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谐社会

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

——马克思

社会是人类相互关系的总网络。

——汤因比

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

——汤因比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

凡是符合“最小作用量原理”的物质都是和谐的。

——作者

古往今来，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许多智人学者都在探索寻求理想社会的模式，如：中国孔子的“大同世界”、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谐国、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等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卓绝努力与奋斗，都是为了建立平等、自由、和谐的社会。一部人类史，就是人们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历史，这个历史自组织过程将永远不会有终点。

按系统范式讲，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整体，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化的巨系统的历史轨迹。社会巨系统是一个复杂化的自然环境与不断变化的人文系统，尤其是各种文明系统相互作用整合的进化过程。它的演化是自在的与自律的，也是超人文的、自然而然的、内在结构有序的和有组织的理性过程，是与生态环境系统密切相互作用的，而且是充满着多元进化、整体涌现、层次转变、结构优化、阈值突变的状态，是一个不可逆的系统演化过程。

这个社会历史系统的整合过程，应该从成吉思汗大帝国开始，他先后统一了亚洲、欧洲的450个封建王国、统一了40多个国家，统一了700多个民族，版图达3000万平方公里，占当时世界版图面积的4/5。然后是“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开拓殖民地”、“两次世界大战”、“两大阵营”等人类历史的大变局。这些使分散的系统（民族、地区、国家）走向系统整体的世界，使各大洲的社会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全球的人类社会整体。而当今世界是一个越来越互相依存的“地球村”，每一个国家与地区都是这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的全球化是重要的表征之一。一国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与他国的交往与联系，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还会持续增加，系统的整体性将进一步提高，这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世界整体系统性机制的内在要求。

关于这一点，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指出，一国的历史文明，一国的社会进步必然与周围国家、周围的社会文明形成一个系统的关联，是一个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要知道局部必须研究整体，世界整体历史才是一个研究单位。把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才能理解世界历史中的各个支系统（各国各地区）的情况。汤因比讲：“为了理解局部，我们必须将注意力首先集中于整体，因为整体本身才是可以说明的研究领域。”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17页。因此，他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自己说明自己的问题，单独研究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是不能了解历史的。

恩格斯早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此文1914年才发表）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的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因此，恩格斯得出这种革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这几乎是19世纪社会主义者所熟知及所遵循的原理。而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恰恰是一个反例。列宁提出的“一国胜利论”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在实践过程中证明并没有真正走通。

那么可以简单地讲，和谐的理想社会也必然是属于全人类的，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实现的，个别国家只能达到一定的、相对的和某一历史阶段的、暂时的和谐程度。一个国家要想达到真正和谐与富有活力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世界上的恐怖主义与贫困就说明了这一观点的科学性。

一、文明模式及其和谐思想

我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先考察一下“轴心文明”。

首先，早在2000多年前，在中国中原大地上，我们的祖先就提出了社会和谐的思想及其实现的方法，即中国的传统文明（传统模式）。

老子在5000字的《道德经》中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就是万物生长发育，均属自然而然。也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协同进化与和谐。老子的“无为”也是让事物顺其自然，不要强合、不要制约，人类不要去干预，他教导人们：无事，无欲，无为。老子提倡“无为而无不为”，“反者道之动”的虚无的复古主义。他认为：圣人治国，不是忙于做事，而是废除过去不应该做的事，做到“无为”。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的“小国寡民”就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和谐世界，也就是复辟周王朝。他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也是“无为”的另外一种理解而已，所以他反对用智慧去治国。他讲：“故以智治国，国之贼。”老子主张：君主应该没有欲望，百姓应该没有知识。他讲：“常使民无知无欲，”“我无欲而民自朴”的“道”是无为。

老子认为，圣人治国应遵从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从无知和谐出发，经过过程的无知，最后达到结果的和谐无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

结论是：“不以智治国，国之富”与“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老子的治国方略，也是以愚治官、治民的方略。

孔子在《论语》中讲：“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要“贫而乐道”，“粗茶淡饭，而衣草履”。这是孔子的自我心理平衡与自我的个人和谐。“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这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伦理学说，是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要求人们爱父母，进而扩大到爱人类。

孔子儒家学说强调的是“和为贵”、“知和而和”、“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在“和谐”与“斗争”之间，传统儒教更强调的是“和谐”而非“斗争”。

《礼记》中的一章《中庸》所讲的“明”，就是人做到与天地和参，便是完美、便是和谐，而“中”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毋太过”、“过犹不及”。也就是当代提出来的“中道管理”、“和谐管理”、“协调管理”思想的原始态。在2000多年前提出这样的思想实属不易。

在《礼记》中提出的社会“三段论”：第一阶段的社会是混沌的；第二阶段是小康社会；第三阶段的社会才是大同。大同世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出户而不闭”，那真是天地人一片冰心，直道而行的太平盛世。这类似于几千年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和现在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但是这种社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是一种美丽的幻想、一种伟大的心灵涌动与激情。孔子为了达到天下“归仁”的和谐境界，提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指出孝与悌是仁的根本。因此孔子的治国方略是：以孝、悌治天下，以忠昭天下，以贞节励天下的策略，也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这个“礼，所以整民也”。这个方略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根本，也是封建帝王的圭臬，也就是鲁迅讲的，孔子是帝王的“砖头”的思想。

孔子的第四代学生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要内部和谐、齐心合力，则无往而不胜。这个思想极其重要，它是孔子和谐社会、“大同世界”的思想基础之一。

孟子讲：“与民同乐”，“勿夺农时”，“先义后利”，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们思想上的和谐。尤其是孟子赞赏的八口人家庭的“井田制度”，它超过了我们1958年的“人民公社”的可实践程度，与我们现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比也各有利弊，是相当明智的政策。但中国的君主帝王们并没有十分重视这个思想。

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因此孟子反对暴政，认为如果君主缺少道德，可以杀掉君主，杀“独夫”不算“弑君”。他提出的“王道治国”虽然没有实现，但这个思想是极其重要的，对后代也有很大的影响。朱元璋读到此章时曾勃然大怒。只可惜孟子这个思想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

以孟子、董仲舒为代表的从“天命”到“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再到宋明理学的“天人一理”和“天人合理”，都指出了天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和谐。这些理论都强调了“天理”的第一性，而天子（皇帝）自然是“天理”的话语人、代理人、发言人。

荀子提出：“和则一，一则多力。”

墨子提出：“兼相爱”，“爱无差”，等等。

从以上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话语中可以概括出：忠与孝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精神支柱，是“仁”的核心。忠、孝既是伦理准则，也是宗教信仰准则。中国封建社会的特色就是宗教宗法制度下的统一信仰——忠与孝。忠就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服从，孝就是小农自然经济下对家长权力的服从，因此忠孝也成就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它也是团结、教育中国人的最根本的管制思想，保证了封建社会几乎长期停滞的稳定。汉朝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刑德并济”进一步完善、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一定程度的和谐稳定，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环境在伦理上的综合反映，是经典的农业文明。

虽然在2000多年前的中原大地上，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和谐思想及实现方式，但显然缺乏科学理性思维与人文民主的精神，这一点对中国后代人的命运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正如弗里德里希·尼采讲的：“因为前辈人造就了我们，因此他们的迷惘，他们的热情，他们的错误，还有他们的罪行也造就了我们，完全脱离这一链条是不可能的。”

其次，小规模的自耕农户和宗法制度与中央专制是相对称的，他们三者形成稳定的结构，也极容易达到社会的一定程度的和谐，政府可以维持较小的规模与成本，而达到社会高度的稳定。这也符合当时生产力水平低的要求。它的意识形态，即农业文明包括游民文化、儒、法、道等，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发展。

魏晋时代，在“六朝金粉”的社会氛围中，玄学的出现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一次升华，它是以老子取代孔子，以玄学取代经学，以多个圣贤取代一个圣贤，去张扬学术思想的解放。玄学以道家思想赋予儒家经典以新的内涵。

玄学的产生与出现，在事实上宣示了儒家作为一种国教的失败与破产。用中国的传统语言讲，就是儒教的“气数”已尽！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儒教既不能治国安邦，也不能成就功名利禄，对用它来统治中华帝国产生了怀疑，并在社会实践中开始抛弃它。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常骂儒生为“竖儒”、“腐儒”，并把儒生的帽子当作夜壶。因此，建国后他以老子的思想为主，兼有法、儒的黄老思想作为治国理念。

南朝以后，儒家、道家、佛家已三位一体化了，逐步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模式与上儒下游（游民文化）的模式，它们的核心是缺失理性与人文的民主。

隋唐两代继承了玄学的张扬与思想的解放，并把这一思想大大向前发展，成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但到了宋代的理学、明清时的心学使儒教更僵化、更腐朽。在腐儒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中国既没有和谐可言，也没有强盛之可能。正像鲁迅先生讲的是“吃人”的思想及其制度，是不可能使中国强盛、和谐的。

汤因比讲：“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中国模式则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期阶段。”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39页。实际上，中国的“文明”，既不适应于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也不适应于社会发展的晚期阶段。它在孔子提出儒学社会伦理学的时候，就已经落后了。儒教文明是一种过早成熟的文明，是缺乏旺盛生命力的一种文明。

在这里我们应该明确地指出来，而且我们必须坦白地、勇敢地承认中国的农业文明（儒教），在它诞生的那一天，它就是一种僵化、滞后的文明！无论在历史的早期和晚期，它都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催化剂。

小农经济土壤上形成的宗法制度，它的意识形态、它的思想，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学，后来发展为“儒教”。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儒教”，就是崇拜祖先、崇拜过去、崇拜过了时的周王朝和其秩序，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反动与倒行逆施。它是逝去的世界对现在世界、未来世界的一种绝望、声嘶力竭的悲鸣，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它：过去的就是对的和好的，现在及将来的是不“仁”的；而这种思想是反历史、反人类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诸子百家争妍斗奇。后来的中国社会一直在“暴君专制与暴民乱制中循环”，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第25页。一旦社会太平，儒家就兴盛，一旦社会大乱，游民思想就流行；游民一旦做了皇帝就讲儒教治国平天下，丢了官就谈老子的顺其自然，以排解不平与忧闷。并且还有一个有趣的规律，中国历史上每一朝代的开国皇帝不是奉行“游民文化”的游民，就是北方少数民族与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中国农业文明的各派对统治者来讲各有各的用处，但唯独对中国社会与中国老百姓负有太多的债！中国在专制——乱制的循环中，每次循环都要死伤千百万的普通百姓，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众所周知，儒士、方士与“游士”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特色，其他国家很少见。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最高理想是王道，“游士”的最高理想是“霸道”（皇帝）。但仙道与王道在中国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出现最多的是皇帝的“霸道”，与其相对应的是老百姓的“愚道”。而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最需要的是人道，但人道始终没有出现过。那么中国的落后、中国社会的不和谐，也就是必然的了。挨打、被殖民地化、被分割也是“命中注定”的了。

从魏晋到清代，包括嵇康、阮籍、陶渊明、鲍敬言、张载、邓牧等都抒发过和谐社会的理想，这是非常可敬的。

其中在1884年，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可康有为的《大同书》，只能讲它是一本逆潮流的腐儒之作，它的出现只是重复了儒教的思想。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毛泽东推荐它，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在地球另一方的欧洲，从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400年。此时无论东方、西方都出现了一批时代巨人，他们的思想与智慧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在“轴心时代”这400年间，人类社会系统演化而产生了突变与奇点，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类文明。

毕达哥拉斯明确把“和谐”作为哲学的根本范畴，这正符合当代系统理论中的差异协同定律。他认为：数是本原，数之间的关系和比例产生了和谐，整个天体是一种和谐和一种数，“美在和谐”。即现在讲的“和谐就是规律”、“和谐就是美”，这是一种很深刻的看法，直到现在还是指导我们美学、数学等学科的思想原则。

苏格拉底十分推崇哲人塔列斯一句名言：“人啊，认识你自己。”他认为认识别人先审视自己，与别人交往过程中，认识了自己也知道了别人，达到了和谐，因此把自己比为“马虻”。并把不和谐上升为犯罪的程度，他讲：“罪恶的根源是无知”，“美德就是知识”。他认为任何人都想得到幸福与善，由于这样，社会就必然和谐无间了。而柏拉图深化了这个思想，他讲：“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乃是双倍的无知。”这意味着首先要做到自我认识、自我了解、自我平衡和谐，才能达到人与人的和谐。如，一个霸主或独裁者怎么能与公民和谐？因为他连自己都不认识，也无法认识、理解、尊重别人！这个思想给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管理学奠定了基础。

柏拉图在23万字的《理想国》中提出，靠知识与道德（即：“哲学王”）来统治国家，晚年他在《法律篇》中，放弃了“哲学王”的概念，主张法治代替人治，提出君主与平民之间的混合政体，他认为：“人如果是天使的话，法律与政府便是多余之举！”他道出了法制的必要性，认为法制是“理想国”和谐的基础。“协调就是美”，“理想国”就是“和谐国”。他认为：“神就是美。”在“理想国”中实行公有制、男女平等，注重教育、优生、节制生育、集体培育后代。并强调设立国家考试的重要性，通过三级考试选拔“哲学王”及培养国家管理的接班人才。

柏拉图还阐述了“公正即和谐”的观点。

柏拉图被人解读了2000多年，公认为是西方思想之父之一，他对后人的影响深广而久远。他提倡尊重民意，让最杰出、最优秀的人管理国家。甚至在美国宪法中的许多条目与柏拉图的政治理想也相似。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与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创立形式逻辑学，逻辑思维是他成就事业的基石，他的反传统、反迷信对后世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说：“贫穷是革命与罪孽之母”，“立法者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青年上；忽视教育必然危及国家。”这些现在看来依然非常先进、非常重要，并且是极富远见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权应该由中等阶层来掌握，这样才能产生和谐，这个思想是极其英明的。时至今日我们知道，只要是稳定、发达的国家，大部分是中产阶级掌权的国家。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作为教科书使用了2000多年，被认为是最成功的教科书之一。此书在训练人的逻辑思维方面是一个十分杰出的典范，对牛顿的影响十分明显，直到1603年后才被介绍到中国。在几何数学方面，中国整整比西方落后1000多年！牛顿的力学1858年才被引入到中国，这与中国人表达科学思维的载体——方块字的模糊性有直接的关系。

公元前6世纪，在古印度产生了佛教。创始者为释迦牟尼，意为“觉者”，又称为“大雄”。他反对“婆罗门至上”，提出“极乐世界”“众生平等”，建设相互通婚、自由交往的平等社会。

佛教传到中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思想、人文科学、绘画艺术、语言等等。

我们描述了在轴心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几种文明及其和谐思想与实施方略。哪一种文明可以更容易、更快地达到社会和谐，哪种文明更适于现代社会，确实值得世人探讨、值得大家认真研究。人类经过2000多年的实践，现在应该是可以做出决断的时候了。

按汤因比的观点，人类文明可归纳为三大模式：

1.希腊模式

文化上的多元，政治上的分治，是一种早期的人类社会理想模式，“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这种模式“社会在开始时存在着文化统一，却没有政治统一。这种政治局面有利于社会与文化的进步。”

2.中国模式

一统的政治、文化及思想，“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

3.犹太模式

流散的社会模式，只有共同的文化，没有固定的疆域、固定的国家。

从各民族国家的数千年的进化全过程看，欧洲各国已逐步演化成了一体化的国家联盟，犹太民族经过数千年的努力，重新创建了自己的国家，并使自己进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中国经过数千年的努力，现在还处在两岸三地的状态中，虽然现在正在加快步伐，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当然还有许多比中国落后的国家与地方，如：非洲的大部分及伊斯兰教的一些国家。

在这几种文明的长期演化过程中，最令人吃惊和难解的现象是：在轴心时代，大约在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希腊人注重研究的是哲学、逻辑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几何学、修辞学（辩论、演讲）、民主政治与法制，提倡“马虻”（带电的鲟鱼）的精神；而中国人恰恰相反，识方块字的社会精英们却把注意力放在政治伦理学上面，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什么“仁政”、“德治”、“三纲五常”、“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九思”、“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平国、治天下”等，它的核心是“为己之学”，或孟子讲的“万物皆备于我”的修身学。

东西方两种文明的比较：

（1）老子的“不争哲学”和孔子的“为己”“三省”哲学，与苏格拉底的“马虻哲学”，恰好是两个极端的思维方法，一个是进取、奋进，一个是保守、守旧、反对进取。用这两种不同思维方法去实践的人们，其结果肯定是不一样。

（2）柏拉图从“哲学王”（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是依靠知识、法律、道德去统治国家；与此对应的是，中国儒教的“仁政”、“德治”乃至老子的“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也是两种截然不同治国方法的起始点，一方是人治，另一方是法治，一方是智治，另一方是愚治，结局是：一方前进，另一方停滞。

（3）苏格拉底的命题是：“美德就是知识”，“罪恶的根源出自无知”，柏拉图则说：“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乃是双倍的无知。”阿基米德在建筑物上刻着：“不懂几何者请勿入内。”与这些相对的是老子的“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方是愚民，另一个是智民，一方是开拓、创新、发展的天堂，另一方为停滞、愚昧、黑暗的地狱！真是天壤之别。

（4）儒学教导“学而优则仕”，“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上智与下愚不移”。柏拉图则把教育分成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学习阅读、计算、音乐等，把音乐、体育作为必修课；在第二阶段学习数学、几何、天文等；在第三阶段学习哲学。设立国家考试制度，以培养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的人才，主张男女一律平等。一方规范教育制度，通过全面的教育选拔、锻炼和培养国家的管理者；另一方培养孝与忠的“当官的奴才”，要求学生“出仕做官”或做“生而知之”的圣人。

（5）印度佛教的“行善哲学”与人生为苦的“未来哲学”和中国的“修身哲学”，何其相似，有如出一辙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把中国、印度同归入东方文化的原因。甚至在印度都失传的佛教，反而在中国传播开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只能说明中国人自古就喜欢落后、保守、陈旧的东西。

（6）孔子的“三畏”，“父母在，不远游”；苏格拉底自命为“马虻”，对不公正的现实予以揭露，不屈不挠，最后从容饮鸩就刑，以及柏拉图的勇敢、智慧等，又是两个极端的政治伦理要求。

（7）中国儒教“大一统”的政体、大统一的小农经济、大统一的儒教思想、文化与希腊的政治分治、思想多元、文明相融、产业多极（贸易、工商业、农业），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发展模式。

在社会层面上，希腊是多个岛上的“城邦”，相互间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各城邦实行不同的政体，有僭主、贵族、共和三种类型，最有代表性的是雅典的民主，被誉为“古代民主之灯塔”，主要特征是法律至上、公民是统治者等。

在中国社会层面上有“家邦”，“家邦”上面有“宗族邦”，在“宗族邦”上面有“诸侯邦”，在“诸侯邦”上面是国王、君主，最高一层是皇帝。皇帝的光环上还有神权，即：受命于天，最终的主宰为“天命”。这个“天命”显然是告诫人民，人间的事不用百姓去管，自有“老天爷”皇上去操心。需要老百姓具体实践的是“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儒教宗法制度，正像鲁迅讲的：“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结果是把中国人统治得服服帖帖。中国人形成了“顺民”的形象，容忍着暴君与贪官污吏的蹂躏与宰割。以家庭为中心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等级观念，压制了人民个性及权利意识。在社会上是权力崇拜与权力惧怕的双重心态，崇拜权威而自己又想成为权威。在高度专制的人治社会里，百姓只好盼望“清官”与“明君”了。不可思议的是在这多层次的系列管制中，每一个层面，它们之间的结构都是同质、同构的。这个社会同构现象就是一种简单的、不可进化的、静的系统僵化状态，不能进化的一种死结构的社会系统。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实际上在汉朝儒教制度化后，封建帝王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严格的控制体系，即专制政治、统一思想意识与道德文化、宗法小农经济三位一体的僵化停滞模式。

（8）在生态自然与人文环境互动上。希腊的海运贸易十分发达，有开拓、自由、勇敢的视野，尤其是希腊文明是农业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融合升华而形成新的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新质的文明。可以说这种文明一直从公元前数百年起，经过2000多年的历练，形成目前被普遍认可的民主法制、市场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公民社会体制的宏观可调控性；这是人类历史文明的演化过程中取得的最大进步。

（9）文明的融合与互动，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

我们知道，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900年雅利安人从来自西欧的森林走出来，他们不定居，在森林里开拓土地，用牛耕作，播种小麦收获之后迁往他处。他们是一群善歌的民族，漂泊、流浪，经常高歌咏诗、饮酒作乐，是一种家长式的共产社会。雅利安人的一支进入了希腊，他们继承了腓尼基人创造的拼音文字并发展了它，融合了腓尼基人的文化和希腊的海洋文明，创造了西方世界的“中轴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因此，希腊文明是雅利安人与本地人文明融合的结果，充分说明了只有文明的融合才能推动社会的前进，只有这样的文明才能成为先进的文明。

这也说明，为什么在公元前776年，只有古希腊人创立了“奥运会”，希腊也成为了奥运会的诞生地，是因为古希腊人崇拜人的伟大。如：希腊的神与人同形、同性，都有个性——他们都是形体美丽的男人与女人。在竞技场上他们赤裸着身体进行比赛，展示着人类的完美体魄，强调与崇拜人的智慧、人的文明、人的生命与人的快乐。不重视人生命美的地方，产生不了这样的文明，比如：埃及金字塔、中国的皇陵、中世纪的基督徒。他们注重的是人的苦难与死亡，并赋予人类“原罪”。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原罪是“斗私批修”、“私字一闪念”。人最终需要从教权、皇权、霸权中解放出来，才能回归崇拜人的文明、友谊、平等、和平以及永恒的生命美，永恒的人的美。

从西方宗教与中国儒教对比也有巨大差异：

（1）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尊重手工劳动，自己动手这一点在《圣经》中有一系列的训谕。如上帝警告诺亚说：洪水将至，“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座方舟。”不是上帝去救他，而是让他自己动手自救，自己救自己。改革以后的新教，更强调勤于谋利，生财是教徒的天职，而功业成功者才能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否则就是上帝的弃民。恩格斯讲：“适应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

中国儒教倡导的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专攻科举“八股”国学的文弱书生式的知识分子，不必去动手，更不会去自救的人。“学而优则仕”，当官享受自有“劳心者治人”之根据。

杨振宁讲：在中国的传统中，“缺少推理、缺少实验、缺少西方所发展出来的自然哲学。”

（2）犹太教与基督教都认为自然从属人类，可以征服自然。中国儒教是泛神论者。神仙无处不在，相信命运、相信“天道”高于“人道”。

（3）犹太教与基督教认为时间是线性的，不前进就倒退；中国的儒教认为时间是循环的，时间可以重新开始。

基督教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中国的传统里面，绝无此类思想，处处是等级观念。

（4）欧洲人强调市场的价值，企业是自由的，城邦也是独立的；儒教不提倡人们去经商，反对从商，企业与城市没有独立性，在皇帝的一统之中，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专制品。

（5）西方宗教提倡一夫一妻制；中国儒教把女人与“小人”归于一类，董仲舒提倡“三纲”，班超主张“三从”、“四德”、“七出”。对于妇女只要有钱、有权就可以娶、买，数量不限。

（6）汤因比讲：“希腊文明之所以能较早地挣脱传统宗教的思想束缚，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希腊社会从先前的爱琴社会继承的宗教遗产明显贫乏。”“在西方历史上，宗教即是一种强大的动力，又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367页。因此，希腊文明中理性就强、发展也早。西欧的文明是在与宗教的艰辛斗争中才取得的胜利，这一历程决定了这一文明有一种自我陶醉的精神，但远远不如希腊文明更公正、更理性。

（7）伊斯兰教在对待女性问题时，承认多妻制。在私有制竞争方面比较消极，但反对贪婪、欺诈、反对高利债；新教徒比天主教更加信赖人和法律制度，新教徒与印度教徒更容易接受收入不均和贫富悬殊的情况。那么相比之下，东方儒家文化更缺乏理性了。中国长达千百年的落后也真正是自然而然了。

在文明系统分叉的奇点上，不同文明系统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果及时碰撞、融会、交流的话，那么各种文明系统都会同时受惠。人类社会就可以发展得更快、达到和谐社会也会更早，这是我们人类的共同遗憾，也可能是人类系统演化的必然。

“轴心时代”是东西方文明系统奠基的起始点，从这个起点的系统分叉处看，两种文明系统在2000多年的长距离竞赛中，中国人胸怀《四书》《五经》恭恭敬敬站在孔庙前，口口声声念着“克己复礼为仁”和“修身、齐家、平国、治天下”，全身心地浸泡在崇拜祖先、崇拜过去、崇拜旧的秩序和虚幻梦呓中。其结果是：东方文明、中国儒教文明一败涂地。到了近代，中国已经到了灭种、亡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危险窘境。而同时期的西方人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伟大人物的肩膀上快步前进。对科学、对民主的追求，使他们摆脱、冲破了黑暗中世纪宗教与神学的一统天下，掀起了政治、经济、文艺、科学的复兴，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远远地把东方文明抛在后面，使东方文明在沉重、愚昧与被动挨打的黑暗之中沉沦下去。

这也正是1925年鲁迅回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时所讲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缘由。

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不同地域，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出现了人类不同方向的系统分叉进化过程。按系统范式讲：一个系统事物在演化过程中，到一定阈值，系统就会分叉形成各异的演化方向，这仿佛像一棵树苗发芽、分枝、成长，最后长成一棵大树。只不过中国这棵树苗一直没有长大，差一点变成了汤因比讲的：“被连根拔起的文明。”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45页。

在“轴心时代”，正是人类社会系统本身进化到一定的阈值，发生了系统临界点的突变，产生了新的文明；分叉后又生成了各种不同的文明。在“轴心时代”的同时性，也恰恰展示出人类系统的整体性，系统结构的有机性与功能性。如果对突现性作更深一层次的探讨：这个现象正是人类社会基因系统在不同的条件下与环境互相作用的产物。它展现了人类社会基因系统的适应能力、自学能力、创造能力的奇异功能，使它深深的根植在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主体基因系统中，相互作用而产生基因突变的规律现象。

关于这一点在1927~1954年期间出版的《历史研究》中，汤因比讲：“‘挑战与应战’是描述在个人或社会生活中，激起新的脱离行动的各种自由力量的一个公式。一次有效的挑战会刺激人们去从事创造活动。”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54页。他同时又指出：“决定的要素——对胜败举足轻重的要素——绝不是种族和技能，而是人类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进行迎战的精神。”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72页。

1984年以来，美国成立的圣塔菲研究所，整合系统科学的发展，提出系统的“突现性”与系统主体的适应、学习、善创造的特点。在基因系统多层次上的自组织突现性，恰恰说明了文明产生多元性的根源。

这种主体（人类）与客体（环境）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的图景十分深刻地阐明，在人体（DNA）及其实践与环境互相作用的伟大戏剧中，我们人类既是演员也是观众。这个伟大的戏剧的主宰就是我们宇宙的进化、宇宙的整体性、宇宙的自组织涌现性，它将导致宇宙系统整体的优化。

其次，在基因层次，“表观基因组学”研究提出：基因具有对事件的记忆能力。人们经历的一件事可能被记录下来，传递四五代人之久，甚至更长时间。这进一步说明主体（人类）与客体（环境）相互作用的重大意义。不同的环境、条件，自然产生不同的文化，如果人体（DNA）也各异，那么过程自然是百花争艳、向不同方向的分支进化及不同结果的形成。

系统事物的自组织性，把系统发展的方向性、系统的复杂性、系统演化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整体性特征在文明演化过程中显现出来，展示出一个十分绚丽的文明进化史及一棵文明进化树的形成史。

在地球不同的地方，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里，人类的演化发生了巨变！这给后代人太多的猜想、太多的迷惑。如果我们不从系统的突变性、自组织涌现性去考察，我们只好承认“上帝”、“佛”、“安拉”、“玉皇大帝”存在的真实性，孔孟的“天命”亦然。人类社会系统分叉突变中产生的不和谐，非对称性，一直影响到现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与中国历代的不和谐皆出于此，世界的不和谐也渊源于此，这是人类社会系统进化（演化）的必然现象，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清晰和科学的认识。如果不发生系统奇点突变，所有子系统齐头并进，那是不可思议的。这里表现出了差异协同作用原理的普遍性、重要性。

接着，我们探讨一下在轴心文明产生后的和谐思想。

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提出共产主义蓝图：公有制、按需分配、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等等和谐思想，而实践证明这些思想是好的，但很难在社会中实现。

1628年意大利人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一书中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普选等，太阳城的领导称为“太阳”。显然，把领袖称为“太阳”皆渊源于此。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对领袖的称呼和现在的朝鲜与《太阳城》中的描述极其相似，看来不管是“君子”与“小人”，不论是过去与现在，“人类往往易于否定自由意志。”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137页。

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公民社会，就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之上，这样社会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个观点，在市场经济的初期是自然的；在后期则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

1803年法国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提出理想的“和谐制度”的社会。

1842年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提出：社会主义是“和谐与自由”的社会。

1870年法国巴斯夏在《和谐经济论》中提出一个很主要的思想：“所有合法的利益都是和谐的”，“一切正当的利益彼此都是和谐的”，“社会的不和谐是掠夺与压迫的结果”。

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把他们设计的理想制度称为“和谐制度”。

马克思讲，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一批理想主义者，不只是想解放某一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建立理性的、永恒的正义王国，也就是永恒的和谐的王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对和谐社会的概括是非常精辟的，但要实现它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需要上千年的时间。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第13页。并具体地指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将消失，这就是和谐社会。关于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现在有些国家已经相对的、有条件地实现了，但不一定是和谐社会。

马克思讲：“对美的追求是人类的本能。”这是和谐思想的另一种表达。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接着指出：“人终于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41~443页。在和谐社会中的人，自然是自由的人，自然是社会的主人。

在分配上将经过“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和谐社会。在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而只有差别的社会，是最高层次的和谐社会，也就是马克思讲的不依赖于物，也不依赖于人的自由人的目标，也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过去我们的奋斗目标是马列主义定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现在谈的是“和谐社会”，提法不一样但目标应该是一个：消灭剥削压迫，均富共富。但是真正达到这种社会恐怕需要数百年，甚至是数千年的奋斗！无论东方、西方现在都相差甚远。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只是封建社会中的暂时性、周期性的“和谐”。它没有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只是一种静态的、缺乏创造力的低级的平和社会。高级的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具有巨大创造力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富强而幸福的社会。如果社会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社会和没有生命力的社会，它肯定是一个必然灭亡的社会。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以及世界上许多落后的民族和国家的兴衰，甚至许多民族及国家的灭亡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汤因比讲：“文明死亡的原因永远是自杀，而不是谋杀。”但真正的和谐社会是不会自杀的，它应该是最富有创造性的社会、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不会退化与停滞的社会。

我们应该理解，和谐思想、和谐社会的提出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它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激励着全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与奋斗，虽然牺牲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但人们对这种美好社会的憧憬和认同，以及不顾一切的献身精神从来没有停止过。它同时也涤荡着人类社会的污垢及冲刷着人类心灵中最丑恶的东西，使社会不断前进，它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伟大动力。先有思想者，后才能有发明者，没有发明者的社会永远不会自己前进！正像怀特海讲的：“伟大的征服者从亚历山大到恺撒，从恺撒到拿破仑，对后世的生活都有深刻的影响。但是，从泰利斯到现代一系列的思想家则能够移风易俗，改革思想原则。前者比起后者的影响来，又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些思想家个别地说是没有力量的，但是最后却是世界的主宰。”他又讲：“科学与文化的进步，有赖于伟大心灵的来临。”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97，第199页。

汤因比也讲：“人类的关键装备不是技术，而是他们的精神”，“进行迎战的精神”。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71、72页。

因此，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需要更多的是灵性、思想与精神，这个精神与心灵的结合就是创造力，而不是宗教，也不是所谓信仰与各色各样的教条。

创造力的大小是与人们思想的流动速度成正比的，不受约束的思想自由流动是创造力的源泉，创造力的精髓是它的自发性。我们应该“从进化意识中产生有意识的进化”（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索尔克语）。否则，我们还会遭遇到不测的事故及迟到文明的侵蚀与伤害。

二、和谐社会的历史实践及其作用

公元8年，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费正清、赖肖尔语）和千年前“第一个社会主义皇帝”（胡适语）的王莽，搞了土地国有化，他也是土地国有化的第一人。他还把自己的家产分给下属及贫民；他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夫人打扮得像一个仆人；他的儿子杀了奴婢，他就把儿子也杀了，这在当时及以后的中国社会实属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他想建立一个“大同之世”，他的想法与做法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乌托邦”。他是一个最有理想和人性的皇帝，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最高典范。王莽也是儒教第一个最大的牺牲品，如果中国人在此时此地抛弃儒教，中华民族将是另一翻天地。王莽14年的实验是伟大的，也是最可悲的。

古时还有三国时代的张鲁、明朝的何心隐、清代的洪秀全等，在实践中都做过一些有益的尝试。

1823年英国欧文提出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这个移民区被称为“和谐大厦”，它只存在了5年。1824年又在美国购置了一块土地建立了“新和谐”共产主义移民区。两项实验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个实践应该对后来的共产主义阵营有所启示，但遗憾的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1910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定居地，后来发展成为“基布兹”。它奉行“劳动、平等、和谐、民主”，执行“各尽所能，平均分配”、“少有所学，老有所养”；“家务社会化”，一切财产归集体所有。进出“基布兹”自由，成员之间完全平等，每三年普选一次管理者，管理者没有特权。全国有280个“基布兹”，人口只有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3%，它供给全国56%的牛肉，82%的棉花。它的农业产值占全国42%，农业出口占43%，工业产值占7%。它培养了一些总统及总理，并对以色列贡献很大。苏联的国营农庄及集体农庄，存在了70年；中国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只存在了半年多，均以失败而出局。如果当时的中国、苏联能够去以色列考察一下，我们也许不会失败得那么惨、那么快！

“基布兹”被世人称为“成功的乌托邦”与“人间的奇迹”，我去以色列时专程拜访了一天，感触很多。现在看去它仍然健康，我认为社会主义者应该认真总结这个经验。

1953年，日本人在滋贺县也搞了一个村，只有100多人，大家财产充公，生活一体化，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村民不喝酒。日本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共产主义村”。

应该承认类似的实验全世界各国都有：美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等，但规模都不大，情况也各异。二战后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工业产值占2/5，其领土占世界的1/4以上，国民收入占1/3，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人类社会上是空前绝后的。但由于我们阵营大搞阶级斗争，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就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一个统一的整体”的思想去改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使社会产生严重的不和谐，发展了70多年，我们的“阵营”雪崩了，还剩下一些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如：越南、老挝、古巴等等，但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看来实现和谐社会实属不易，它不仅要求指导理论正确，也要求实践过程科学，尤其重要的是应该不断地以实践修正自己的理论。

近年，在中国有些地方搞了些试验：河南临颍县南街村3.2万人的一个农村，每人每月工资150~200元，还有每年平均6700元的福利费，在平均主义、集体主义指导下严格规章制度，目标是“共产主义小社会”。其次是江苏省的华西村，人口超过6万，每年每人可得工资1500美元、1万美元的奖金与2.5万美元的股票分红，每户居住面积达400~600平方米，每户有100万~1000万元的存款，基本每户有一辆以上的汽车。国内媒体称它为既是“天堂”，又是一个“强权社会”。外国人甚至认为它是一个“古代王朝”。华西村自己认为：“不管这是新主义，还是旧主义，我们的目标就是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当代的和谐社会的试验，对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有很大的启示，看我们如何去总结了。

这些和谐社会的实践，对我们的理论发展，都提出了许多极有益的思考与启示，如果我们认真的研究、理解，并修改设计我们的观点及方略，一定会有巨大的益处。

三、当今“地球村”的不和谐

20世纪的前50年，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急剧变革的标志，之后冷战成为主角。21世纪初，由原教旨主义者引发的暴力，成为国际安全最大的隐患，“9·11”也成了恐怖主义的代名词：一方是控制着美国政治的基督教保守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即马修·阿诺德讲的：支持美国精神的是希伯来文化，“希伯来文化的特点是，‘自信、偏执、专注’。”

另一方是伊斯兰极端分子。这是一场没有边界的战斗、没有固定战线的战斗。国家恐怖主义、集团恐怖主义、个人恐怖主义，成为当代国际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最不和谐的声音。由于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感情而引发的恐怖事件，占全部恐怖事件的三分之一，剩余的三分之二是由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发动的。因此恐怖主义也逐渐成了某些“聪明人”玩弄全人类的一种超级游戏。

马修·阿诺德讲：“基于希伯来精神的道德、自信可能给世界带来恐怖。”这个预言正像幽灵一样飘荡在世界各地。

不和谐还表现在：

（1）在军事上，墨西哥的丹尼尔·伊内拉里蒂认为，恐怖主义、暴力、“大屠杀”取代了传统战争中决定胜负的“大决战”。一方试图将对方置于劣势的地位，甚至无力抵抗的处境。自杀性袭击、伊拉克战争就是这种不对称战争的最好例子。因此，战争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斗，只有屠杀。现在全球军费每年高达9000亿美元，其中美国就达4500亿美元，这与解决贫困、疾病、毒品泛滥、教育问题、争取和平是背道而驰的不和谐。

当代战争的价值已不是“零和”的观念，因此赢得军事不算胜利，关键是赢得政治的胜利、社会的和平与人心。单方面的安全也不是胜利，根本在于各方面的“共同安全”与“长远的合作发展”。传统的战争价值观受到严重的挑战，苏联对阿富汗、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战争是最好的说明。美国在军事上的先发制人战略，将导致全球的帝国主义化。

（2）在宗教文化上，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分道扬镳。尽管在人类历史上，伊斯兰世界在哲学、建筑、数学等方面有过巨大的贡献，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发展与西方的距离越来越大，双方的不和谐是必然的。

（3）在政治上，当今世界流行的是“选举民主”，而不是“公民民主”。以色列前副总理纳坦·夏兰斯基讲：“虽然选举是民主进程的一部分，但是选举不能取代民主。”民主应该是公民的，主要表现是缺乏社会民主与公民民主，这是由穷人、移民在法律上是弱者造成的。比如，所谓民主典范的国家——美国，它的民主是“民主的王权”（对政治世家的忠诚），美国由60个最富的家族掌控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四大家族；而英国由2500个家族操纵着。基于美、英民族主义的白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它的信仰是因循守旧、向外扩张及极度自恋。在1996年，美国注册选民只占全部选民的62%，其中不到一半的人参加了选举。因此，美国总统得票只有1/3的选民，这是当代的政治民主异化，即所谓民主中的不民主，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民主。

（4）在意识形态上，按照马丁·雅克的观点，个人主义兴起，利己已成为一切事物的参照系。我们生活在一个利己的时代，市场行为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部分，市场逻辑的普及成了我们思维的方式。我们在一个市场社会中，科技正在缩小与剥夺我们私人空间，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了连续多次的一夫一妻制。虽然我们还是喜欢交际的动物，我们正在丧失最基本的感情，生活像购物一样，我们将失去生命的意义，即没有低谷，也没有顶峰。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法律的制定者，这是一个个人至上的时代，我们只关心自己和现在的社会，我们不考虑别人和明天。

现代西方的主流意识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人生观。我们要完成的意识革命，就是超越与扬弃这三种主要的潮流。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是个人成功、消费主义、唯物主义与技术理性；其次，超现代文化潮流，如：人本主义心理学、生态学运动、女权运动，都给现代主义注入了活力。但全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全球主义，以家庭为核心的妇女问题，反对享乐主义的乐观主义，将成为21世纪的大趋势。

（5）随着知识社会的来临，人类社会的知识都可以放在因特网这个巨大的平台上，因此自上而下的秩序将逐步弱化，未来是在“蜂窝网络”中。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及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过过去几千年的总和。科学技术知识日益社会化，社会将日益科学技术知识化。高科技的产业化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而制度的改革将是动力的源泉。同时这些都将促进经济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哲学日益密切的联系与融合，预示着将生成新型综合科学。因此它将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使人类逐步走向可持续发展。IT及因特网飞速发展，它将推动社会“自上而下”的秩序逐步瓦解，未来将以“蜂窝网络”的形式发展。

（6）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发达国家越富裕人口越老化，因此移民不断从穷国涌向富国，马太效应继续扩大。穷国用贸易盈余购买美国的低息国债，富国动用穷国的积蓄，大手大脚地在花钱消费，贫富国家在消费与积蓄水平不断拉大的同时，也拉大了文化差异，也造成了文明的冲突。这是多么的不和谐。

（7）全球气候异常，二氧化碳在空气中急剧增加，导致了全球的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海岸被淹，全球大部分城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水质下降、空气污染严重。如果全球变暖趋势继续，所有生物体都可能变小，生长速度加快，生命周期变短。现在的蚂蚁已经开始了这一退化过程。

总之，多层次、多方位的富裕与贫困，展现出一个严重失衡的、不对称的世界，一个不和谐的“地球村”。贫困、疾病、毒品是恐怖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单边主义及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后遗症。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彼此正在形成一种恶性互动。

四、中国历史上思想心态的不和谐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最根本的不和谐就是马克思认为的，亚洲与中国社会缺乏变革的内部机制，他形容中国的这种社会为“普遍的奴隶制”。这个“奴隶制”的思想文化基础就是中国的传统文明，核心思想首先就是：“大一统”，不仅一统政治，也一统思想、文化和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大一统”，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是孔子《春秋》纲领之一。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中国在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公元前213年，法家宰相李斯提出，古代天下大乱，无法一统，招致诸侯并起，四海分裂，他建议秦始皇消灭“私学”，除《秦记》外的史书一律烧毁；敢谈论《诗》《书》的斩首弃市，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知道而不举报的同罪。其目的是统一舆论、统一思想，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李斯的“焚书”、“以吏为师”等主张被秦始皇欣然批准。这样就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共计460名儒生被坑杀，大量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秦始皇统一了法律、度量衡、货币、车轨、文字、历法、交通。这样，秦始皇统一了“皇土”及其“皇土”上的规章制度，并想进一步统一与固化生活在“皇土”上面人民的思想。鲁迅讲：“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秦始皇统一思想的痴心妄想像一个幽灵一样，一直飘荡在中国数千年统治者的脑海中。汤因比讲：“这种天下一统的主观信念，从来是一种幻觉”，但“也不能无视一种幻觉可能造成的重大结果”。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235、236页。中国的历史恰好证实汤因比的观点。

汉初奉行“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并且是法与礼并用而达到“清静无为”，即“治道贵清静而民自之”，其次轻徭役、薄税赋与民休息，最大的成果是培育了国力，因而出现“文景之治”。通过70多年的休养生息，给汉武帝刘彻打下了有为的物质基础，这样汉武帝抛弃了汉初无为而治的做法，由“无为”变“有为”，全面实施“有为而治”。

公元前136年，大儒董仲舒引用《春秋》中“大一统”的思想，在三次上书对策（即所谓“天人三策”）中，提出以思想“大一统”来保证政治“大一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汉武帝认同并采纳了官僚出身的董仲舒的建议。

秦朝法家的李斯与汉朝儒家的董仲舒建议的目的是一致的：确保一个朝代、一个君主、一部历史、一种思想。因此“大一统”思想既是法家的，也是儒家的，只是达到这个“大一统”的手段不同而已。钱钟书讲：“绝异道，持一统，定一尊”；“东西背驰，而道路同轨。”由此，孔庙由家庙逐步上升为国庙。而近代版的蒋家王朝也与其酷似：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都是为了维持一个人或一种姓氏和一小撮人的统治。

这个“大一统”思想在2000多年的实践中与“权力”（皇权）的结盟而使儒家（儒外法里的思想）获得独尊的地位，而儒家思想的垄断地位意味着思想自由时代在中国的彻底结束。“大一统”思想在中国纵横了2000多年，直到今天仍有极其广泛的存在空间。对此，崇拜祖先的传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支撑点，甚至可以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支撑点。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说到底是所谓自由思想（即法家、道家、玄学、理学、游民文化、佛教等）与“大一统”思想（即儒教）的循环，也是儒教与游民文化的循环。如，汉朝、明朝、清朝，都是一统的大王朝，都是“大一统”思想为主宰，单一的思想（儒教）为统治思想。其他农业文明的思想与游牧文明的思想受到排斥，秦朝只不过是法家的“大一统”思想罢了。

但是，像唐朝这样兴旺发达的朝代，统治思想表面看去是李聃学说，即老子的《道德经》，其实质却是道、儒、佛、游民文化等的综合，是农业文明、游牧文化的百花齐放，是农业文明等多元化思想下的百家争鸣的大开放。不是儒教单一思想下的“大一统”，而是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而不同”的“大一统”，是农业文明多样性基础上的一统，是一种无为而能容天下的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它的核心是“无为而治”，因此促成人们的思想活跃和社会进步。这个现象在元朝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元朝的游牧文明比中原的农业文明更开放、更自由、更富有创造性，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可以自由发展。

凡是所谓“分裂的年代”不是“大一统”的时代，都是农业文明思想自由的时代，例如：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南北宋与大理王国、西夏辽金。但是这些朝代的思想荟萃的主流都没有摆脱儒家、法家、游民思想，没有脱离中国保守的社会伦理学的主轴——儒教。这是中国落后的根本，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这个儒教背后的真实精髓就是愚民政策及其愚官思想。儒教和愚民政策两者是一致的、共融的、和谐的。汉高祖刘邦认为：“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历代统治者执着于“大一统”与“守成”的体制，都竭尽全力去完善与强化“大一统”这个束缚思想的牢笼。西方有“黑暗中世纪”的历史阶段而中国没有，但中国2000多年以来，可谓中国版的“黑暗中世纪”。因此，马克思曾精辟的总结道：“中国是普遍的奴隶制。”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不堪回首，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盛行的时代。

我们真正的企求是多元之上的一统，多样性的一统，也就是晏子讲的思想，一个人有正负两面。大家只讲他的正面，那就是“同”了，同时也应讲他的负面，正负两面合二为一，这个综合的“合”，就是“和而不同”，就是相成相济构成一个事物，有差异才能和。孔子在《论语》中也讲过相仿的思想，他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君子有独立见解上的一致与和合，而不是小人在乌合之众上的协调、统一。但是孔子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君主的认可，这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再如，在音乐中有一个“和声”概念，所谓“和声”就是几个声音同时发响。虽然中国传统的“和声”是一种“单声结构”，但是这个思想是可贵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进步思想。

我们追求的是民主自由之上的一统国家，不是单一思想下的一统，不是专制集权下的一统，是“和而不同”的大一统。这就是“和而不同”的多元化及其思想，这是多元化基础上大一统的真正含义。

中国的历史从思想上可以概括为：农业文明的多元化（其中包括：儒、道、佛、游民文化、玄学）与儒教单一思想的周期率。这个周期率表现在土地资源上：富豪掠夺土地导致土地的集中；经过动乱重新分散（平均）；再掠夺、集中，分散……历史就这样重复着土地分散与集中的周期率。表现在姓氏上，就是改朝换代的周期率。这些都是基于思想周期率之上。千年不变的三种周期率，其根本的原因是思想文化僵化的单一性。在思想上周期率、姓氏的周期率和土地的周期率中，思想上的周期率是根本，思想的固化、教条、僵死是根本。

单一的“大一统”思想使中国社会，进入了漫长的、两极震荡的暴君专制与暴民乱治的周期循环。而思想的单一令世人吃惊，这就造成了：“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中少有，这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中国特色！

鲁迅讲：“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这个现象十分酷似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即教皇是上帝，教皇也是皇帝（国王），其社会权力高度专制。

美国学者戴维·兰德讲：“国家的进步与财富的增长首先是体制与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越看越明显的决定性因素是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呢？在中国就是“大一统”的知识，中国的君主们为了达到“大一统”的目的，要获得其文化的、政治的、经济方面的知识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各种手段的知识。

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条件性就是当知识是正面的时候。而中国的儒教从它形成那一天开始，它就是保守的、复古的，反时代进步潮流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中国的苦难历史证明了这种负面知识的严重危害性：负面的知识就是负面的力量。

我们可以简单总结如下：

“大一统”的政体：帝王高度专制。

“大一统”思想：儒教（灭绝异端，愚忠愚孝），“内圣外王”或内游（游民文化）外儒，这种思想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不可知论。

“大一统”的两种手段：暴力以及与神秘方块字相结合的科举。

“大一统”的经济：自然小农经济。

“大一统”的社会基础：耕读世家与宗族家邦（家族制度）。

这些灭绝了社会演化内在的动力——思想上的多样性。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讲的：“儒家文化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是中国王朝历史循环的重要原因。”这样中国构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稳定结构的社会制度，它演出了一系列不同姓氏的刑人与腐儒同朝争斗的历史悲剧，演出了外儒教文化与内游民文化的历史演义。

中国历史上思想心态的不和谐主要有以下几点：

1.治国思想——儒教

从汉武帝开始的儒家（儒学）制度化与社会制度儒家化，使儒教思想通过中华帝国制度成为国家意志，成为一切法律的基础。如果对这种“思想”有“质疑”便成为非法，这就意味着思想自由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结束。儒学从此成为“官学”和“国教”（外国人讲，中国是一种特种类型的宗教国家）。在太学中的博士就是专制儒家经典的经师，以诠释儒家经典为终身职业，由于功名利禄所在，人们乐此不疲，经学也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工具。从汉武帝刘彻开始，历代帝王所用的统治术，都是经过儒家经典谎言的包装，以达到“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和“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倡以思想“大一统”来确保政治上的“大一统”，并反对其他学说与儒学“并进”。在董仲舒对儒学做神道性的解释，并倡导“独尊儒术”后，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变成儒教。其本质是“儒表法里”，即“王道”的皮毛与“霸道”的实质，或者“儒表游（游民文化）里”，这个结合也成为后世统治者的执政秘诀。

儒学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吸收了道、法与阴阳五行等学说，把人分为上、中、下三等；并提出了“三纲”、“五常”。他的“天人感应”学说是君权神授的理论依据，认为天人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联系，天主宰人事。他糅合了儒、法两家的精髓，形成了实质上是外儒内法与君权神授的一统方法。这就是中国的君主们千古永恒的统治术。

用行政力量控制意识形态。在秦朝李斯利用“焚书”统一思想失败后，汉武帝刘彻使用董仲舒利禄引诱之策获得了思想“一统”的成功。儒学通过科举、教化逐步普及，并成了进入仕途的敲门砖。这样的结局是，儒教既满足了统治者的需要，也满足了儒教学者总想当官的愿望，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只有改朝换代变更姓氏的形式，没有思想上的变化，不准许革新、创造。这是保持封建社会和谐的要害与关键，致使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千年不变，百姓当然更不能变，不能创新。

我们知道儒教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那么中国历代王朝有防范锁国的心态也不足为奇了：对外防夷狄，对内防百姓，对上防大人，对周围顺天地环境之天命，对祖先先人当圣人崇拜。郭沫若同志讲：“自春秋末叶以来，蓬勃的自由探索精神受到致命的打击。”这个制度有效地阻止其他思想的产生与传播，实质上停滞的儒家文明“导致了‘王朝’的历史的循环”。这是中国2000多年前，前人留给后人的恶性基因，正像弗里德里希·尼采讲的：“他们的错误，还有他们的罪行也造就了我们。”这是中国史已经证明了的。尤其是宋代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给后代文化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这种文化思想的核心是：皇权+父权+夫权+族权。作为“三畏”思想的延伸，它是从知识儒学科举权力演化过来的，使宗法家族制的封建社会秩序稳定达2000多年，辛亥革命后儒教才与中央皇权一同作古了。儒家文化的宗教化、神学化与皇权化的一体化，实为中华民族落后的根本原因，其历史起点就是刘彻与董仲舒。

儒教的创始人孔丘，此人在世时总想当官，但总不能如愿以偿，这也影响了被他创建的儒学。在传统上，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对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影响极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教核心，实质是：“智者”（君主、皇帝、君子）对“愚者”（庶民、小人、女人）的统治；简单地讲是，识方块字者对不识方块字者的统治。

儒家教导人们修身、养性，提倡“修己”、“克己”和“慎独”。在《大学》中明确提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与基础，以达到“内圣”才能“外王”——由“圣”到“王”再到“皇帝”的一条当官的途径和模式。但中国历史经常与儒教开玩笑。当开国皇帝的人往往不怎么“圣贤”，像朱元璋、赵匡胤、刘邦等等，他们都是游民（乞丐、游方僧、诈骗、偷盗、抢劫、赌博者）出身，属于“游手无赖”之徒，是与主流社会相抗衡的隐性社会成员，他们没有是非、没有原则、没有责任、缺少文化、手段残酷、斗争的目的赤裸裸，只有瞬间的利益。鲁迅称之为“三国气”、“水浒气”，即游民意识、游民文化。他们走的不是儒教提倡的“内圣外王”的当官途径，而是相反的“先匪后王”的过程，先“王”后“圣”的道路。因此中国人在历史上就形成为了当官，不择手段的传统，即《水浒》、《三国》中讲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与儒教“出仕做官”的目的完全一致，只是手段不一样：一方通过“科举”，另一方通过“杀人放火受招安”。那么写历史的儒生们也成了梁启超讲的：“中国学术界缺乏科学精神，有五病：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后人读到的史书只是被修饰、被伪造的历史了。其结果是识字的人养成不敢说实话，不能说实话的习惯及传承的基因，这也是中国人落后的根本。

儒士们生活在虚幻之中。这些人已经习惯了面对虚幻、创造虚幻，讲真话反而成了幽默，实际他们生存在一个假的世界里面。儒教培养了一大批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假道学、假儒道、假卫道；对讲真话、讲科学的文化来讲，它是排他性的文化。

儒教的“修身”、“养心”甚至也影响到共产党人。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讲：“下深刻的功夫，郑重其事的去进行自我修养与学习。”“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要“吾日三省吾身”等等。在这一点上，与儒教的“先圣后王”的精神是一致的。

我们在孔子的5000字的《论语》中，还可以看到许多不和谐的思想：

（1）孔子讲：“学也，禄在其中矣。”“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不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孟子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些妇孺皆知的儒家经典，深深地浸透在中国人的血液中，中国整体社会沉浸在“官本位”的染缸中不能自拔，并影响至今。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及“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恶习，纵横中国历史数千年！读书可以做官，做官就有金钱美女。甚至清朝时的大文学家蒲松龄，参加科考一直到70岁，还在做“功名”之梦。中国的苦难，中国的“吃人礼教”、中国的“以‘理’杀人”、中国的“小脚”、“太监”、“纳妾”、“姨太太”、“贞节牌坊”、“赌博文化”乃至所谓“东亚病夫”，还有中国所特有的游民文化（为了生存没有是非、没有原则，只有瞬间的利益）等等，皆渊源于此。

（2）孔子讲：“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克己复礼为仁，一旦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是儒教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怀旧、保守、反对创新，甚至反对远游，固定在自己的几亩黄土地上；顽固捍卫周朝的礼乐文明，对君王、家族的愚忠、愚孝。

中国人的理想是活的平安、死得体面，长命百岁，长年坐在摇椅上面。古时中国人的服装宽衣肥袖，宜于吟诗作画、抚琴下棋、观花赏月，不适于打仗骑马。中国人喜欢乌龟，因为它寓意着长寿、温顺。虚弱被人同情，宽衣肥袖被奉为有涵养和生活悠闲的标志。中国成了阴性的国度——温顺和孺弱、不愿冒险，害怕变化，力求安稳的社会，甚至城市的名字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如：北平、西安、长安等。那时上至皇帝下到百姓，每家的堂屋一进门就可以看见对面的桌子上把寓意平安的瓷瓶摆放两旁，形成安全的行为方式：品茶、烹饪、赌博（玩麻将牌）。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但龙是什么？是信仰图腾？是宗教概念？是王权神授？还是皇帝的象征？自秦汉以来，帝王们都以龙种自居。但到底什么是“龙”？作为龙的传人，谁都说不清楚，可见中国人还是喜欢似是而非的东西，一种“龙”的虚幻，一种虚幻产生出来的“龙文明”。鲁迅讲：“说过话不算数，是中国人的大毛病。”中国人最不愿意听的骂人话是：“你不得好死！”

流传更为广泛的“二十四孝图”，其中“孝感动天”、“卖身葬父”、“埋儿奉母”、“卧冰求鲤”等等，更是愚孝、恶劣、冷酷、犯罪、惨无人道！这个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极其深远，后来发展到“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说错一个字，也到了要掉脑袋的程度。这样的社会只能培养中国人逆来顺受和不愿冒险的品格。

（3）“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奢则不孙，俭则不固。一与不孙也，宁固。”这些名言反映了儒教的安贫乐道、均平贫富的思想，表现出君王不愿意臣民过富。臣民富了就没有尊贵低贱等级之分，社会就会奢侈，就会越礼，就会不安定。统治者害怕失掉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重农抑商”的根源，也是中国长期贫困、不和谐的重要原因。1958年的“人民公社”一定程度上也是均贫富的反映，后来被解散了。

（4）“君子无所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天命”培育了中国人的愚昧主义；“畏大人”维护了中国长期的皇权专制主义；“畏圣人之言”使中国人形成了坚固的复古主义。这表现了儒教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怕竞争、怕新事物、怕独立思考。“三畏”思想毒化的结果，圣人、神人、大仙满天飞，“造神运动”直到今天仍未绝世。俗语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逢人只说三分话。”“雪夜闭门读禁书”——这曾是中国旧士大夫引为自豪并深感愉快的事情。孟子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毛泽东讲：“林彪说像我这样的人，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怎么能这样说呢？不是有陈胜、吴广吗？不是有洪秀全、杨秀清吗？”可见，这个思想对中华民族来说，已经融入血液中，成为中国落后的一种基因。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言，学苑出版社，1999。

孔子的“三畏”在北宋时受到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批驳。但遗憾王安石的改革没有成功。其结果则是：西方发达国家适时地推行“拓海政策”，而中国却逆时地推行“禁海政策”，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5）孔子讲：“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把女性与小人归入一类，当成奴仆使唤，成为男性玩弄的工具。孟子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中没有男孩就是无后，宣传男尊女卑；为君主和权势者一夫多妻制造舆论根据，形成了“小脚”、“姨太太”、“纳妾”、“立贞节牌坊”、“从一而终”等现象。这些思想影响甚深。鲁迅讲：“但不知道是否包括他（孔子）的母亲。”在清末时兴“选美”活动，就是选谁的脚最小，在农历六月初六，妇女们都坐在门口，伸出双脚让旁人看，叫“亮脚会”，当时赞美小脚是中华文化的“巧思”。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以男性为中心，而歧视女性的依据，也是中国人愚昧、没有理性的“巧思”，因此有“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男女七岁不席”之说。

（6）“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君子不器”。这是儒教对科技兴国、对工商业促进社会进步的反动。这个思想使中国长期不注重科学技术的发展，只关心社会人事关系，这也是中国落后的基因之一。

中国一直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远在先秦商鞅变法里，就有重农抑商的政策，奖励耕织者，而对从事商业、手工业中破产的人，一律罚其同妻室儿女做奴隶。认为“农业为本”是天经地义，而工商业只能是“末”了，科技更是“不器”与“小道”了。中国的历史是一部重农抑商的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重商主义。从儒家的“民以食为天”的重农主义，到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再到毛泽东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以粮为纲”，都说明了儒家农业文明为什么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占有正统地位。这反映在理论上、政策上，就是重农轻商。在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把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农民靠土地生存，土地是无法挪动的，农民生活依赖土地，顺乎自然，守陈、不喜欢变革。农民不识字，读书人不耕作，而社会上的儒教伦理则反映了农业文明的思想，这也是秦朝统一中国前、周代初期的封建农业文明思想。“农业为上”与“君为上”的思想结合到一起也就自然而然了。

反映在立法上面，历代统治者都“以农为本”，因此土地立法受到重视，产生农本主义的法律体系，如：西周的“井田制”、战国“青川木椟”上面记载的“为田律”、西汉的“田令”，等等。

在唐代，治国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

第一，唐朝在治国思想上，发生了从儒教到道教的转换。由于老子姓李，李氏唐朝特别扶植、推崇“道教”，尊《老子》为“道德真经”与“上经”，作为“贡举人”的考试内容。唐高祖李渊颁布《先老后释诏》说：“令先老，孔次，末后释宗。”唐太宗李世民也规定：“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道教位于儒、佛之上，居三教之首，并封老君为“太上玄之皇帝”。虽然道教排在各教之首，但三教互不排斥，达到了在思想上、社会上的一种平衡，效果上产生了一视同仁。其实质是对汉代“独尊儒术”的一种反动和纠正，其后果是各种宗教取得了平等的地位。因为，老子的思想是无为无事的政治，崇尚自然，与民休息，其实就是顺其自然。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不要强合，不要相互制约。胡适评价老子的政治“是极端放任无为”，“是天高皇帝远”。因为老子生活的时代政治腐败，老子认为皇帝政权未必能做些什么事，所以提倡“无为”。与现在的“小政府大市场”类似，就是政府应尽量少干预市场、干预社会。

但是，“道”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科学的观点看老子的思想，道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老子《道德经》这部似是而非的著作，它的文字简洁，字义晦涩，就是道的定义也有不同解读。其一，一种观点认为：“道”就是无为而治，就是相信自然本身可以协调解决自己演化中的问题，而不相信人类的智慧能认知事物、认知世界，这是原始的自组织理论。类似亚当·斯密讲的，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市场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其次，有人认为“道”就是万物之源，是雌性生殖器。其三，有人认为“道”就是人坐在太师椅上的悠闲心态、一种意念。其四，有人认为“道”就是一种无处不有、无处不在的神秘力量和一种“无”的理念。但有一点很明确的就是：扬“道”而贬低人。老子认为：“天道”高于“人道”，同时把远古先民的生活理想化，认为极乐无知的生活比现在好。针对当时的社会变革而提出消极的“无为”学说，主张取消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生活，回复到“小国寡民的世界”，回归到老死不相往来的无知无欲的世界，表现出强烈的复古主义。

老子讲：“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比“有”更具有根本的意义，无是天下万物的根源，也就是被认定的“道”。正因为道学的模糊性，唐朝君主的政治开明对社会的发展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非常可贵的是，老子提出了两极辩证思维。这一点可与2500年前希腊“轴心文明”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相媲美。如：正与奇、福与祸、刚与柔、强与弱、多与少、上与下、先与后、虚与实、荣与辱、智与拙、巧与愚等的对立与统一转化。他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些提法比现代的矛盾辩证观点早了2000多年。

第二，唐朝政务实行三权分立，社会开放，政治开明。唐代经济繁荣，国富民强，八方来朝，海纳百川，国力领先于世界。在唐朝李世民时代，其施政的特点是：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不能独裁。军政大权集中于“三省”，与“三司推事”的设立，初步形成政务三权分立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君主专制之弊。参酌众议、皇权的弱化、科举制度继续完善，因此唐太宗李世民讲：“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代在科学、文化、艺术上都有卓越的创造与贡献。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居民达200万人，并持续128年之久，产生了“贞观之治”与“开元全盛”的盛世，为后人所赞。

第三，用人制度开明。唐朝李世民推行的“四才三铨之制”也相当科学：体要求“体魄丰伟”，言要求“言辞辩正”，书要求“楷法遒美”，判要求“文理优长”，四才要求德行、才干、劳绩等。他最少用了三个以上的鲜卑人做宰相。

第四，李世民的纳谏制度。他讲：“恐人不言，导之使谏。”君主不仅要自知，而且要知人，不仅要知人，而且要善任。他与魏征的关系被世人称为楷模。事实证明，这种制度符合人民的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五，男女平等与妇女的解放程度，可视为社会进步的尺度。从秦始皇开始，历朝历代是保护一夫一妻制的，根据儒教的“三纲”、“五常”，寡妇要守节，不得再嫁。但在唐朝受北方民族的影响，妇女时兴袒胸露乳，可以离异再嫁，不受舆论的指责，当时公主再嫁的也有23个之多，民间社会更是宽松。女皇武则天的出现是历史社会环境所然。

李约瑟特别推崇道教，他讲：“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起于道教。”“如果中国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部分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1990，第176、178页。在历史上道教徒精通医学的很多，如：华佗、葛洪等。

唐朝不是以前汉朝的简单延续，也不是北方民族融入中原民族，而是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相互民族融合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以及从世界各地来的外国人与中国人的互相融合。它充满活力、气势磅礴，创造出中华文明的顶峰。它是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合，同时也吸收了印度、中亚的文明。这是唐朝发达的文化根本，说明了各种文明与不同思想互动的巨大作用。唐朝的自由开放、文艺思想上的百家奔涌，培养了一批旷世奇才，因此，诗歌、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科技都是空前的。

到宋明两代，以儒家为基础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则占了一统地位，主张人们修身养性，“存天理，灭人欲”，使人从内心悟出“天理”。朱熹认为“理”是事物最完全的形式与标准，万物有万理，万理的总和就是太极。气是理的表象，阴阳是气，五行是质。董仲舒神学似的“三纲五常”经过朱熹的解释才有些理论化、通俗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理论根据建立起朱式社会秩序。他认为“万理”的总和就是“太极”，当时被称为“伪学”，朱熹去世九年后，南宋朝廷才给他“平反”。他们的口号是“存天理，灭人欲”，只有“灭人欲”才能完全恢复“天理”。后来又发展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

陆王“心学”断言：“心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也”；“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天。”但陈献章的“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的主张是自由思想的先声。其次，王守仁学说也有很多合理的部分，如：“不师志”，“不称师”，“知行合一”。他强调“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而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些都是对传统儒教的挑战，但始终没有摆脱儒教“流于清谈”。被人称为“异端之尤”的李贽，不仅批判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言必称孔子的“家法”，还指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但这些好的思想没有被当权者理解，反而受到暗害，76岁的李贽在狱中自刎而亡。清谈成了官场的流行作风，甚至明朝末年崇祯皇帝也讲：“文官爱财又怕死，武官怕死又爱财。”因此，中国社会快步走向下坡路。

至于“康雍乾盛世”，那只是程朱理学的“回光反照”，是某些腐儒无可奈何对统治者的粉饰和一种借口托词。翦伯赞讲：“满洲人统治整个中国的时期，汉人仍然在中国史上起着主导作用。”这句话应该纠正一下，不是汉人，是汉字的儒学、儒教，是儒教的伪道士、伪卫士。清朝严禁文人结社，禁止言论及出版自由，取缔集会；提倡以理学为内容的“八股文”，用以钳制思想；大肆查禁图书，大兴“文字狱”，文字狱到了空前鼎盛的时代。虽然编印了《四库全书》，但销毁和禁绝了自宋朝到明末清初的许多历史文献。据统计，全毁书籍3100种，抽毁书籍104种，被篡改的书籍更是不计其数，是对中华文化空前的大洗劫，岂有什么“盛世”可言？在清朝巴多明的《解剖学诠译》准备出版时，康熙讲：“此乃特异之书，不可与普通书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谈此书。”此书便没能出版，中国与科技绝缘可见一斑。延至1858年、1860年和1881年三次不平等条约中，中国共丧失土地达150万平方公里（不包括外蒙古），更无“盛世”可言。

2.防范心态与自我封闭

由于中国是大陆性的国家、地理上的相对封闭（北方的沙漠，东面的太平洋，西南方的大山大川），尤其是人文的传统、儒教的影响、帝王的专制，中原汉文化比周围少数民族较为发达，封建王朝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倾向，产生了自以为是的世界中心观，自以为儒家文明无比优秀，民族生机毋庸外求，是一切文明的中心。而统治者“以王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严华夷之辨”中国道德举世无双等为借口搞封闭以维持自己的独裁与统治，向外夷学习就是离经叛道。中国人称自己的历史有5000年，但外国人只承认3000年。自1996年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只找回了800年，而夏代时期还没有确认。这也是中国人竭力以天朝王国自居和自我感觉良好自欺欺人的例子之一。

从春秋战国开始修筑的长城，秦统一六国后，为了防御北方民族的进入，修筑长城的规模更大，把原来的秦、赵、燕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以防匈奴，经历代的增修形成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全长5500公里的万里长城。但实际上长城并没有起到防御功能，却把自己闭封起来。清朝康熙讲：“修筑长城实属无益。”康熙为什么不修？因为他的老祖先就在关外，同时长城也没有影响清朝夺取明朝的江山。在唐朝当时也有人建议修筑长城，而唐太宗李世民以“安用劳民”一笑置之，并讲：“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李世民有“纳四夷使如一家”的气度，这与他是汉族和鲜卑族的后代有直接的关系。由此，应该讲凡是历史上修长城的朝代，都与其统治者没有自信，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别人有关。这是孔子儒教“三畏”的表现，因而产生的“防范”心态是儒教的直接后果。这样北有长城，东与南有“海禁”，西有大山大川：悠悠哉一统天下，关起门来坐皇帝可以万岁了。

长城在历史上的实践作用与现代旅游神话的差距，是当代中国人并没有确切认知历史真实性的结果：当时修筑长城只不过是中原统治者，在军事上失败的象征，如果上升为中国古老文明的伟大成就，它正说明了中国人缺失认错文化的传统。

中国历史上防范心态最严重的两个朝代就是明朝和清朝，也是最腐败、最落后、最无能的两个朝代。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后，其防范心态主要起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防止元末余部及倭寇从海上来的骚扰和威胁，立刻实行禁海政策：“片板不得入海”。因为当时在中国之外世界上许多地方仍然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下，现在的西亚、中亚和欧洲就建立了四大汗国。而莫卧儿王朝在印度统治一直到18世纪。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讲，要打回中国去，朱元璋担心蒙古人从海上打回来。同时由于防范心理作怪，他对谁都不信任，迫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忙的一个皇帝。他以“私通蒙古”、“私通日本”等罪名，下令肃清逆党，共诛杀三万余人。开国功臣几乎一网打尽。朝官每天上朝，不知能否活着回来，与家人诀别并吩咐后事。

中国的禁海政策达到登峰造极是在1522~1566年。在西方，当时正是推行拓海方略的时期，西欧各国王室都在争夺海上霸权，视海盗为国家“英雄”，而在中国海盗被视为十恶不赦的“乱贼”。康熙认为，中国沿海地区面临着海上的危险。他讲：“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这反映了对开放口岸进行贸易的担心。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依据国家和私人的力量发现了“新大陆”，建立了达一个世纪的海上霸权。荷兰人依靠贵族与“海上乞丐”的结合取代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霸主地位，成为世界有名的“海上马车夫”。英国人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更是企图独霸海洋。

其二，明朝建立之初（1368~1387年），与其对峙的后元（北元）兵力也有40万，明朝派朱元璋四子朱棣为燕王出击防御。其后成了明成祖的朱棣，在1410年率兵50万亲征漠北。明英宗朱祁镇曾在与北元战事中被俘虏，1450年英宗被送回北京，双方恢复了贸易关系。《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第141页。

其三，明成祖朱棣在位22年，他被《明史》称为“酷似古帝”。他把首都迁往北京，把精力主要放在防范上，在1422年他率师出塞的途中病死。《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第138页。他派郑和船队下西洋其主要目的不是“示中国富强”和“宣教化于海外”，而是为了探寻被他推翻的惠帝朱允炆的下落，与联络相关国家防范蒙古人。

到了明朝后期，由于多尔衮的欺诈，吴三桂“借夷破贼”的演出，以“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明王朝因此落幕。多尔衮讲：“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尔（明）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这样上台的清朝，比明朝只是多了一怕。除了怕蒙古人与日本人之外，还多了一怕：广大地区的汉人。1690年2月17日康熙对传教士讲：“我们这个帝国之内有三个民族，满人像我一样爱敬你们，但是汉人和蒙古人不能容你们。”康熙把外国传教士当作自己家里人而不能容大多数“子民”。由此可见，有人称康熙为“千古一帝”是没有依据的。

与此同时，1590年日本封建头目丰臣秀吉提出“大陆政策”，并于1592、1596年先后率领军队入侵朝鲜。1823年日本的佐藤信渊扬言：要“征服满洲”，并“将中国纳入日本的版图”。1868年明治天皇宣扬要“开拓疆土”；1872年日本占领琉球；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由于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中国给日本的赔款和割占台湾促使日本经济起飞。因此，更加刺激了日本侵略者的胃口。1914年日本占领济南，1919年提出“东亚共荣圈”。在这样的内外历史环境之下，鸦片战争与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和中国的失败是必然的了；日本的侵略与中国的被迫抗日也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了。中国的积贫积弱成了中国挨打的根源，尤其是满清统治的腐朽是中国落后、挨打的直接原因。

3.愚民论

历代皇帝推行“以窒塞民智”的愚民政策。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朝的“诽谤罪”、“妖言罪”、“腹诽”，再到宋代“诗案”、明代的“表笺祸”。朱元璋称帝后，接二连三制造大案杀戮功臣，对大臣施加廷杖，并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在暗中监视群臣，对普通的农民通过“黄册”与“鱼鳞图册”加以人身控制。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命题，要求考生代圣人立言，标准答案为朱熹的《四书集注》，不准应试者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公元1642年明崇祯时，《水浒传》成为禁书。在清代封建专制比明朝更为黑暗，国家事无巨细都须经过皇帝做出终极裁判，不断制造的文字狱极其严重地摧残了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八股文成了利诱和腐蚀人们灵魂的工具。清代皇帝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作为闭关锁国政策的依据，把外国使团视为藩臣对待，要求下跪，否则不予接见，根本没有平等的意识。清代的“文字狱”更是空前绝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明令禁止所谓的“淫词小说”，并讲：俱宜严行禁止。公元1753年乾隆下令查禁《水浒传》。这种愚民政策源远流长，打击的对象是知书明理的知识分子、社会的精英。其理论的依据就是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及老子的“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最有代表性的两句话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要民愚，民不得不愚。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发展成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多越愚蠢”，考试交白卷的成为英雄。这些传统政策剥夺了人民的知识、思想、信仰，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愚忠愚孝”。

胡适讲：“中国是中世纪的国家。”这是相当深刻的概括，中国一直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残存着。

中国历代统治者把自己得天下说成是“天命所归”，借以神话自己。由于怕“天象”变化引起人心不安，因此封锁太史的天文观测结果不准外泄。如：齐朝的明帝建武年间、晚唐的文宗开成年间、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都曾下诏禁止民间学习天文知识。明朝朱元璋规定：“私下学习天文的人要处以流放罪。”李生龙：《占星术》，海南出版社，1993，第16页。愚民政策的另一方面就是“大一统”。无论哪一个朝代，只要它是要求“大一统”，那就意味着百姓必然要被愚弄、被欺诈。鲁迅在1918年的《我之节烈观》中讲：“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垄断了……我们几乎看不到一部非‘业儒’的书。”这说明了“业儒”、愚民与中国的落后三者之间的深刻因果关系。

4.认错文化

中国人爱讲“以史为鉴”，李世民也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但历史上的帝王（汉武帝及禹汤罪己除外），与当代的许多领导者都没能做到这一点。

对历史、对社会的反省必将导致精神的进步、历史的进步、思想的进步。但中国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下，缺少支持民主政治的各种文化、制度因素，没有类似的人文思想精髓，没有基督教的忏悔文化、认错文化。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西方新教伦理是近代资本主义成长的重要动力”，而东方古老宗教不具备这种功能。这是东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漫长的数千年历史只是重复原地不动的“盛衰剧”，重复“黄宗羲定律”这个怪圈。直到成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这个故事才结束了。马克思讲：“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缺乏这种批判与被批判的力量，我们还缺乏自信，缺乏自信的力量、缺乏自信的祖传基因，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受害意识比较浓的国家，缺乏一种“唤醒意识”。马斯洛认为，创造性同自我实现、心理健康和充分的人性几乎是同义词，这是民族进步的一种重要素质。

外国人讲，中国自古以来就害怕承认错误而丢面子。

鲁迅讲：“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鲁迅：《说“面子”》，《鲁迅全集》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26页。“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鲁迅：《鲁迅全集》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30页。

中国的皇帝大都缺乏汉武帝刘彻下《轮台罪己诏》的气魄，缺乏这种“认错文化”和“认错机制”。虽然《论语》中也有：“吾日三省吾身”，但这个“反省”与基督教中的忏悔文化有本质的区别。没有起到温“过错”而知新的效果，因为儒教的反省，完全是个人自责的行为，是“自省”、“自反”、“反求诸己”、“反身而诚”，是一种“修身”、“修养”。而在基督教的传统中，个人必须通过代表上帝的教会与牧师才能获救，人有罪过时也要向牧师忏悔自白。今天的天主教仍然保持这个传统，改革后的新教虽然强调了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以及“信仰得救”、“廉俭教会”，但它与中国儒教的“自省”还是不一样的。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满清战败被迫签署了《辛丑条约》。因为当时中国人有四亿五千万，因此按每人赔款一两白银计算，共计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当时八国联军还提出要求让满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慈禧说：中国人素质低。历史证明不是中国人素质低，而是中国的君主太昏庸、太乏力、太腐败。这个慈禧的史实，我们的近代史很少讲，不知这是为什么？不久前举行的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的活动，除给国人留下一点“自豪”外，给人留下的是更多“尴尬”。这是因为明朝并没有在郑和下西洋的同时解除“海禁政策”，因为明朝统治者恐惧商人阶层的壮大会危及它的统治。明朝统治者让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维护其皇权，为了维护皇族一家的私利。郑和七次下西洋后为什么戛然而止？这也是中国人不愿意反省的眼前一例。

由于中国人缺失认错机制，就很难形成集体记忆、群体记忆，没有群体记忆就不可能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以上四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明的核心。但都与“大一统”思想无法分开，可形象地概括是：“大一统”思想的这棵大树上结出的“苦果”，而“大一统”的倡导者“孔子只是历代帝王的砖头”（鲁迅语）。那么统治者用这块“砖头”对付老百姓，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五、中国历史上社会动力系统的不和谐

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动力系统来观察，主要有以下几点的不和谐：

1.农民运动的迷失

中国过去的历史观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是阶级斗争，在中国就是农民阶级与帝王将相、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前进。我们看看历史：

在秦朝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号召“诛暴秦”，后以失败而告终。而亭长出身的刘邦却取得了成功。他率领一批屠夫（陈平）、乞丐（韩信）、盗贼（黥布、彭越）等，一帮乌合之众建立了汉朝，刘邦和这些布衣将相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没有在根本上改造专制体制，农民也没有得到多少实惠，他们只能做到汉承秦制，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集权体制，体现出一个庶民皇帝所能做的一切——换一个异姓王朝，从嬴到刘：给最高统治者皇帝改一个姓氏。

刘邦的后代刘彻使儒学变成了统治社会的教条，最终使儒教变成国教，为中国以后长期的落后打下了空前绝后坚实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基础。

反对东汉王莽起义的绿林军和东汉末期的张角黄巾起义均以失败而结束。刘秀利用绿林军恢复汉室，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加强，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史称“兴武中兴”。

私盐贩子王仙芝、黄巢起义，占领长安，年号改称“金统”，国号为“大齐”，只维持了三年后自杀。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横渡长江四次、黄河两次的流寇，加速了唐王朝的大分裂。

推翻元朝的游方僧朱元璋是历史上出身最卑贱的皇帝，应该属于贫下中农里的赤贫，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游民乞丐。他当了皇帝后，开国功臣几乎一网打尽，开创了特务政治的先河。他不仅改变了元朝的制度，还改变了秦始皇开创经唐、宋而完善的丞相制度，形成了空前的、高度集中的专制体制。国家大小政务自己亲自处理，平均每天200多件，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最忙的皇帝。特务政治的后果是：朝官上朝，每天要与妻室诀别，唯恐晚上回不了家。这当然不是农民阶级的专政，更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是彻头彻尾的土匪、恶霸的专政。

明末的李自成、反清朝的太平天国洪秀全及义和团运动，基本上都没有对历史产生过正面的作用，这些庶民（农民及赤贫者、乞丐等）一旦成为统治者，在中国史上没有表现出比旧的皇帝高明、优秀多少。尤其是朱元璋，他有什么贡献呢？就是因为他是皇帝，他必然就应该有贡献？这是腐儒们缺乏历史责任感和不知世上还有耻辱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一种言行不一中国式的虚伪；是一种中国式的悲哀！是腐儒们粉饰历史的必然选择。

中国农民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改朝换代的推力，也不是唯一的推力，更不是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正像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信中讲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因此历史的动力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形成的“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和“一个总的合力”，而农民运动只是其中的“一个合力”。

农民运动的结果：改朝换代。农民运动的目的：“明君”换暴君。“明君”经过一段混沌时间后变成暴君；暴君再被农民运动打倒，再换一个，再循环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当然我们还应当承认刘邦亭长还称得上是杰出的“庶民代表”！

中国民间谚语称：“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成者王侯，败者贼。”这两句话说明了四点：一是皇帝谁都能当，小至几个月大到七八十岁；二是谁当都一样，高度“大一统”的专制体制不变、儒教地位不变、科举制度不变、愚民政策不变；三是有文化和没文化都能当皇帝。四是除了成败之外，“王与贼”没有区别。这在最高层次上反映了中国人的“平等竞争”意识，但这种平等与西方的人人生而平等真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些谚语深刻反映了农民运动的命运及其指导思想，还精辟概括了农业文明的精髓和游民文化的本质。

儒教从来不支持“虚君制”。因此“君主立宪”的“虚君”制度在中国是不可能施行的，要么被废、被杀，要么是“实君”，也是“虚（被杀）与实（乱治）”的循环。比如君主一旦大权旁落，即使是母亲（如：武则天）也会对亲人（如：儿子）下手。

其次，根据王学泰的观点，他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讲：在中国主要疆土上大约建立过30个朝代和政权。而新王朝的开辟者属于两类群体：一是少数民族或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们，前者如：北魏、东西魏、北周、北齐、辽、金、元、清等，后者如：隋、唐、后唐、后晋等。第二类是出身游民或接近游民的社会下层人士，如朱元璋、刘邦、刘备、赵匡胤等，这一类中有不少文盲，而文人士大夫在夺取政权中没有任何优势，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其结论非常简单，就是中国历史及中国人在2000多年的社会演化过程中，只是“两游文化”的道具：要么是游民（兵痞、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要么是游牧民，他们的目的是当皇帝、做官来享受。而皇帝与“两游”（游民、游牧民）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个共同利益：瞬间的个人或家族的利益。

中国社会是“两游”文化的演义。

中国的历史是游民文化与游牧文明的交替。

毛泽东对此有深刻的说法：“林彪说像我这样的人，世界上几百年才出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怎么能这样说呢？不是有陈胜、吴广吗？不是有洪秀全、杨秀清吗？”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第7页。在另一处毛泽东讲：“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根据王学泰的观点，这也说明了，只有脱离正常社会秩序的游民（毛泽东称之为：“勇敢分子”）当皇帝才有其必然性，而不是农民才有可能当皇帝，那么所谓的农民运动，其实质是游民运动（国民党的说法是“痞子运动”）。农民革命实质是游民革命，他们文化的代表著作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与《说唐》，这些书是游民起义造反，取城占地的主要指南，也是他们的“百科全书”似的教材。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发迹变泰”与“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游民“要官”与儒教“入世”是完全一致的；这也说明中国文明的大传统（儒教）与小传统（游民）在本质上的一致性。他们的行动准则是：利益就是一切，没有原则与是非。他们讲“义气”不是无偿的援助，是一种要贴现的“期货”。

第三，皇帝的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游民的原则是：“劫富济贫，分田废债。”这两个极端的原则，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都不曾实现过。连接这两个极端原则的是游民文化中的权力（利益），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形“左”实右的极端主义，因此中国的社会也就不可能摆脱周而复始的姓氏变化。由暴君专制与暴民乱治而制造出的两元论的“游民文化”的恶魔，深深地把中国人捆绑在痛苦黑暗和贫穷之中。

第四，痞子皇帝的破坏力可谓源远流长。游方僧朱元璋深知游民的危害性，他当皇帝后就压制游民，他说：“若有不务耕种，专务末作者，是游民，则逮捕之。”并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他提出：“首乱不祥”，“殃归首乱，祸在殿兴。”朱元璋甚至规定农民什么时间出工，什么季节耕作。鲁迅讲：明朝是以“剥人皮始”，“剥人皮终”的社会。

第五，农业文明中的游民文化与游牧文明（或草原文明）是中国改朝换代的根源。而游民一旦当了皇帝，他们的游民文明（即小传统）就变成了以儒教粉饰起来的“大传统”。外儒内小（传统）的中国社会，其表与里的差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阳一套，阴一套”，造就了中华民族人格的分裂和民族双重性的人格。而社会的文化层面上形成了：“上霸下游”、“内游外儒”的奇怪现象，为世界史之罕见。中国人爱说假话、空话和言不由衷也就容易明白了。

这应该是中国人真正的传统与特色。

2.真正的动力——文明的交织互动

中原的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其核心是中原农业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区别。他们不同的诉求与需要引发了彼此之间不同的互动方式及结果：如贸易、合作、互融、同化、战争等。一部中国史就是这两种文明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互动史。直到近代，西方列强与日本侵略中国，才打断了国内两种文明的互动、交融、同化与一体化的过程。

中国历史中盛世的唐朝，就是两种文明互动、交融、优化的结果，是中华文明鼎盛的时代。元朝是草原文明集大成者，成吉思汗以草原文明为主吸收了其他文明，把草原文明推到极致。

因此，研究中国史不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就不能说明中国史的全貌。同样地，不研究外国史尤其是近代史，也不能说明中国的近代史。世界史说明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结构，是一个复杂巨系统的演化史。

在满清统一中国前，中国社会的进步一直受到两种力量的推动：

（1）中原汉文明内部的改革。首先是秦国推行的商鞅变法。它是春秋战国时代最成功的一次改革，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改革，为秦国统一六国打下基础，使秦国走向富强之路，开启了秦始皇统一中华的大门，为中国后继的王朝提供了一个长达数千年的统治模式。

其次，汉武帝刘彻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为儒学的官学化、宗教化提供了各项社会制度的保障。

其三，隋唐时代科举考试制度的设立。

这三项重大的改革，为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奠定了千年基础。直到近代外国入侵，中国人才知道自己落后了；但为时已晚，只能作阿Q式的反应了：以长矛对快枪和“儿子打老子”的变态心理对应。

我们应该承认，秦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思想上的“大一统”与“焚书坑儒”是不对的，种下了中国落后的根子。我们更应该坦白地承认，第二项刘彻与董仲舒的改革是彻底失败的。第三项改革有利有弊，科举的形式是有益的，但考试的方式及内容是非科学的，要求被考者撰写出“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写出有条理性的文章，真是荒唐之极！它禁锢了识方块字人们的思想，也就束缚了社会上最有活力的思想群体，使中国人民世世代代饱尝苦难，而统治者穷奢极侈，使社会无法前进。

（2）草原文明的推动。在春秋战国时代，北方强大的国家或民族就有东胡、匈奴、楼烦等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原秦、赵、燕国断断续续的长城连接起来，后代的王朝也乐此不疲（只有唐朝除外）。长城的目的是阻止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但历史却证明了相反的作用：游牧文明并没有被阻止，反而却封闭了中原民族自己，因而中原民族的农业文明落后了。长城的作用可以与当代世界分隔德国东西的柏林墙类比。历史总是不断地给人类上课，但是听进去的人总是极少数。最有讽刺意义的事件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元朝与清朝，这是历代中原统治者绝没有想到的。

什么是草原文明呢？

北方少数民族大部分是由内蒙古大兴安岭，以及更北边的森林中走出来的游猎民族，相当于欧洲的雅利安民族。他们踏入大草原变成游牧民族，与部分的农耕民族汇合、交融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烂漫生活，但遇到白灾、黑灾、蝗灾、旱灾的时候也极其艰难，环境也非常险恶。牧民迁移的足迹遍及草原大地、高峰深谷、沙漠与森林。他们目睹各种自然风光，观察奇异的风土人情，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他们从来不知道固定不变的疆域和皇土顺民的风俗。游牧民族的妇女也不知道“三从四德”，更不知道“三纲五常”等清规戒律。牧民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比那些依靠土地而生存的农民更自由、更开放、更勇敢，因而更富有创造性。

草原文明或可简称草的文明（绿色文明）。在游牧文明或草原文明刚形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经典的自然景象：

披着晶莹剔透露水的小草，自由自在地舒展着嫩绿的叶芽，悠闲的羊群、牛群散落在一望无际的青翠碧绿的草原上，一边吃着嫩草、一边戏耍着。在生机盎然的绿色海洋里，驰骋着一个牧童，他在高声咏唱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在天际间，几朵白云飘在蔚蓝的穹空中，向天地之间的生灵微笑……

在一望无际的草原深处飘荡着蒙古族的长调民歌，她以那高亢悠扬、舒缓自由、广宽的音域和奇异的声音，展现出草原民族的美丽心灵与草原生命力无限的魅力。那持久舒扬的曲调与大自然的卓越统一，是天籁和心籁的交融，是天人合一的意境与神韵，也是草原文明的极致与精髓。

这就是人类最原始的，也是最根本的文明——草原文明。它深刻地揭示了一种理念，一种自由的理念，一种自然的理念，正像老子讲的自然而然的理念。这就是自由的草，草的自由；自由的人，人的自由；生态的自由，自由的生态；生命的自由，自由的生命。这是原始的自由，自由的原始起点，奇点的自由。

因此草原文明、草的文明，它的精髓首先是：自由。自由的开拓，开拓的自由是一种良性的循环。这是草原文明的生命力，草文明生命力的所在。其次是：开拓。无边无疆的开拓，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取得更多的自由。而自由与开拓的升华就是勇敢，而勇敢的载体就是英雄，就是民族的中坚、民族的脊梁，因此蒙古民族是拥有英雄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深刻表达了草文明、草原文明的属性：顽强、自由、生命、勇敢。

牧民的迁移方式：寻找新的牧场是最基本的开拓行为，牧民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牧民目睹各种自然奇观，不同的气候、地质、环境和生存条件使他们形成了好奇、冒险、宽容新事物的习惯，进而养成自己创造新事物的精神。

牧民典型的生活方式：面对烈马、风暴、骤雨、燥热、寒雪、猛兽等各种灾难，培养了他们的坚忍不拔、顽强取胜的勇敢精神。

公元前307年，赵国武灵王下令改革，学习北方少数民族的“胡服骑射”，对中原的农业文明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期，匈奴人拥有长城之外，东起大兴安岭，西到祁连山广大地区，形成了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局面。匈奴建立了第一个草原王国，创建了草原文明，实现了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大规模的大碰撞与大融合。

西汉前期实行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并通过“关市”展开物质的交流，出现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局面。东汉初年，匈奴的一部分归东汉，胡笳、胡服、胡床、胡饭、胡舞、胡乐、胡戏等深受中原人民的欢迎。汉朝摆脱秦时的严酷统治，并受胡化的影响，出现了空前的开放与自由，产生了所谓的“大汉雄风”：上天入地，不拘一格，奔放大度，写意不写实。这一思想在艺术上叫“天趣为尚”。天趣是最高的境界，这是道家思想的真谛。因此汉代的雕塑艺术是写意不写实，是创造一种意境，而不是模仿现实，它与秦代相比，一个拘谨、刻板，另一个奔放、幻想，反映了大汉雄风。这创造一种意境，而不是模仿现实，甚至出现了灵帝时期为代表的“胡化”浪潮。由此可见，草原文化对中原文明的影响程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第一个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实现了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第二次大交汇及民族融和的新高潮。鲜卑等少数民族把畜牧等生产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其中有饲养、役使的方法，兽医、相马、畜产品加工等。鲜卑人的“百炼钢刀”、“宿铁刀”十分锋利，并成为后世制刀之规。胡床的流行，促进了高足家具的出现，改变了中原人民席地而坐的习惯，时尚为“胡坐”。这是极其重要的变化，否则中原人还在跪着呢！各民族互相学习，形成了江南人所认为的“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的形势。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改汉姓加速了汉化，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六镇起义”后，使鲜卑族语言、风俗在东魏、北齐成为时尚。北方汉语受到鲜卑语言很强的影响。匈奴、鲜卑等民族的草原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的三个多世纪的碰撞、交流、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敕勒歌》、鲜卑的“军镇制”、“府兵制”等等。在汉胡互化的过程中，带动了佛教的发展，这时期出现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等，被人誉为“世界最大的天然美术馆”。其中的“飞天”，是原印度的娱乐神与歌舞神。敦煌的“飞天”不靠翅膀羽毛，只有飘逸的衣裙与彩带就凌空翱翔，这是儒教无法想象的奇观。在科学上有祖冲之、贾思勰等人，在艺术上王羲之的行书、草书一改汉隶沉稳、厚重、呆板的笔法，把书法推向了一个高峰。

在社会思想上，玄学取代经学（儒学）、老子取代孔子，使儒道合二为一，披着儒学外衣的道学一时风靡天下。儒教的失宠说明它既不能治国安邦，也不能消灾避祸。因此，出现了道教和儒教的混合，与利用佛教的现象，这就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意识：玄学。

隋文帝杨坚，具有汉族与鲜卑族的混合血统。他出生在寺庙由尼姑养大。隋文帝坚信佛教，所以他提倡了一种佛教、道教、儒教的混合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

唐代由于草原、中原两种文明的融合，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中华文明的鼎盛时期。汉胡民族互化产生的民族共同体，再与周边的民族和西域人民融合，因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无论是文化的发展与民族的融合都表现出明显的胡化倾向，在唐代的胡化现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唐以前的“五胡入华”，形成了黄河流域的胡汉杂居，唐朝开放的民族政策促进了突厥族的大量涌入。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虎出自鲜卑或突厥人，唐朝初的三代皇帝李渊、李世民、李治都是鲜卑族的母亲生的，他们能够视华与夷为一家，这对中华民族的融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唐代的胡化影响广泛、深入、盛况空前，出现了“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阳”，“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局面，胡服浪潮达半个世纪。胡笛、胡食、胡服受到普遍欢迎，给音乐、舞蹈、绘画等文化的各方面以巨大的影响，唐朝集前代和西域、中亚、印度的文明精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陈寅恪讲：草原文明“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即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局。”吴团英：《略论草原文化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2006年2月7日11版。贞观四年，北方少数民族首领齐聚长安，请求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称号。唐太宗接受后成为北方各民族的共主，加快了两种文明的汇聚与共进。

辽宋时期，辽代的文化也取得巨大的成就，如绘画、舞蹈、宗教，尤其是壁画艺术。辽代的强大与繁荣，曾使北方民族及西方国家只知道辽，不知道有宋。有的国家直到现今还称中国为“契丹”，其影响可谓深也。辽代末年建立金朝，改燕京为中都，北京开始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元朝的建立，中国的大一统达到最高潮。蒙古文明把草原文明推到鼎盛的最高阶段。成吉思汗的后代建立了世界第一大帝国，集北方及中亚、东欧文明之大成，开拓了欧亚通道，大大促进了文明的交流。忽必烈是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国全境创立王朝的第一个皇帝。蒙古大汗国的建立，打破了欧亚各国的封闭，开辟了空前的陆地及水陆交通，繁荣了东西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这是中国人留给世界的遗产。元朝创立了行省体制一直沿用至今；中国真正的戏剧，始自元代的杂剧。

中国历史上对“盛世”的定义，不适合去衡量元朝的状况，元朝远远超过了所谓的“盛世”。

《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分别评成吉思汗为“千年伟人”、“千年风云第一人”。七八百年过去了，全球仍有60多个国家对他进行专题研究。

美国学者捷克·法萨切优德讲：①成吉思汗首创了世界上从亚洲到欧洲的陆上运输线、通讯线与海上的丝绸之路，航海技术是世界一流。②保护商人，提高商人地位，蒙古兵守护各个驿站。因为此前中国商人的地位仅高于犯人与妓女。③减轻税收，支持手工业生产，提高金融、纺织、皮毛加工、纸张生产者的地位。④建立国际金融体系，中国在世界上首先发行纸币。⑤先后统一了亚洲、欧洲的450个小封建王国、40多个国家，700多个民族归服蒙古帝国，其版图达30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人类史上最大的帝国，结束了他们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终止了进行有百年的伊斯兰与基督教的战争，统一了政权、统一了税收、统一了法律（《法典大札撒》）。西方学者称为“平安蒙古”，他改变了世界，为世界带来了和平。⑥开创了选举可汗的民主政治。⑦保障所有宗教自由、平等，取消了宗教的税收与兵役。蒙文、阿拉伯文、汉文通行全帝国，这是空前绝后的，它也是科技、文学艺术的推动者与创造者。

在元朝期间，波斯、阿拉伯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史地书籍大量传人中国。在元朝推行的“棉花革命”持续百年，带动了纺织业的发展。元朝的兵器业也很发达，如：铜制回回炮能够射150公斤的石头。元朝1236年发行纸币，实行《钞法》是一个创举。元朝的海运很发达，通过南海的航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并开通“人工运河”。汤因比讲，蒙古帝国使许多地区文明迅速互动，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作用重要许多。忽必烈曾征召阿拉伯及波斯的天文学家，他们给元朝进献了七大天文仪器，当时元朝的“授时历”是世界天文学的最高水平。杂剧的繁荣与元朝经济、文化发达有密切的关系，关汉卿作为“元曲”的大师是“人类艺术史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高峰”（郭沫若语），195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

德国学者加文·汉布里讲，成吉思汗对欧洲的中世纪领土扩张及欧洲的文艺复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蒙古人用阿拉伯人当财政官员，并接纳许多民族在政府中任职，蒙古帝国成了世界主义的统治，彻底打破了持续几百年的东西文明交融的断层。

成吉思汗创造了十多个世界之最。其中有：冷兵器时代发展的最高峰；最早的炮兵部队、最早设置参谋部、最早的闪电战；最自由的宗教政策；唯一没有杀过功臣的帝王与没有人叛变他的帝王；没有被打败过的将军。

马克思讲：“成吉思汗的政治天才，乃起源于中国”，“战争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成吉思汗投入一线的兵力没有超过20万。巴拉吉尼玛等：《千年风云第一人》，民族出版社，2005，第156~157页。

恩格斯讲：“商业上说时间就是金钱一样，在战场上也可以说时间就是军队。”巴拉吉尼玛等：《千年风云第一人》， 民族出版社， 2005， 第159页。

孙中山讲：“元朝时期远比中国古代最强盛的时期更强大。”拿破仑讲：“我不如成吉思汗。”巴拉吉尼玛等：《千年风云第一人》， 民族出版社， 2005， 第163页。

美国五星上将曾任陆军总参谋长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讲：“即使把所有其他有关战争的记述都从史书中抹掉……只要把成吉思汗的战例保留下来，我们的军队就仍然有一座无价的矿山……提炼出来造就一支军队所必需的知识金块。”

中国经过元朝统治后的600多年，在这段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分割局面，因为各民族之间联系加深了。草原文明的精髓是开放自由、宽容诚信、健康快乐与崇尚自然、勇往直前。它直接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等。

BBC制作了一部纪录片为成吉思汗“平反”，认为成吉思汗是：慷慨的领导者，不喜欢聚财；有远见的领导者，努力提高臣民的文化与法律水平。他胸怀宽广，不用宗教等迫害别人，具有现代民主社会领导人的宽容气度，而不是有些人眼中的“杀人无数”的暴君。

“领导人价值公司”的创始人迈克认为，成吉思汗是“远见、赋予、授权、激励”，即“4E”代表的领导者必备的四种品格的成功典范。

对成吉思汗的评价，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外国人，我们中国人也应该有所作为，不能躺在“只识弯弓射大雕”上睡觉。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形式有三大精品：唐诗、宋词和元曲。元朝之曲，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作用也是留下重重的一笔。用汤因比的观点探讨和谐社会，只考虑一国的和谐社会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盛世”的盛世更值得我们去研究的。研究中国史、元朝史、某国史等，没有全球观念是说不清楚的。

蒙古民族是在北方草原上与许多其他的游牧、狩猎、农耕民族，经过了吸纳、融合、交汇、同化等一系列历史的过程而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这一点类似中原地域汉族的形成过程。蒙古族是从东胡、匈奴、乌桓、鲜卑、突厥等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档案与社会》双月刊2005年第6期。

末代王朝的满清，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对普通话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旗袍也为中国服装的一朵奇葩。

满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和防止、削弱甚至消灭蒙古民族，采取了一系列空前绝后的残暴、灭绝人性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满清统治中国长达数百年的停滞与落后。

在明代，为了防止蒙古族的反抗斗争，不仅把他们分散在各地而且推行了强迫汉化的政策。在《大明律》中规定：“不许本类自相嫁娶”，并令他们“改为汉姓，更改服装”，当时仅在明朝首府南京就安置了10多万蒙民。《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第135页。

在清朝，乾隆皇帝讲：“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在蒙古民族地区大力提倡黄教。措施之一便是广泛建立寺庙，康熙在多伦诺尔建立汇宗寺，雍正在库伦建立庆宁寺，等等。总计在蒙古地区建立寺庙数千座，庙中喇嘛多则数千人，少者也有数十人，从满清皇帝到旗民都布施给寺庙，其中土地、属民不计其数。蒙古牧民每户必须有一个男性当喇嘛，清政府免除喇嘛的兵役、赋税、差役，还有政治、经济其他特权。这个政策的结果是，当喇嘛的人不断增加（喇嘛不能娶妻生子），对蒙古民族人口的增值，产生了严重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一个日本人去内蒙调查，结论是：再有20年蒙古民族将自行消亡。如：伊盟在清乾隆时代人口有40万，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时只有5万人。

其次，笼络黄教上层，授予尊贵名字、职衔。封最高的活佛为国师、禅师。喇嘛在寺院有行政、司法权。清政府还牢牢掌握着活佛转世的掣签制度。

其三，采取“北不断亲”的联姻政策。有名的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孝惠章皇后都出自内蒙的科尔沁部。满清以自己的“公主”及宗室女嫁给蒙古王公贵族。清政府还制定“额驸制度”固定与蒙古民族的联姻关系，择15~20岁的聪明英俊者，注册为额驸之选，这样使蒙古贵族心甘情愿充当清朝统治蒙古人民的工具。

其四，实行封禁政策。为了分散蒙古人内部的力量，把各部落孤立起来。①建立蒙古八旗，为清朝的直属部队；建立蒙古游牧八旗，为清朝的直属领地与属民；建立外藩蒙古诸札萨克旗，限制其辖境，封锁其疆界，成为互不相属、互不往来的小块领地。②实施编旗划界，规定各旗不得越界放牧与相互往来，牧民只能在规定的牧场上放牧。③禁止蒙古各部互相贸易、通婚，防止各部联合。④禁止蒙古人与汉人通婚与学汉文化，蒙古人只能用满文、蒙文取名字，不能取汉人名字，不准蒙古人进关内，实行了史无前例的民族隔离政策。⑤限制汉人去蒙古地区贸易、耕地。⑥按蒙古人的效忠程度分别授予满族的爵秩：亲王、郡主、贝勒等。根据蒙古族尊重“黄金家族”的习惯，分别授予“台吉”的世爵，并领取岁俸。⑦人身依附，蒙古领主对属民有严格的人身依附。⑧服兵役是蒙古壮丁的义务，在各种战役中，蒙古壮丁无条件的带着自己的马匹、武器、口粮应征从军。仅雍正时就从喀尔喀调用马匹50万匹、羊50万只。

清朝在蒙古地区实行的商禁、矿禁、垦禁和婚禁等，起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作用。这些政策不仅滞后了蒙古族的发展，同时也滞后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使中华民族陷入泥坑不能自拔，直到1912年民国政府才宣布取消。

原来是北方民族的满族，自然具有草原文明的传统，但入关进入北京后，表现出的欺诈与奸猾足以说明它于一般的草原文明不同，后来逐步汉化，它不仅吸收了农业文明中的糟粕，还强化了草原文明中的霸占与贪婪，最后形成了诡诈、恶毒与暴戾的腐朽文化。满清在消灭以蒙古族为代表的草原文明的同时，也消灭了两种文明互动的进化动力，灭绝了中华民族进步的动力之源泉。与此同时也消灭了满清自己，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悲惨残忍的、不可挽回的败局！英国人、俄国人、日本人都应该感谢满清统治者，没有满清数百年的退化与腐败，入侵者是进不了中国大地的，这是中国史册上最可耻的一页，但十分可惜和悲哀的是明白这一点的人太少了。它提醒了人们在中国当代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根本的危险性，这就是绝对不能综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劣势，我们应该综合两种经济体制的长项，这样中国才会有发达的可能。我们应该综合各种文明的长项，摈弃他们的短项，尤其是在政治、社会改革过程中显得更加重要。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讲：“文明的冲突预示着文明的崩溃。”也就是说，各种文明将在互相融会中，形成一种新质的文明。

对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农业文明，包括黄河中原文明、长江文明等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明、草原文明的交流、互动是中国的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真正的动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懂中国历史，比如：汉朝前期、唐朝、宋朝前期、元朝。内蒙学者乌恩讲：“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主导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

（2）每当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互为补充时，中华文明会加快发展、加速演化，如：唐朝。反之，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狼狈为奸时（劣势结合）社会就会停滞、甚至会倒退，比如：清朝和明朝。

（3）中国社会只要停留在中原的农业文明上，维持儒教思想它就必然堕落，如：汉朝后期、宋朝、明朝、清朝。儒教文明如果没有游牧文明的激活，它是静的文明，没有活力的文明，是一种死文明。陈寅恪讲：草原文明有“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创空前之局”的作用；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吴团英：《略论草原文化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2006年2月7日11版。恩格斯也讲：“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

（4）中国的君王主要是游民与游牧民的交替形成的，是“两游文明”的道具，中国历史也可以简称为“两游文明”的历史。因为中国的隐性社会一直是游民文化的统治区，他们的大师就是《三国》《水浒》《说唐》系列，也是他们百科全书似的教科书。

在这样的教科书指导下，如果“阿Q”当了皇帝，他就是朱元璋；如果朱元璋没有当皇帝，他就是“阿Q”。这就是中国显性社会与隐性社会的关系、“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霸道与黑道的关系。而中国黑社会的生命力也在于此，因为黑社会的老大随时可以变成显性社会的皇帝。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稳定与发展也取决于此，因此普遍影响中国当今隐性社会的文化，不是传统的儒教、道教、佛教的农业文明，也不是基督教与回教，也不是马列文明，而是游民文化中的黑道文化。已经被取缔的“法轮功”组织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文明史是农业文明、游牧文明与游民文化的交融史。在1949年后，马列文明取代了儒教文明，而游民文化并没有销声匿迹，经过“文化大革命”后反而扩张起来。现在中国的隐性社会，它的主导思想主要是游民文化中的黑道文化，利益第一，没有是非，没有原则；黑老大的权力与利益决定一切。贪污腐败的加剧也说明马列文明、儒教文化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腐败分子与隐性社会的勾结，使黑道文化更加猖獗了，这是当代中国十分危险的趋势。意大利是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但同时意大利的黑社会活动也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厉害的，并且一直没有绝迹，其问题值得中国决策部门认真研究。其次，我们国家不被主流媒体提倡的西方文明，正在白领群体中扩散。有些人用黑道文化去赚钱、发财，却用马列、新儒文明的旗帜来粉饰宣传自己，而在生活上行西方文化之实。中国当今的文明出现了光怪陆离的现象和十分难解的文明迷惑。

台湾的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台湾大小帮派和犯罪组织1000多个，有组织形态的200多个，黑枪4万支；黑道老大被称呼为“主任委员”，还组成“中常委”。随着“黑金政治”的出现，黑势力越来越大，许多黑帮“漂白”从政。台湾有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超过200人，陈水扁为“黑”与“金”的结合，不敢向黑帮开刀。舆论讲：台湾总有一天被黑道统治，现在已不是一句空话了。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百年来的屈辱史，使中华文明失去了平衡。自豪与屈辱、仇外与媚外、向西方学习与抵制西方影响，这些在中国人的心理中起伏，起伏的程度及内涵因时间、地点、条件各异。中国传统文明及马列文明受到摧毁性的影响，我们面临物欲横流、公德沦丧的危机，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严重课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3.盛世之惑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公认的有三次享有盛名的“盛世”，这就是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唐朝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这些“盛世”是令许多中国人引以“自豪”的，但都没有避免“盛极而衰”的历史命运，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盛世没有思想（除唐朝外）。如300多年的清朝，到了近代20世纪初，中国仍然是千年不变的闭塞、落后的封建大国。娶妻纳妾在西晋达到了高潮；晋武帝已有宫女数千人，他灭吴后，又选美女5000入宫。南宋皇帝刘子业给他的异母姐姐，赐了30个男妾。女人缠足从南北朝的齐国皇帝开始，有近2000年的历史，女人缠足直到“日本鬼子进村”时也没有绝迹。男人留辫子也近300年；民国政府1912年还发了一道命令“剪辫子”，但是也没有灭绝。从秦始皇开始的贪污、买官卖官、赌博、养太监，直到清朝灭亡为止也没有绝迹，似乎这是中国的传统特色。现在紧靠我们国家边境，设立的赌城、赌场有数十个，因为在中国内地赌博违法，公开赌博只好到这些周边国家、地区去，“赌文化”一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色中的精品，港澳台也不例外。英国人讲：因为在中国，个人不是独立行为主体，他个人赌输了，他本人并不担心，他的宗族、家庭、他的父母反而更为他担心，更为他负责任。像我们现在的国企亏损问题一样，国家承担最终的责任与负担，这是中国的耻辱。过去的中国甚至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也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弱书生。中国到了近代沦为西方列强压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百姓依旧是衣不遮体、食不充肠，体羸气弱、不耐寒暑被西方列强称为“东亚病夫”。这个社会是典型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可持续发展的非和谐社会。

尤其可悲的是，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仍然以“盛世”来误导学生。如200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中国历史15讲》第40页中讲：“历朝历代统治者向往出现盛世，以求反映出自己的功绩，老百姓也企盼盛世，以求过上安定的生活。‘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的成语，是帝王将相的铭戒；‘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民谣，是来自民间的呼声。二者在追求盛世这一点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追求“盛世”居然是百姓和帝王将相的一致愿望，十分荒唐、难道真有此事吗？

请看看鲁迅先生怎么讲的：“我们从古典里，听熟了仁人义士，来解倒悬的胡说了，直到现在，还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其甚者竟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者，也正有这气味。”

“这类的人物一多，倒是大家要被倒悬的，而且虽在送往厨房的时候，也无人暂时解救。”鲁迅：《鲁迅全集》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97页。

其次，统治者是“励精图治”，还是狡猾奸诈？是宵衣旰食，还是图谋千秋万代永世王朝？还有什么“舞遍两行红结队，儿童齐唱太平年”的赞美！这不是愚民吗？！

中国历史上有二万多个皇帝，而哪一个皇帝做到了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仁者爱人”？就是达到中国封建社会顶峰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是逼父弑兄才上台的。我们常讲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合乎这些人胃口的，这句话也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原貌。一直到清朝初期我们中国人还自认为居天下中心，四边皆是化外、蛮夷之邦，这足以说明当时中国人愚昧无知的程度。

一个日本人问，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什么汉奸那么多？我想国人应该深思，我们的历史不能去粉饰它！更不能歪曲它！中国有句名谚：“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正像鲁迅讲的：“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这正说明腐儒们粉饰历史就成为正常现象了。

传统的历史观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衰世，其实春秋战国这种多国家的社会，在经济上、商业上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在文化上是“百花齐放的鼎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诸子百家、群星灿烂的时代，这怎么能叫“衰世”，这时期产生的许多重要思想，一直影响到中国2000多年的发展。难道还有比这重要的时期吗！应该说它是历史上少有的“盛世”，是非常规“盛世”中的“盛世”。

4.方块字之迷

中国传统文明的载体——方块字与儒教的结合，在中国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功效：似懂非懂的中国文化，似神非神地发挥了巨大历史作用。

腓尼基人，远在4000年前左右就开始了海上贸易，他们常常往来于爱琴海与爱奥尼亚海与地中海、黑海沿岸，与不同语言、不同风俗的民族交往。他们四处漫游群岛，也开拓殖民地，如非洲北部殖民地。他们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业民族，造船、航海业十分发达。由于商业贸易的变幻及流动性，他们习惯于变化，不惧怕新奇事物。他们首先完成了环非洲三年的航行，号称“勇敢的航海家”。为了扩大销售酒、手工制品等产品（当然还有贩卖奴隶），他们必须对所制造的商品不断创新。其次，爱琴海与爱奥尼亚海、希腊地域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各民族人民交流频繁、彼此学习、借鉴与提高，大大促进了象形文字的抽象化和逻辑思维的形成。

公元前13世纪腓尼基人利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的音符字母，创造出了象形文字的简化与通用的符号——拼音文字。这套字母共22个，但没有元音，后来希腊人加上元音字母，成为希腊字母的祖先，并由此产生出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和阿拉米亚字母。以拼音文字为符号的“爱琴文明”产生了。拼音文字的出现及其抽象化导致了严格的句法结构，而句法结构的序列化又进一步促进了逻辑思维的产生与发展。李晓宇：《东西方思想方法的比较》，杨永富等主编《世纪大讲堂》，辽宁出版社，2003，第77页。

爱琴文明铺垫了希腊文明，成为西方文明的基石，孕育出“轴心时代”的巨人。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这些巨人们不仅仅研究了哲学、民主法制，还探讨了逻辑学、语言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及讲演、辩论等，为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冲破中世纪的黑暗提供了科学与民主的理论武器。

虽然希腊的民主政治是贵族的民主政治，但希腊有着以往任何文明，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史上少有的民主。它把北方草原上漂泊流浪的游牧民族的那种个人主动的精神、那种原始的个人主义带入城市，他们是历史上最早的、最重要的共和主义者。他们的基础是希腊各部分、各部落分布在诸多岛屿的山谷中；各部落都各自为政地发展，其发展的方式也不相同，他们分成为许多小城邦，每个城邦都是一座小城市。一直到这些小城邦的独立历史结束，各个城邦也没有合并过，因此可以称为“城邦政治”——民主政治的雏形。在中国正好相反，它的单位是家，是家邦，是宗祖，是家族等级制度。由此，形成了东方的“家邦”与西方的“城邦”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第13页。

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正像老子讲的这也是“顺其自然”了，自然就是自然而然。

而中国正在进行着相反的进程。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黄河中下游的气候温和，降水充沛；中原平川大河，风调雨顺，四季分明。黄河中下游是黄土高原和黄河冲积平原，土质疏松易于开垦耕种，它比江南与其他地区更适宜人类生存。再远一些地方环境不适宜生存，如：西北有大漠及崇山；东南有大海；西南有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高峰。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文明程度低于中原地带，中原民族自视为所生活的这片土地就是“普天之下”，就是“四海之内”；天就是中原之上的“天”，地就是中原之下的“地”；中原人民就在“天地之间”优哉的生活。这种国中之王、王中之帝、自我封闭的天朝心态，自认为“中国文化无比优秀，天朝无所不有”，向外国学习就是离经叛道。孔子、孟子虽然住的地方离海不远，但也没有尝试去海游。封闭的农业文明心态，影响了他们有异类的想法；孔子、孟子本人的缺憾留给了中国人的世世代代。

我们在商代产生的甲骨文——象形文字，在自我封闭的中原环境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一直停留在象形阶段，没有发展到意音和拼音方向，没有把象形方块字抽象化、符号化，没有把传承文明的载体理性化、科学化、规范化。我们的方块字带有很强的模拟性、多维性、整体性和在传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它更像一种艺术品，不像一种科学的传承文明的工具，致使中国人从古时就缺乏理性、逻辑性、科学性，直到现今也没有根本的改变。这是中国人真正的传统，如果说是龙的传人，应首先宣示这一条，中国人的非理性；现在所谓的“国学”，它的真实背后是非理性。

语言文字的拼音化是一种文明的重要突变点、一种阈值、一种分岔的奇点。它标志着一种文明是否优质，是否能够可持续自组织地进化，它的结构是否可以演化与优化！

语言文字的拼音化、抽象化是一个民族早期理论思维素质的最基本的功能、核心的内涵，是一种本原的条件。中国人在这个奇点上被淘汰了、被岔掉了！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遭到一次真正的彻底的失败，一次关键的失败，不可挽回的失败！这直接影响了我们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诸子百家的争鸣中，古代中国人的理论、学说、观点都没有摆脱人文科学的范畴、伦理学说的视野。比如：公元前400年左右，欧几里得的几何、阿基米德的数学、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维，这些正是中国人缺乏的理性逻辑知识。中国人知道欧几里得是在约1600年后，比西方人晚了1000年。一句话：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与关注，丢失了超越农业文明的先进手段、工具及思维，这是令人可惜的，也是可悲的。

1868年，“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在政治开明的体制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部分阻断汉方块字对日本的影响，但是日本人利用儒家道德培育忠于“天皇”的恭顺国民。所谓“君臣一家”、“武士道”都是表示对君主的“忠诚”与“服从”，怂恿残酷无情。提倡日本的“国学”，制造“大和民族优越论”和“侵略有理”的舆论，视中国、朝鲜为其“生存空间”，并至今不进行忏悔、反省和道歉，其灵魂深处仍然是极端的民族主义，使日本走向封建军国主义的道路。韩国的现代化也说明了汉方块字与儒教的联盟是可以被打破的，关键是政治体制的确立，韩国的现代化无论从社会哪个方面观察，都是优于日本的。这两个例子都证明了，通过改革可以克服方块字、儒教与政治制度结合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但不进行彻底的改革社会是不会进步的。甚至连英国人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没有把中国人从睡梦中打醒。中国人开始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是在中日甲午海战失败后。

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的迷惘，是否影响了2000年后的中国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日本的明治维新与韩国的发展也说明了，它的影响是有条件性的，有局限性和阶段性。汉方块字影响了诸子百家，影响了儒、法、道学说，而儒、法、道学说又反作用于汉方块字，使汉方块字迟迟不能演化进步，相互纠缠、相互依赖，在恶性循环中互相制约。思想与其表达工具的同时滞后、僵化，结果是谁也不能前进。到了汉代，在汉武帝刘彻与董仲舒的设计下，又产生皇权的保障，这种体制的牢笼性、僵死性，胜过于当代的钢筋水泥，要想打破它只有靠“阶级斗争”的文化了。

中国人到了20世纪，仍然欠缺抽象思维、理论范式。可以遗憾地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梁启超曾讲：“中国凡百学问题都带有一种‘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性，最是为智识扩大之障。”“试想中国两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途径榛塞到如此。”他认为学术界缺乏科学精神，表现有五病：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方文化》，《科学杂志》七卷九期，民国11年。时至今日，我们还有类似的问题，确实值得国人反省。

汉方块字的难学、难懂、难记是中国难以消灭文盲与提高全民素质的原因之一，文字知识成为了绅士的专利。中国文字的奇特以及由此产生的科举制度成为了世代智力的过滤器，有利于肯听话的头脑，而不利于有创造力的头脑。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成了统治者压制创造性的一种工具、一个“紧箍咒”，一个使人愚昧的工具。可以用一句话来描绘：用方块字划一个圈，圈内儒教明媚，圈外一片黑暗。但是汉方块字也有一个伟大的历史作用，它不仅仅培养了中国人民坚韧卓越的记忆力，同时也维持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局面，如果没有方块字，把方言变成拼音文字，我们某些省一个县里就要有数十个民族，那么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面会有多少个民族？恐怕比全世界的民族加在一起还多！这一点是方块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巴金讲：“我们是多民族、多方言，10亿人口的大国，把我们大家团结起来的就是汉字。”20世纪50年代的文字改革很不成功，现在的文字简化方案也遭到质疑。路漫漫其修远兮，只能上下而求索。在信息化飞速扩展的今天，就是网络平台也没有给汉方块字留下多少生存的空间，汉方块字的前途如何？国人的努力将决定它的走向。

在方块字的历史功能上，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鲁迅语），“汉字行将就木”。另一种持“汉字优越论”，认为“21世纪汉字将成为世界语”，“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钱伟长语）

我认为两种认识都显极端，它反映了方块字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方块字的科举与儒教和皇权结合在一起，它的负面效用是极其严重的！

总之，中国历代的不和谐，中国长期落后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在政治思想上的“大一统”下生成的有：崇拜祖先、锁国心态、愚民政策、缺失反省机制、汉文明的中心论、重农轻商、“官本位”。“精细园艺农业文明”，加上皇权高度专制（霸道）和儒教制度化，及汉方块字这个表达社会文明工具的模糊性、垄断性，这四个方面形成的黑洞，使中华民族陷在自己网织的黑洞里面，不能自拔。这一点历史已经作出了证明。

六、当代中国的不和谐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长期推行“大跃进”、“人民公社”、“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治国方略。1960年后我们又陆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还曾错误地自认为是“建国17年以来基本经验的总结”，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它核心的思维范式是“斗争哲学”、“斗争文化”，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差异就是矛盾，等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加剧了社会方方面面严重的不和谐——十年动乱、十年内战、十年倒退，使社会已到了崩溃的边缘。1979~1980年中国走上了拨乱反正的改革开放之路，被邓小平称为第二次革命，由过去的阶级斗争、政治挂帅，走向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经济挂帅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进程，说明了经济挂帅和经济发展不能完全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作为带动社会进步的经济推力，每年以约9%的GDP递增；与此同时，社会各种不和谐也与日俱增。经济越发展，社会问题越多，社会也越不对称、不和谐。我们似乎患了“不协调综合症”，现在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如衡量社会公平的基尼系数，按一般理解在0.1~0.2时为绝对平均，在0.2~0.3时比较合理，当处于0.4~0.5时差距过大，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我们国家现在已是0.45，已相当不公平、不和谐了。另外还表现在：

经济质量低差。中国以GDP的40%投资，取得9%的增长；而印度以GDP的20%投资取得同样的增长速度，但投入比我们少了一半。美国以GDP的10%投资取得了4%的增长，三国经济效益相比差距甚大。

高耗能。中国单位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许多：火电高22%、吨钢高21%、水泥高45%、乙烯高31%。

高投入。我们的资本投入占GDP的42%，西方国家只有20~25%。

低效率。如果中国劳动生产率为1，法国则为13，德国为32，日本为41，美国为46。我国农业生产者人均年收入为506美元，西方高收入国家为2.4万美元，是我们的46倍。

腐败严重与管理落后。全国政协委员陈守义讲：中央企业核销损失达6000亿元，而“四大商业银行”共计核销损失达2万亿元。2004年底曝光的“中航油”和“中储棉”巨亏事件，前者为5.54亿元，后者为10亿元。这是公权与责任严重不对称造成的，这事本身就是犯罪。

我们国家的贫困人口有2600万人，城镇里领取最低生活费的有2200万人。如果按人均年纯收入865元计算，全国的贫困人口就有9000万人；按世界银行人均每天1美元标准计算，我们国家的贫困人口达1亿多人。3亿农民饮水不卫生，7亿农民为弱势群体，2003年半年进京上访的案件中，农民上访占80%以上。

生态环境退化，污染严重。我们国家酸雨覆盖面积占整个国土的30%；全国疾病中的3/5是慢性病，而慢性病中75%是环境污染造成的。

我们国家人均耕地不足，平均每人只有1.5亩，相当世界人均的45%；从1996~2002年7年间，我国人均耕地从1.5亩减少到1.46亩，这个速度是惊人的。

我国人均饮用水只有2300立方米，相当世界人均的1/4，全国600多个城市，有4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

综合国力。有人测算，如果美国为100的话，欧洲为70，日本为50，中国为25。中国是人口、面积的大国，但走向强国还要相当长的时间，虽然2005年经济总量GDP达到世界的第六位，但我国的人均GDP仍在世界上的第107位。

七、“和谐村”的构建及其内涵

从理论上讲，凡是符合法国科学家皮埃尔·莫佩尔的“最小作用量原理”的物质（粒子，各类物质、能量，信息等）都应该是和谐的，也就是耗能最小，而获利最多的演化终态，而演化终态是很难达到的，因此只有相对的和谐。

从人文科学上讲、人类在实践“和谐村”过程中没有现成的模式，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它是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信仰、一种理想，一种对平等、自由、民主、博爱、幸福、共进、理想的真挚追求。它不是教义，是一个过程。谁要认为它是一种现成的模式，或是一种理想可实现的境界，他肯定会失望的。卡尔·齐默讲：“人类的道德直觉其实是进化的产物，道德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内在感觉’。”和谐与“和谐村”只是一定条件下的和谐，没有条件的和谐与“和谐村”是不存在的。

什么是和谐社会？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和谐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产物。关于这一点正像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产物，也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的，它属于整个世界，它属于大同世界。

黑格尔认为：自由理性是历史的主宰，因此他提出历史发展过程的“三段论”。他认为：“东方国家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而我们知道一切真正的人（人之为人）都是自由的。”这就是说：和谐社会应该是“一切真正的人都是自由的。”实际上有的时候，历史呈现出合乎理性的过程，也有的时候，我们却很难理解某些历史，像看到了一个海底怪物一样茫然与惊愕。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看到的所谓“都是合理的”，大家想看到的是：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都是民主、自由、公平的。

马克思讲：“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02页。这就是指和谐社会。也就是马克思讲的：“每个人自由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就是恩格斯讲的，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后，“将重建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讲：“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社会。”

因此，根据数千年来思想家们的理论与革命家的实践，可以把和谐社会概括为：

（1）以民为本。人民的物质、文化、政治生活都能不断持续地提高，不能像中国数千年社会中，百姓生活由“盛到衰”数百次的循环，最后沦为“衣不遮体，食不充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也不能像拉丁美洲那样，成为马太效应表现十分严重的地方。

（2）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快乐。全社会不能只有一个人（皇帝）自由幸福，其他人是“普遍的奴隶制”或者是黑暗的中世纪；而应该是多数人的民主政治社会，不只是“选举民主”而应是“公民民主”，是市场可调控的公民社会民主。最困难的是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他们要想达到和谐社会是比较难的，他们要想迈向和谐社会，其前提条件是政教分离。

美国《独立宣言》把“追求快乐”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组成元素。其中讲道：“我们把以下真相当作显而易见的，人生而平等，被他的生命创始人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快乐的权力。”

（3）应该是充满创造力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没有创造力的社会是一个“死的社会”、“静的社会。”黑格尔认为，中国与印度的社会都是静态的，它们自身中没有精神思想发展的基础，社会的精神就是家族的精神，缺乏自主性与自我意识，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而这个自由也在很低的层次上。马克思称这样的社会为：“普遍的奴隶制”。中国学者胡适讲：“中国是中世纪的国家。”任继愈讲，中国社会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儒教即宗教”。政教合一的社会如何有创造力？凡是政教合一的社会，都不可能是发达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必然要灭亡与挨打。只有充满创造力的社会，才有可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文化、经济、社会、环境也必须协同进化。不能像中国千百年来，建立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皇权专制的社会，只是重复着改朝换代周期律的故事：“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其次，不能靠吃子孙的饭、断后代路的方式，去发展当代的社会，人们只有通过合理的市场机制才能激发出无限的创造力，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成为和谐的社会。中国的“盛世”缺乏以上和谐社会所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中国的历史也证明了以上三点概括的科学性。

八、“和谐村”建成的手段：改革与革命的变奏

21世纪主要是改革、竞争、反恐、高速发展的潮流，说到底是改革、发展的潮流。它面临的是单极称霸、多极尚弱的局面。人类社会的多极化、和谐化将是一个长期的、反复较量而不可抗拒的历史演化进程。

世界达到整体人类社会的和谐，更是一个长期的改革（或革命）的过程，也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缺少的历史过程。

但这个改革必定是绿色的改革，它要求公众的参与和利用市场机制，去保护环境及各种配套政策方略，最终克服环境的退化与自然资源的耗尽，并且在人力资源上达到最大的优化。

改革就是突破各种垄断，如政治的垄断、所有权的垄断、认知真理的垄断、文化的垄断等。

一种持续的、科学的改革必将成为各国竞争的主要手段与前进的主要动力。享有创造力的可持续的社会系统的改革将成为胜利者的唯一方式及战略。反之，任何一个国家及其政党，不进行适时、有效的改革，将导致社会的停滞与人民的不满与动乱。因此，改革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唯一手段，也是发达国家保持优势的唯一策略。中国成功的改革将影响到亚洲及世界的繁荣和稳定，是21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邓小平同志讲：“不改革死路一条。”这句话对世界各国都同样重要。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是经过逐步改革（或革命）实现了现代化。有的国家改革多一些，有些国家革命多一些，但渐进改革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例一，英国。在1215年，英王签署了《自由大宪章》，大大限制了王权。1265年召开的国会，当时被称为“疯狂的国会”，标志着英国国会的正式成立。而英国“君主立宪”的真正确立与持续的渐进改革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

英国社会的转型大约在15世纪。1485年建立的“都铎王朝”实行个人专制主义，在经济方面是重商主义，当时它是欧洲第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成为英国社会现代化的载体，它延续到1603年伊丽莎白逝世为止。后来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经过1640~1649年的革命，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被斩首。从成立共和国到1688年的革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通过和平的渐进的改革手段完成的，英国政体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1689年君主立宪制的建立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带动了农业革命、圈地运动、18世纪上半叶的商业拓展和1760~1830年的产业革命，加快了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的出现。1830年辉格党提出改革议会的方案，成功地使贵族院转变为平民院，下议院经过四次、上议院经过两次的改革，才确定了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制度。结果是由1688年的“光荣革命”开始的渐进改革，促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这就是民族国家系统在演化过程中，渐进改革占主流地位的英国模式。英国的例子说明：政治体制对社会文化、经济体制的先导作用和决定作用。

在西方，尤其是欧洲300年的文艺复兴，是政体的变革先于文艺、科技的复兴，因此汤因比讲：“意大利文艺复兴最早是从但丁（1265~1321年）、乔托、特拉那些人开始的，但是政治复兴则早于11世纪就开始了。”这说明文艺复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早于其他各项改革。这是极其重要的经验，对当代中国的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左派与右派两方极端的革命，不利于社会的平稳、快速发展。

例二，法国。当时与英国一样在专制统治下，法国也实行了重商主义，取得一些成就。但从1789年的革命到拿破仑帝国的建立与灭亡，从1814年路易十八复辟到1830年被“七月革命”推翻，是多次跳跃式革命的大变局。1871年后转换为渐进的改革，是欧洲第二个启动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革命形式多于改革与渐进的国家发展模式。法国的例子也正好说明改革的理想模式是政治、文化、经济要协调推进。

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提出：人与人始终是平等的——人的终极平等思想。列宁讲：法国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的过程。法国大革命是对社会的整体改造，比英、美国家更丰富、更深刻。英国没有解放小农，而法国强调了人人变成新公民。1968年北京“红卫兵运动”也引发了巴黎1500万学生上街游行，似乎说明法国人喜欢革命与造反。这也验证了法国历史上是革命多于改革的模式。

例三，德国。中世纪，德意志经济繁荣，居欧洲各国首位，后来衰败。18世纪末，德意志仍然处于政治上分裂的封建小国与农奴制度的状态中，这样德意志在分裂中沉睡了200年。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征战，唤醒了德国的民族主义；原来的296个小封建国家，在拿破仑军队所到之处王冠纷纷落地，摧毁了德意志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1848年德国的人民革命，试图消灭分散的小城邦体制但没有成功。1870年普鲁士容克（地主贵族）的代表人物俾斯麦，通过战争统一了德国，到1900年短短的30年里，德国在工业方面已经超过了英、法。其主要原因是：（1）民族国家的统一；（2）列宁所谓的“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制定了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以重工业为先导的发展模式开启了赶超发展的模式。这无疑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由于德国的经济现代化是在“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领导下完成的，它缺失民主国家的法律、独立反对党、公民社会等等的规范，因此发生政体与市场经济的“错位”。容克贵族资产阶级为了表现他们统治的合理性，极力煽动民族主义，不断挑起对外战争，使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才被彻底改造成为正常的国家。与之不同，日本由于利用了“冷战”的环境，才没有被改造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德国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模式，即“足球经济”，政府只当裁判不在市场中“踢球”。西德经济的起飞证明了这个理论是正确的。

英、法、德三国的三种不同的改革（革命）发展道路，给世界各国提供了许多极为有益的启示。

英国以平和、渐进的改革为主，中产阶级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当时世界上只有英国社会比较平和、自由、宽松，国内大部分阶层可以参加社会的政治进程，这种情况当时在法国、德国则恰恰相反，广大民众不能参与政治。

法国贵族比英国贵族势力强大，法国国王比英国国王更专制，100年中法国经历了许多次革命，法国是以跳跃的革命为主；1870年后才转为平和、妥协、渐进的过程。

德国彻底摆脱旧势力的影响，是战败后在外力的推动下，才实现了正常国家的转型，这是德国极其重要的特征。日本从整体上讲，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它对日本未来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

纵观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包括我国的台湾省，这些国家或地区体现出更多的是东方特色，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强势政府、弱势民众。新加坡李光耀在任31年、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执政22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统治32年，他们都把自己的国家带进了现代化国家的不同阶段。

李光耀任内、任后受到东西方人的普遍敬重，他缔造了新加坡精神，铁腕维护廉洁执法，建成了一个较和谐的社会。

马哈蒂尔被称为是温和的、率领国民迈向现代化的伊斯兰国家领导人。他“反战”，也“反恐”，并敢于据理批评西方，在东南亚享有很高的威望。

苏哈托是以贪污、朋党、裙带而闻名的国家领导人。他在任独裁32年，印度尼西亚的百姓讲：公正已经死亡了32年；国际社会认为，他是今日印度尼西亚困难局面的肇事者。

台湾省在改革上的最大失误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没有听取胡适等人的忠告与建议：培养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反对党。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伴生物——腐败，以及扼杀言论自由等等，都变成了极端“台独”滋生的温床。简言之，就是国民党的独裁造就了“台独”。这一点对中国的改革十分重要。

世界各国的改革（革命）发展都有各自不同的过程与经验，而受到普遍认可的首先应当是北欧国家。

从全球看，凡是落后的国家都是因为各种内外条件的影响，没有进行适时改革（或革命）而造成了滞后，后被殖民地化。独立后也没有适时抓住改革的机会，因此落后了。改革（或革命）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而政府改革与政党结构的改革是重中之重。

对世界123个国家的调查表明，目前全球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政府改革，有的是“需求推动”，有的是“供应推动”。其深度影响不亚于19世纪初韦伯式的官僚体制对世界各国的作用。其目的是在法治的基础上完善政府的基本职能，实现高效的结构功能。甚至在美国，里根讲，政府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克林顿也讲：要再造美国政府。

全球123个国家的政府改革，其原因是：全球经济的竞争；信息革命及绩效赤字；社会的民主化；但都把管理改革作为核心目标。当然对中国来说，还有更深一层的改革，那就是邓小平讲的“第二次革命”——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全面改革。

当代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离和谐社会还相当遥远。美国的“单边主义”、日本的“岛国心态”与“二战心理”、英国的“殖民情结”等等，以及有些发展中国家政教不分、欠缺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第三世界的贫困落后，都严重地影响到“地球村”的和谐。每个国家都应该克服自己的不足，当然这是极其困难的历史课题。表现比较好的，应该承认是北欧国家，如瑞典，除首相外其他一切官员没有保镖，他们自称自己的社会为“民主社会主义”。芬兰连续五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廉洁国家”；全国只有五个人有专车。香港和新加坡可以认为是东方做得比较好的地区与国家；但他们真正达到高度的和谐社会，还需要一定的国际环境与自身努力。主要原因是在世界范围内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新秩序没有建立起来，缺乏普遍的全球价值、伦理体系、法律体系与全球的科学管理体系（即全球管理）。

全球民族国家的政党改革，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任务。有战略眼光的政党实在太少了，执政党对国家改革有决定性的影响，很可惜这个历史课题，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

对于中国的改革，邓小平同志认为“首先是党政分开”，“下放权利”，“提高效率”，“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这是十分有远见的。

1941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中国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分开”。

（1）“首先是党政分开”。

执政党要“依法执政”、“科学执政”、“为民执政”。首先，这个政党本身的组织结构是民主的，行为是开放的、透明的，它的领导集团是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才能保证在应用公共权力的时候是公正的、民主的，才有可能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如果政党与政府功能不分，必然是直接执政。直接执政将使政党的各级组织行政化、政权化、国家化，造成“以党治国”的局面，使政党在国家之上、在人民之上。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有“市场失效”，在计划经济中有“政府失效”，在政党直接执政与党政不分的状态中，则必然产生“党权失效”，这对政党、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都是十分有害的。国民党为什么败北台湾？邓小平同志为什么在论述体改时讲到“首先是党政分开”？其意义深远。

此外，从管理科学的层面讲，也必须把决策、执行、监督三者形成互相制约的闭路系统，否则这样的系统是不可能有效的，也是不可能稳定的。

传统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模式必须改革。同时必须规范社会上的一切政党，使他们的内部结构优化、同时要使政党的数量合理，而不是政党越多越好。其次，在政府内部和社会上的权力制衡机制、舆论监督机制都应该科学地建立起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孙中山的“五权分立”，都没有考虑到现在信息网络媒体和舆论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考虑“四权分立”的模式，可以先在政党内部试验，但需要认真地规划与设计。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在国内反对的人只占半数左右，在国外反对伊战的人占大多数，就是因为美国政府控制着国内大部分媒体。

（2）构建公共的意识形态。

我们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引进了“斗争文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西化。“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斗私批修”（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原罪”）、“狠斗私字一闪念”（因为我们不知道：认知活动中只有5%是有意识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结果是“十年批判”，“十年内乱”、“十年倒退”，使“社会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产生了“道德困惑”。

事实证明：“传统文化”（被鲁迅概括为“吃人”二字，即“吃人”文化）、“斗争文化”不适用于当代经济一体化所需要的“全球村文化”，因此缺乏对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吸引力。美国大谈自由、民主、人权，推行“街头政治”、“颜色革命”，中国人只讲“爱好和平”、“共同发展”、“中国特色”，被外国人称为“测不准的社会”。同时，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仍然局限在世界华人圈里，在全球文化形成过程中，我们应该创造一种普世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软实力（思想实力）。其次，为了达到和谐社会的目标以及创立普世价值体系，必须要有一个可行的、系统的总体设计，才能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达到和谐社会。

现在流行于世界上的民主政治、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应该是我们设计改革总体目标时的参考体系。

（3）在国家宏观管理上：从重点策略走向整体战略，最后形成制度规范（制度优势）。

①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年》认为：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原始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在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之间开一条“经济运河”，使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协调发展，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经济运河”，那就是农业经济（7亿农民）与知识经济之间的“运河”。因此，应该讲，我们的面前有两条“经济运河”，可以作为桥梁过渡到发达国家。也就是三种经济（农业、工业、知识）共同协调地向前发展。特别是我们面临“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我国的发展进入一个关键阶段，因此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成为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首先要超越老式的西方工业化模式，实施可持续发展；其次要摆脱冷战思维，坚决不走传统的霸权主义道路；第三，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演化的协同性、和谐性，使环境、社会、经济、人文一同进化。总之，一句话：改革与发展都需要整体的设计。

②建立完善的法制市场经济、完善的法制宏观调控、完善的法制社会及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完善的政党法制体制。

③实行混合经济，有助于取得最佳效益。

④在分配与生产中，两者兼顾，力求平衡。

⑤政府与市场调控手段的优化组合。

⑥世界银行报告认为，中国解决贫富差距的机遇千载难逢，现在正是最好的机遇。

⑦在全社会整体上，把“竞争”与“管理”放在第一位，把各种“所有制”放在第二位。哲学家马尔库塞讲：“重要的不是所有权，控制权才是决定性的。”强调“活要素”的重要作用。要避免用“领导讲话”、“红头文件”的方法去治国，更不能用“口号治国”。

秘鲁经济学家埃尔南多·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获得胜利，而在其他地方遭到失败》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不是因特网，也不是快餐连锁店，而是资本。发展中国家求发展的秘诀是采取新的政策，解放业已存在的隐性财富。现在中国正处于关键的时期，埃尔南多·索托的观点有很重要的意义，不然与贪官勾结在一起的隐性经济，将干扰中国显性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最大的社会隐患。

李光耀讲：“中国的雄心不是要征服世界，而是要以一种充满活力的，为大众所喜爱的文化来使其文明重新绽放光彩，使中国人民享受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生活。这样的中国对于世界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现在流行“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世界工厂”、“中国已经醒来，世界正在颤抖”。应该承认，这些提法都不成熟，不宜广为宣示。即便是类似的“中国的崛起”，也不应自己多讲。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2005年12月28日《环球时报》记者夏瑾的报道：《西方教科书如何说中国？》。他讲：法国中学生对中国的了解相当有限，中国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在初中课本里中国完全是一个“被遗弃的国度”，在高中部分只有一小部分，其中提到了毛泽东的“社会平等”，“反对等级制度”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法国人讲教科书忽视中国，主要是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有限。比如希腊的民主、公正，对欧洲的影响很大；但儒家的思想许多人不知道。在德国的教科书中有关中国的内容实在太少了，外国史中主要是美国、日本等。美国的教科书有关中国的内容也比较少，学生了解的一些中国知识是从“世界史”的课本中来的。由此看来“世界正在颤抖”远远没有来到。另外，我们国家的人均收入仍然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后面，不如更多宣传多边合作俱乐部模式。至于中国能否“和平崛起”，这主要取决于中国内部的管理，取决于中国适时有效的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其次，取决于国际社会的稳定，如果某一国家入侵中国，如果台湾宣布独立，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可以说，中国和平崛起只是一个预设，一种美好理想的追求，它需要上百年的奋斗与努力。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和平崛起，周边国家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应该同时受益，应该多赢，因为中国崛起的实质是多赢，对所有国家来讲都是最大的机遇。美国著名学者兰普顿说：“中国的崛起迫使其他国家着手痛苦的内部改革。”这是完全正确的做法，如果世界各国没有多赢、多利，中国也不可能崛起。把中国战略用一句话表达，即：和平共赢战略或和谐共生战略。约翰·奈斯比特讲：“中国将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强国，这并不是‘能否’而是‘早晚’的问题。”那么，同时中国也应该成为政治强国、文化强国、思想理论大国，这应当是国人的最大追求。

“金砖四国”的崛起将彻底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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