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和推广马列主义系统思想

——兼论哲学理论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说：“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120页。恩格斯也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的最高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不同时代的真正哲学，是每个时代最精深的思想成果、每种社会文明的精神实质的集中体现。哲学是关于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学问，是一个时代思维方式（思想方式）、从而是这个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一个时代的理论创新、思维方式创新的最高境界是哲学创新。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国内外艰难复杂环境下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历史进程，理论思维和哲学思想一直体现了时代精神的主脉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面临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组织人民投入新中国建设的艰巨任务，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重点是清除唯心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确立无产阶级思想主导地位的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化，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进一步显露出来。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思想问题和决策问题，在一次次的哲学讨论中，以理论的形态得到表现。围绕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的发表，全党开展了关于两类矛盾问题、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基础理论问题的热烈讨论，澄清了许多重大是非问题。

学习和推广马列主义系统思想和谐社会与系统范式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翻开了中华民族振兴发展的新篇章。吹响这一划时代转变第一声号角的正是哲学和思维方式革命。２０多年前那场关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从而使国家进入一个新的飞跃发展时期，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先导。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哲学意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正确指导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深刻见解，也代表了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的新高度，而且也在多个方面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新理解、新应用，与当代人类文明优秀的新成果、新风格、新语言相通，是走在时代前沿的思维方式的卓越体现。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紧紧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脉搏，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提出了“三讲”、“三个代表”、“四个如何认识”、“以德治国”等重要思想观点和体系。这些思想是具有哲学和思维方式变革意义的，必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产生重大的、深远的积极影响。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后工业的信息时代，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也是一个崇尚创新的时代。江泽民总书记多次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而在所有的创新活动中，哲学和思维方式创新又是具有基础和核心意义的。真正的哲学，并不是停留在书斋和头脑里的学问，它是与社会生活实践、与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活跃，往往是社会兴旺发达的标志；健康活跃的哲学思想，也深刻、有力地促进社会的发达兴旺。

我之所以提出思维方式创新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沿用已久的传统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已经不再适应当代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影响着改革、发展与稳定协调战略的实施，冲击、抵消着改革的效应。传统思想方法的典型表现就是“一分为二”、“抓主要矛盾”。这种方法本来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但在运用中却往往被我们简单化，把复杂的事物划分为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两极，并且特别重视斗争和对立，总是希望在社会、经济等工作中寻找“主要矛盾”或“突破口”，求得“以纲带目，纲举目张”的神奇效果，以为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不是把诸如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等经济、社会现象看成是由多元素、多环节、多层次构成的有机联系、综合配套的系统整体。

由于传统思想方法与事物的整体性、系统性相违背、相抵触，因此，用它指导工作就难免不出纰漏。过去，我们搞“以钢为纲”、“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用的是这种方法。“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批判了“合二而一”，认为事物只能“分”不能“合”。这样，“两点论”变成“一点论”的理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在群众运动中搞“切一刀”，分成“革命”与“反革命”，从而斗一批、抓一批；然后，在革命队伍中再“切一刀”，再斗一批、再抓一批。这样，反复分、斗下去，自然革命者越来越少，反革命者越来越多，“文化大革命”失败就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一直试图寻找改革的“主要矛盾”、“突破口”，试图通过“单项突破”而走出旧体制、建立新体制，沿用的仍然是传统思想方法。例如，我们曾准备“冒险闯关”搞“物价改革”，结果引发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曾花大力气清理“三角债”，结果是前清后欠、越清越多；曾大张旗鼓地“砸三铁”，但成效不大；讲要提高农民收入，却到处出现乱收费、乱摊派；制止通胀，却出现了滞胀；搞国企上市，却出现了“郑百文”的“圈钱”现象；“打假”、“扫黄”以及各行各业的“专项打击”已是司空见惯，但很难避免左右摇摆、一阵风的境地，等等。可见，“抓主要矛盾”、搞“单项突破”、“专项打击”的方法，往往使我们陷入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被动境地。

问题的全部症结在于：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我们用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已不太起作用。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处于系统联系和系统运动的世界。我们面对的经济工作、改革工作都是一个个系统工程，其中涉及的各部门、各方面、各项工作，都是有机联系、相互制约的，都是整个链条上的环节；每一方面都与其他方面相互影响，各个环节都十分重要，因此，我们抓经济、搞改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应当是系统方法、整体方法。其他方法应服务于和服从于系统的整体需要，有助于实现和保证系统的整体平衡，应围绕和配合系统方法而有的放矢地使用。

二、思维方式的变迁及系统

思维方式的兴起思维方式的变迁从来都是具有彻底的革命性意义的。正如怀特海所言：“伟大的征服者从亚历山大到恺撒，从恺撒到拿破仑，对后世的生活都有深刻的影响。但是从泰利斯到现代一系列的思想家则能够移风易俗、改革思想原则。前者比起后者的影响来，又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些思想家个别地说来是没有力量的，但最后却是世界的主宰。”〔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97，第199页。

人类的思维方式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代整体思维方式；第二个阶段是近代分析思维方式，这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取得长足进步的方法论根源；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中叶以来正在兴起的系统思维方式，这是随着科学技术革命和系统科学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1）整体思维方式。古代人类的生产水平低下，无法了解到自然界复杂现象的原因，因此只能从总体上、从宏观上采用思辨的方法来研究事物。例如，中国古代哲学就贯穿了这种思想，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先由天地生出五行——水、火、木、金、土，然后再形成万物。用阴阳、五行、八卦的观点来统一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统一人类与自然，并把人的生老病死与自然界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这些思想都是整体观点、运动变化观点、综合观点等整体思想的具体体现。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把宇宙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从整体上进行研究，并把宇宙看成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的运动和相互作用构成了整个宇宙的运动变化；并发表了《宇宙大系统》的专著。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还是外国古代的思想家都是从整体上研究世界，他们往往在几个领域内都有较高的造诣，是多个学科的专家，例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中国的老子、墨子等。这时期科学发展的特点在于，不同学科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科学与哲学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整体思维方法使人类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工程上，中国古代李冰父子修建的四川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不仅是当时世界水利建设史上的杰出成果，也是整体思想方法的一次伟大实践。在医学方面，我国中医理论也充分体现了整体论的思想。古代中医理论《黄帝内经》强调了人体各器官联系、生理现象与心理现象联系、身体状况与自然环境联系的观点，并把人的身体结构看作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人体的各个器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2）分析思维方式。近代以来，人类科学技术和社会文明取得了长足进步，其哲学根源是所谓西方式的“分析”传统或者说分析思维方式的兴起。“分析”传统的精神实质，就是坚持实证的、科学的、实验的、解剖的观点。它认为事物都是有结构的，这种结构及其规律是可以通过“分析”和“简化”而为人类所认识的。分析思维方式，也被人们称为“还原论”思维方式，即相信整体的性质要由部分的性质来说明，高层次的事物要由低层次的事物来解释；相信存在一个基本物质层次，一切问题最终都可还原到那个层次加以说明，即一切事物都可以用物理学基本规律解释。还原论也要把握整体，基本工具是“分析—累加法”，决定性的环节是分析。由于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入，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各学科的研究人员也不再能对所有学科都有所了解，只能成为其学科的专业人才。在中世纪，意大利的科学家达·芬奇既是力学家、物理学家，又是建筑学家、画家。而在这以后，像达·芬奇那样精通多个领域的专家已不可能存在。就是在同一学科领域内，也越分越细。由于知识越来越深入，内容越来越多，一个人即使一辈子都在学习，也不可能掌握很多门的学问。特别是面对愈演愈烈的“知识爆炸”局面，知识的专业化、专门化越来越加强了。结果，虽然对事物的认识深化了，但也同时将事物的整体性本质割裂开来了。这种思维方式在哲学上、方法论上的典型表现，就是机械论和形而上学。在经济发展上的表现，就是机械化、工业化、专业化生产，只重视个别机器的改进，忽视整体的效益，只重视加大生产强度，不考虑综合利用，不考虑资源配置。

分析思维方式的理论基础是笛卡儿奠定的。这种思维方式的着眼点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虽然这是几百年来在特定范围内行之有效、人们最熟悉的思维方法，但是它不能如实地说明事物的整体性，不能反映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它只适应认识较为简单的事物，而不能胜任于对复杂问题的研究。在现代科学的整体化和高度综合化发展的趋势下，在人类面临许多规模巨大、关系复杂、参数众多的复杂问题面前，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3）系统思维方式。它是随着20世纪中叶以来系统理论和系统科学的兴起而正在兴起的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系统科学是由分属不同层次的诸多学科组成的一大门类新型科学，最初的几个分支：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和系统工程，都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系统思想源远流长，但作为一门科学的系统论，人们公认是加拿大籍奥地利人、理论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L.Von.Bertalanffy）于1948年创立的。50~60年代，应用理论层次的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和工程技术层次的系统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功。到70年代，人们开始梳理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我国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三个层次一座桥梁”(即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工程技术“三个层次”，“桥梁”指连通基础理论与哲学的系统论)的学科体系结构框架，把基础科学层次的系统理论命名为“系统学”。在基础理论层次最先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普利高津、哈肯等欧洲学者。他们依托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最新成果，以若干著名的物理化学系统(如贝纳德流、激光器、ＢＺ反应、布鲁塞尔振子等)为背景，运用系统思想和数学方法深刻阐明这些系统如何从混乱无序的热平衡态产生出有序结构，又如何从一种有序结构演化为另一种有序结构，建立起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超循环论等自组织理论，把基础科学层次的系统研究推进一大步，使人们相信建立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是可能的。到80年代，基础理论层次的系统研究也转向主要研究复杂性问题。欧洲学者，特别是普利高津提出“探索复杂性”这一响亮的口号，把复杂性研究视为超越传统科学的新型科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普利高津和哈肯等人满怀信心地要把各自的理论和方法推广应用于生物、经济、社会等复杂现象领域，着手建立复杂性科学，形成世界复杂性研究的重要学派。在世界范围兴起的复杂性研究热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84年成立的美国圣塔菲研究所(SFI)。他们的雄心是面向生命、经济、组织管理、全球危机处理、军备竞赛、可持续发展等当今世界的所有重大问题，开展空前规模的跨学科研究，建立关于复杂系统的一元化理论，实质也就是系统学。

一般系统论把系统定义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定义中包括了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四个概念，表明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系统论认为，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这些，既是系统所具有的基本思想观点，而且也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表现了系统论不仅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也具有科学方法论的含义，这正是系统论这门科学的特点。系统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并用优化系统观点看问题。系统科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认识系统的特点和规律，更重要地还在于利用这些特点和规律去控制、管理、改造或创造“系统”，使它的存在与发展合乎人的目的需要。系统思想方法的出现，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系统思想反映了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反映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所以系统理论和方法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系统思维方式不仅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而且也为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等方面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系统观念正渗透到每个领域。最近，由中国科学院、新华通讯社联合组织的预测小组预测出的“新世纪将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十大科技趋势”之三，是地球系统科学将以全球性、统一性的整体观、系统观和多时空尺度，研究地球系统的整体行为。地球系统科学的突破性发展，将使人类更好地认识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有效地防止和控制可能突发的灾变对人类造成的损害。这是系统思维方式具体运用的一个例证。

三、系统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与回归

钱学森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就是从整体上来认识问题。”钱学森：《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人民日报》1990年12月31日。事实上，只要稍加研究，就会发现系统思想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形态。

——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56，第38页。譬如，任何社会的再生产过程，都是由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四个环节有机组成的统一体，社会再生产要正常进行，这四个环节就需要协调发展。不存在哪个是主要的，哪个不重要的问题。他进一步讲道：“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马克思：《资本论》2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92页。

——恩格斯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是相互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92页。“如果有人以一般的表达方式向他们说，‘一’和‘多’是不能分离的，相互渗透的两个概念，而且‘多’包含于‘一’之中，同等程度地如同‘一’包含于‘多’之中一样……什么样的多样性和多都包括在这个初看起来如此简单的单位概念中。”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第166~167页。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一分为多，合多为一的思想。针对简单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恩格斯指出：“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86~487页。(黑体是作者后加的)

——列宁指出：“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比)发展学说的若干特征。”《列宁全集》26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57页。“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列宁全集》40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85页。“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列宁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712页。

——斯大林说：“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依赖的各个对象或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有机地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425~426页。又说：“马克思主义把社会生产看作一个整体。”《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第634页。“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586页。

——毛泽东指出：必须学好“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毛泽东选集》1卷本，人民出版社，1972，第1332页。还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毛泽东选集》1卷本，人民出版社，1972，第1055页。毛泽东讲，抓全面经济工作，应该像一盘棋一样考虑，全国一盘棋。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一条》中提出“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

——邓小平讲：“学会当乐队指挥。”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无条件的绝对性是不存在的。过去我们所说的“斗争是绝对的”、“运动是绝对的”、“非平衡是绝对的”等等，是不符合马列原意的。所谓“绝对”，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意义上讲的。

第二，把事物仅仅看成是“一分为二”的，是两个方面的对立和统一，也是不够的。事物是由“多”构成的系统整体，通俗的表示即：一分为多，合多为一。正是这种思想大大发展和丰富了一分为二的观点。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和用系统的观点看问题，结果是很不一样的，虽然矛盾观也讲联系。

第三，我们过去只研究马列主义的“两点论”、“矛盾论”，而忽视了马列主义的整体思想。其实，马列主义有极其丰富、深邃的系统理论。

四、系统思维方式的方法论地位

自然界无处不显示其整体性、层次性、复杂性和自组织性，也说明系统思想和系统思维方式是有其客观基础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是普遍存在的。大至渺茫的宇宙，小至微观的原子，一粒种子、一群蜜蜂、一台机器、一个工厂、一个学会团体……都是系统，整个世界就是系统的集合。例如，宇宙的进化是四种力量(引力、强力、弱力、电磁力)和60多种粒子演化的过程。而60多种粒子是由三类基本粒子构成的(夸克、轻子、媒介子)；DNA是四种不同的核苷酸(A.G.C.T)在时空中的不同排列秩序及结构，而四种不同的核苷酸构成了20种氨基酸，20种氨基酸又组成了所有的蛋白质，这样就决定了生物界的多样性；蘑菇有3.6万性别；日本冲绳TRIMMA热带鱼，能根据环境的变化，在四天内改变生殖器官及相应的脑功能。

现代系统思想诞生于对诸如生物体、工程控制等复杂性事物的研究，最先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成果，但它很快就在其他学科领域获得广泛传播和运用，显示了其作为一种全新思维方式的方法论地位。

在哲学领域，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结构主义思潮名噪一时，是当代哲学的两个重要走向之一，与当代另一哲学主流——分析主义分庭抗礼。系统、整体、结构、要素、功能、进化、突现已经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基本范畴。

在社会学领域，自社会有机论主义者斯宾塞以来，整个20世纪社会学的几乎所有重要成果，都立足这样一个基本观念：社会是一个自组织的复杂系统。

在管理学领域，管理科学学派是数理学派、决策学派和系统学派的统称，是泰勒管理学派的继续和发展，是近年来在西方管理学界形成的。埃尔伍德·斯潘赛·伯法是西方管理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个学派认为，管理就是制定和运用数学模式与程序的系统，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出最优的答案，以达到企业的目标。所以，所谓管理科学就是制订用于管理决策的数学和统计模式，并把这种模式通过电子计算机应用于管理之中。这是系统思想在管理学中运用的一个典型例证。

在心理学领域，1912年发轫于德国的“格式塔”心理学或者完形论心理学，就是用近似于系统论的观点来研究心理学的。后来，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其名著《发生认识论》中明确运用了动态的、发生的、自组织的观点，是系统思想的具体运用。

五、用马列主义系统思想改进全党的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近年来有许多学者都在探讨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体现了我国主流理论界、思想界那种变被动创新为主动创新的决心和姿态。我国现阶段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方法落后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要用马列主义系统思想改进全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恩格斯有句名言：“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24页。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极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需要不断地从科学技术的新成果中汲取营养，保持自己的生命力。系统思想扎根于现代科学技术，其哲学和认识论、方法论基础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当前，坚持用系统的观点看世界，把事物看成是由多层次、多要素、多方面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有机系统，把系统思想、系统思维方式看作我们看问题、办事情的基本方法，反对简单化的“两极思维”和“冷战思维”、“一点论”、“斗争哲学”，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任务。

系统思想、系统方法不仅是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也应当是我们抓改革、搞建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尤其是在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时刻，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重要课题。物理学家李政道讲：“到了21世纪，微观和宏观会结合成一体。不能再用以前那种‘无限可分’的方法论，越来越小的研究路子，改变方略，从整体去研究。”“微观的元素与宏观的天体是分不开的，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个认识了基因，并不意味着解开了生命之谜。”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整个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和作为它的基础的微观经济原理联系在一起；经济学原理应该是一套，而不是两套。然而这一观念却根本没有在任何既有的教科书中深刻反映。”

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党内的干部还不十分理解这一点。传统的理论教育使他们只知道“一分为二”、“抓主要矛盾”，习惯于“单项突破”、“专项打击”，习惯于头痛治头、脚痛医脚，习惯于抓住一点、不顾其他，缺乏系统思想和系统观念。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整体推进，综合配套”，这是一种方法论的重大突破，是运用系统思维方式全面推进改革的典范，关键是要靠各级干部在实践中具体贯彻落实。

推广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系统思想可以指导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当代世界是一个多样化、复杂化的世界，人类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广泛，科学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因此，在今天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如果没有系统、整体、多样化的思维，不仅无法适应这个世界，更难以有效地改造它。当代系统科学的发展，各种系统工程的大规模应用，世界范围内“系统热”相继兴起，以及许多人对系统思想的日益重视，都深刻地说明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第二，系统思想更能适应现时代对哲学的需要。系统思想最根本的特点是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吸收了系统理论和系统科学中的积极成果。系统思维方式对于指导我们处理当今世界一些重大问题，具有现实意义。例如，以往的时代，伴随着社会的变革，阶级矛盾比较突出，各种势力的较量十分尖锐。封建主义的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使各种矛盾都处于一种比较尖锐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矛盾辩证法由于适应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争取独立、自主和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需要，成为哲学奏鸣曲中的主旋律，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但是，从今天的世界来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许多矛盾已趋于缓和，全球性的尖锐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各国经济方面的合作提到了重要的日程。对立的因素减弱了，多种协同因素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了。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但是现在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另一方面，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对哲学的科学性、精确性必然也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作为时代精神集中体现的哲学就要求有相应的转换和发展。系统思想正是由于适应了这一转换，所以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第三，系统思想可以更好地指导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今天我们的工作重心已发生了转移，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日益突出。如果说，战争时代需要“革命的哲学”，那么建设的时代就需要“建设的哲学”，需要把多方面力量协调起来的哲学，更需要一个以“三个代表”为宗旨、具有现代先进哲学武装的执政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哲学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同时也是实现了马列主义系统思想的回归。邓小平同志从实际出发，提出用“一国两制”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新构想，就是这方面的一大创举。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活也在急速地变化。生产的社会化、交流的扩大化、联系的多样化、科学的巨量化，使系统思维方式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

第四，系统思想是可以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东方人与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有着某些明显的不同之处，这是东西方许多学者的共识。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我认为东西文化的区别，最根本的体现在思维方式上。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确实，只要观察一下东西方人在哲学、政治、伦理、文学艺术，乃至农业、天文、地理、医学以及保健养身等等方面的不同观念，就不难发现东方人与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是何等的明显。中国人的深层心理构成与特有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必然更多地关注整体、结构、关系、反馈、调节、平衡，这就驱使他们必然地采取以人为中心的“天人合一”观，以社会(群体)的和谐安稳为中心的人文态度，以系统思考为特征的系统思维方式。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上，《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要获得良好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遵循而不是违背天、地、人所共具的普遍规律。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包括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家庭与社会、家与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中华民族始终凝聚不散、和谐相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伟大的作用。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学”，而所谓“仁”，孔孟都明确表述过，就是“爱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孟把处理好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的责任，把“修、齐、治、平”的责任，都放在了个人的肩头。直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不贯穿着这种融个体于群体之中，以群体的和、乐为个体的生存、发展的前提的系统思维方式。中国哲学、传统文化这种系统思维方式，重视整体，认为局部的存在与价值有赖于整体，而整体在质上大于各个局部之和。

六、几点建议

首先，应当结合学习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全国各级干部中普遍开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总结和反思，倡导、推广、普及、学习马列主义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在改革、经济和管理工作中确立系统思维方式，实现方法论的全面改革和更新，借以清除工作上严重存在的形而上学、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以科学方法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历史任务。

其次，组织专门的研究力量，全面研究、总结系统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是可以考虑在高等院校中开设马列主义系统思想的专业课，广泛传播系统思想，用系统思维方式教育下一代。

20多年来，我们在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唯独没有对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进行重大改革。现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地进行这项改革的时候了。对建设、改革的方法进行改革，实质上是要在方法论层次上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是解放思想的最重要的内容。邓小平同志一再提出反“左”的任务。“左”产生的根源，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说，就是认识及其方法论比较简单、单一、走极端。因此，改革传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反“左”防右的最基本措施。正如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对两院院士讲：“我们的政策措施和思想观念、工作方法，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勇于创新。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与客观相统一。”

参考文献

李政道：《李政道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中科院：《科学发展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

《第一推动丛书》第一辑、第二辑，湖南科技出版社，1999。

《21世纪新科学发展趋势》，科学出版社，1996。

乌杰：《系统辩证论》，人民出版社，1991。

乌杰主编《马列主义系统思想》，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