但是，劳动价值论自始至终就没有解释清楚，自然资源具有巨大价值的来源以及理论本身提出的条件性等问题。

1．无法说明的一些资源的价值渊源

(1)天然形成的自然资源：

①原始的、未经开垦的草原、森林、土地、湿地等；

②各种未经开发的矿产 (金矿、 石油、 煤、 河流等)；

③人的生存须臾不能离开的空气、阳光、 天然水……

(2)如古玩及陈酒等：

①窖储的葡萄酒或陈酒比新酒贵；

②古玩、古董、钱币。

(3)当代生产力系统中的要素贡献，如：

①专利、版权、商业秘密、无人工厂、虚拟经济等；

②这些都不是人类生产性劳动所能创造的“价值”。

2．理论本身提出的条件有限性

建立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前提条件是社会处于“原始未开化状态”：土地没有私有，土地是无偿使用；资本没有积累，仅有易货贸易和原始的劳动交换。

但是，威廉·配第在1662年最早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时候，土地是有地租，有地价的。他还做了科学的计算：“地价为21年的地租总和”，这只能说，他为了反对封建主的土地所有制，否认地租、地价的合理、合法性，正像马克思讲的“政治经济学之父”、“现代政治经济学创始者”。其次，资本已有了相当的积累，正如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这样，威廉·配第的观点是不符合当时实际的，也不符合科学的逻辑，是一种缺乏充分根据的政治偏见。

3．劳动者是生产力系统中的一个要素

生产力要素是一个系统结构，可以分为：劳动者、劳动手段（劳动工具）、劳动环境、劳动对象等等。马克思讲：“劳动过程的所有这三个要素：过程的主体即劳动，劳动的要素即作为劳动作用对象的劳动材料和劳动借以作用的劳动资料，共同组成一个中性结果——产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7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60页。因此，生产力系统最少也有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土地等)。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互为条件的，互为存在的。缺一个要素或只有一个要素是不可能创造任何使用价值或效用或财富的。即使在“原始未开化状态”，在“刀耕火种”的时代，耕地也得用刀，不能用两手挖地，种地。因此除了劳动者、土地(两要素)外，还少不了第三个要素：劳动资料如工具，如刀。如果在当代社会，生产力系统就更复杂了。

因此，在配第的二要素论(劳动与土地)中，应该认真地说还有第三个要素(劳动工具)，但他没有考虑进去。和马克思讲的“自然界”(劳动的条件、劳动环境)等都没有包括进去。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土地、劳动、资本的三要素论。1890年由于企业经营管理创造巨大财富的作用，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土地、劳动、资本、经营管理四要素的财富论，时至今日的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中的重要要素)为止，那么生产力系统，远远不是三个要素，而且这几个要素是互为前提、互为存在、相互决定、不可分地整合在一起，少了哪一个要素，也不可能达到整体创造财富的效果。

中国“入世”后，生产力要素的投入和配置是通过生产力要素市场实现的。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基本要求。

4．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可算性

劳动本身就是一个不定的变量，劳动有极其高级的、也有很低级的，如壮工与发明家。其价值需由生产物的价值决定，对智力劳动来说，由于其复杂性、非线性，难用劳动时间为统一尺度。对创造性劳动讲更没有平均劳动时间。自劳动价值论建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算出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传统理论中的“按劳分配”的提法是不科学的，而只能按生产要素分配。

5．其他剥削理论

如果想建立剥削理论，也有其他办法，如投入产出法、R皮耶罗·斯拉法的分析方法等。

三、理顺劳动价值论——建立劳动价值系统学说

1．马列主义的系统理论及方法

——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56，第38页。譬如，任何社会的再生产过程，都是由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四个环节有机组成的统一体，社会再生产要正常进行，这四个环节就需要协调发展。不存在哪个是主要的、哪个不重要的问题。他进一步讲道：“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正是这种交错中形成的社会总资本的运动。”马克思：《资本论》2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92页。

——恩格斯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是相互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92页。“如果有人以一般的表达方式向他们说，‘一’和‘多’是不能分离的，相互渗透的两个概念，而且‘多’包含于‘一’之中，同等程度地如同‘一’包含于‘多’之中一样……什么样的多样性和多都包括在这个初看起来如此简单的单位概念中。”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第166~167页。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一分为多、合多为一的思想。针对简单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恩格斯指出：“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7页。（黑体是作者后加的）

——列宁指出：“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比）发展学说的若干特征。”《列宁全集》26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57页。“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列宁全集》40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285页。“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列宁全集》2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712页。

——斯大林说：“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依赖的各个对象或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有机地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425~426页。又说：“马克思主义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第634页。“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586页。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无条件的绝对性是不存在的。过去我们所说的“斗争是绝对的”、“运动是绝对的”、“非平衡是绝对的”等等，是不符合马列原意的。所谓“绝对”，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意义上讲的。

第二，把事物仅仅看成是“一分为二”的，是两个方面的对立和统一，也是不够的。事物是由“多”构成的系统整体，通俗地表示即：一分为多，合多为一。正是这种思想大大发展和丰富了一分为二的观点。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和用系统的观点看问题，结果是不一样的，虽然矛盾观也讲联系。

第三，我们过去只研究马列主义的“两点论”、“矛盾论”，而忽视了马列主义的整体思想。其实，马列主义有极其丰富、深邃的系统理论。

我们应该用马列主义的系统理论方法来研究劳动价值理论。

2．劳动价值系统学说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讲：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并认为，有“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观点的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15页。

——“劳动要成为价值实体，必须是有效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54页。

——“劳动过程的所有这三个要素：过程的主体劳动，劳动的要素即作为劳动作用对象的劳动材料和劳动借以作用的劳动资料，共同组成一个中性结果——产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7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60页。

——“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509页。

——“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要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49页。

——“当分工发达的时候，几乎每个人的劳动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它本身没有任何价值或用处。因此没有东西工人可以拿来说：这是我的产品，我要留给我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56，第222~223页。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用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202页。

——“协作的结果是，通过协作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比之同样多的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分散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多。或者说通过协作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在另一种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生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7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293~294页。

对此，恩格斯说：

——“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总和有本质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166页。

综合以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几个观点表明：

①劳动是多要素结合的过程，是生产力系统要素的整合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论什么劳动，如果只有一个劳动者要素，是不可能创造任何使用价值、价值或财富的。必然是所有要素的有机结合，而且是“有效”的组合优化，不是“无效的劳动”。正如马克思自己讲的，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总体工人”、“协作劳动”、“集体力”、“自然界”等所有的生产力系统要素“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才能产生财富或使用价值。

②劳动是一个有机系统，它是多元结构，如马克思讲的：“几乎每个人的劳动都是整体的一部分。”

有效劳动——无效劳动——破坏劳动

(正劳动)    (零劳动)    (负劳动)

有效劳动创造价值、使用价值及效用等等。

无效劳动不创造价值，创造零价值，如：“出工不出活”、“当和尚不撞钟”。

负劳动创造负价值，如：豆腐渣工程，走私，偷税漏税，黄、赌、毒，贪污，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假冒伪劣。因为社会必须再投入资源去减“负”。

③商品价值的多元结构。

在传统劳动价值论中，把劳动简单地分为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二元结构。由此产生商品价值的二元性，并认定二元价值的分离甚至对立的属性。其实，价值与劳动一样都是系统结构，是价值系统。简单地讲，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每一个环节，价值（或效用）都有不同的实现形式，组成了商品价值的序列系统结构。马克思讲：“因为资本与劳动能力的交换是在资本和单个劳动能力之间进行的。这种交换由后者的交换价值决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7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297页。这里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交换价值”的概念。

如果认为只有抽象劳动及其时间创造价值，根本无法解释当代工业文明——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的惊人的不成比例的事实。

如果只承认“活劳动”、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也根本无法解释“无人车间”、“无人工厂”、通讯网、电力网创造的巨大价值。

建立马列主义劳动价值系统学说就可以解释、回答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难点。

四、结论

1．关于古典劳动价值学说的地位、作用

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革命作用，有极鲜明的阶级性。在古典经济学家手中，它成为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和反封建贵族的理论武器。经过马克思的创造及发展，才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恩格斯讲得好：“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革命家就得创造革命的理论，这是从最根本、最深层次意义上讲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经济学叫“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原因。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它的某些历史意义却被人们所忽视了。如果没有马克思的学说，凯恩斯不大可能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没有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也不会修正或缓解他们的野蛮、专横、剥削、人吃人的政策和建立社会保障的最低工资、最低生活费及各种社会福利。

近几年英国评出全球千年影响最大的人，第一名就是马克思，这足以证明马克思的伟大，他的巨大影响和他的历史功绩。尤其是1935年英国学者及大学生辩论，英国是否向俄国学习，走俄国人革命的道路，这正说明了当时历史的趋势，这也是凯恩斯学说出现的社会经济背景。美国人给凯恩斯塑了像，说他拯救了资本主义，倒不如说，马克思的深刻描述，给了资本主义最有力的警示，避免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西方世界应该感谢的是卡尔·马克思和他的战友。那么，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马克思拯救了资本主义。

苏联的消失，美国的统治者又高兴了，给当时与戈尔乔夫对阵的里根塑了像，并称里根是最伟大的总统。这一次，美国人又错了，他们应该感谢的不是里根，正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没有能像列宁一样随时随地根据政治、经济、文化的情况，修正自己的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是用实践的创造性去修正传统的理论，而是用传统的理论去裁定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我们强调“活劳动”、“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忽视了科技、教育、管理等创造性劳动的巨大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根据马列主义的系统思想，来发展我们的劳动价值论。

教训是深刻的：①苏联没有及时地把革命的理论转变为建设的理论。②没有把阶级斗争的理论转变为客观的、系统的科学理论。③没有把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发展成为马列主义的劳动价值系统理论。

我们不应该苛求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他们不可能回答150年后我们当代人类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当代中国人的改革中的难题。我们也不可能要求340年前的威廉·配第和226年前的亚当·斯密及185年前的大卫·李嘉图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

这是真正科学的态度。

恩格斯讲：“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列宁讲：“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是常青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

如果把他们的话看成教条，那就是恩格斯讲的“自作多情的空话”。

2．关于剥削与公平

传统理论认为无偿占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谓之剥削，或是利润等于剩余价值。其实，剥削与否最终取决于多次分配的结果是否公平和有效率。不过，初次分配的薪水多少，二次分配的廉价租房、医疗、最低生活费、公立学校、工伤、失业、救助、养老等社保的高低，三次分配的福利，就成为重要的问题。如果薪水多、社保水平高等，国家与私人企业、国有企业承担不了，反之低了，职工不满意，称之为剥削和不公平。这里需要一个均衡点，是剥削与被剥削，公平与非公平的均衡点。而这个均衡点是与社会发展、国家的富裕、国企与私人企业的经营水平密切相关。把剥削与公平绝对化，以为不是剥削就是被剥削的两极化、极端化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从宏观上讲，只要有不完全竞争市场，都有剥削，都有不公平，这一点在当代的发达国家及其各行各业均难以消除，在发展中国家更难以避免，如行业垄断(超额利润)、贪污、抢劫、假冒伪劣等都属于非法占有剩余价值，都是剥削，其实质就是无偿占有他人要素的贡献。剥削与非剥削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时代、不同条件，有不同的内涵，不能简单、武断地认为非此即彼——不是剥削就是公平。

在瑞典，有一段时间在社民党执政时，除了初次、二次及福利分配外，企业所余的利润，再进行分配，即成立基金会。但投资家觉得无利可图，纷纷离开瑞典。看来，在发展中国家，应该注意投资者的利益、风险和经营回报。不能把投资者吓跑了，他们应该有利可图，更不能简单化地认为都是剥削。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效率和公平的联系，只讲公平、均等、平均主义，那么就牺牲了效率，像我们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上的平均主义，而均等及平均主义也是一种剥削，是对生产要素贡献的不公平配置，社会也不会进步与发展。如只讲效率，没有公平，社会不会稳定。保持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均衡的势位差，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这与贫富差距的大小也是密切相关的。即保持了合理的势差，就会有相当的动力，也能达到相对公平的效果。势差——动力——发展——稳定，四者有一个整体协调、均衡的关系。既有效率也有公平的社会，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关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据统计，有四点值得注意：①他们中约40%来源于干部，约10%来源于科技人员，其中不少原来就是党员。②他们大部分既是管理者，又是科学技术人员。③他们在近几年吸纳了新就业2700万中的95%人员。④在这个群体中，渴望入党的约有35%，不想入党的约10%。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不能都冠以“新生资产阶级”，不能都认为是剥削阶级。

3．关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

早在1662年威廉·配第已提出了对非生产性劳动的否定，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细化与丰富，马克思基本上继承下来。此问题已成为当代西方世界路人皆知的常识了，美国2001年7月的数据显示，11400万就业人员中，农业劳动力只占2.6%，产业工人仅占12.6%，白领（脑力劳动者）超过了蓝领（体力劳动者），这说明在西方知识劳动、创新劳动已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正在向以科学为主导的“智力社会”转变。尤其是我们已成为世贸一员，金融、会计、统计、审计、信用评估、合同监督等系统都要与国际接轨，要修改、废除和新制定的有关法律一千多件。而我们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还在“深化”，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事实上，只要明了马克思讲的“有效劳动”都创造价值，所以生产力系统所有要素都创造价值，“按劳分配”是在单纯的公有制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对交换的否定。因此只能按生产要素分配，我们就不能再简单地“按劳分配”了，不能再简单地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了。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应用马列主义系统思想重新构建劳动价值论，我们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

参考文献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4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

晏智杰：《劳动价值论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乌杰：《系统辩证论》，人民出版社，1991。

乌杰：《学习和推广马列主义系统思想》，《中国改革报》2001年9月5~7日。

乌杰主编《马列主义系统思想》，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