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沉思
——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薛德震
与本书著者谈话录

时间：1992年7月22日晚上8：00
地点：太原市并州饭店
薛德震：我们是四度合作了。你的《系统辩证论》、《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和《整体管理论》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思想界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今天又读你的新著《邓小平思想论》，很钦佩你的理论探索精神。我感到，应当大力倡导我们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高、中级干部，把工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为了使读者对本书有更好的理解，请介绍一下你的研究过程和动因。
乌杰：过去写的几本东西，都是在工作之余挤时间完成的。前几年，在我撰著《系统辩证论》和《整体管理论》时，就开始对邓小平主要著作的研究性学习，从中受益很大，尤其是对我搞清楚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命题，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现在，我是按照自己已经形成的哲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反过来对邓小平思想进行全面、深入一些的研究。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陆陆续续地把研究的认识记录下来。虽然力不从心，但我希望通过我的这项研究，能够使人们正确认识邓小平思想的整体性科学价值和深远的历史地位。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应当在邓小平思想旗帜的指引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大业。
薛德震：我预感到你的这部新著会引起人们广泛的注目，但可能不会所有的人都同意其中的观点。
乌杰：企求所有的人都同意自己的观点，不允许别人持有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我想这种想法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的观点曾经被所有的人们全部接受过。所以，在我看来，有不同意见，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是一件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大好事。真理愈辩愈明，只有在不同意见的碰撞中，才能产生思想的火花，才能把科学真理推向新的高峰。
薛德震：你刚刚说，你是按照自己已经形成的哲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反过来对邓小平思想进行全面、深入一些的研究。我觉得这种研究方法是很正常的。邓小平思想是我们对之进行研究的客观对象。研究者作为研究的主体，对研究客体的把握，必然会受到主体自身素质、知识结构、观察角度、注意重点、思维方式、表达能力等等方面的制约。如果有10个研究者同时研究一个对象，他们的研究结果肯定是各有特色，绝对不会是完全一个样子。即使是10个画家临摹、10个摄影家摄录同一个对象，他们的临摹、摄影也必然是各有特色的，必然有所差别。但是只要是采取认真、严肃、真诚的态度去从事研究和创作，都是应当允许存在的，都是应当提倡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需要的是正确地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
乌杰：我同意你的这种说法。我在写这部书的时候，的确没有企求所有的人都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的确是用十分认真严肃的态度来研究邓小平思想的，的确是从邓小平思想中看到了复兴社会主义的曙光而产生了一种不可抑制的激情和冲动而欣然命笔的。我希望用我的笨拙的笔把它表述出来。我是用一种真诚的态度来从事这一创作的，我衷心地希望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小平同志本人的评论，即使对我的理解和表述有所批评，我觉得对我也是一种安慰和褒奖。在我看来，一部著作出世后，如果不能引起共鸣或争鸣，在思想的海洋中不能引起一点波澜，那么还不如不写、不出版；写了、出版了只能造成浪费，浪费人力、物力与读者的时间、精力。
薛德震：坦白地说，苏联、东欧事变之后，对中国能否坚守社会主义阵地，我曾经是忧虑的。我们提出反“和平演变”，无疑是必要的，但如果缺乏有充分说服力的方式和手段，能否真正树起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我曾经是担心的。读了你的《邓小平思想论》才强烈地感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为中国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成功道路，而且为社会主义复兴指明了方向。所以，我相信，只要遵循邓小平思想所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不仅不应该悲观，而且能够豪迈地走向未来。
乌杰：我从邓小平思想中，领悟到富于创造性、充满生气、简明朴实和与人民利益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理论。准确地说，邓小平思想是顺应世界大趋势，切合中国实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当代第二次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薛德震：我赞同你的见解。邓小平思想是一个具有科学内涵与外延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独创性的思想价值。这几年，国内外出版了很多对邓小平著作的研究成果，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收获，但我感到缺乏总体把握。读你的《邓小平思想论》，则感到不仅旗帜鲜明，展示了有足够高度的理论境界，而且结构严谨，表达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可以说，经过你的努力，把邓小平思想巨大的内在价值初步开掘出来了。
乌杰：小平同志的思想言简意赅，这给研究带来较大的困难，其内在价值很容易被低估。我坦率地说，不承认“邓小平思想”这个科学概念，把邓小平思想只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一种肤浅的认识。因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这是中国第一次革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而邓小平思想，则是第二次革命的伟大结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和飞跃。
薛德震：我理解，邓小平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性创新，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密切联系着的。实践是产生理论的源泉，也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邓小平思想正是产生于1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1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又证明了他的思想的正确性。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思想领域，都实现了重大突破。读了你的《邓小平思想论》，感到你对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有颇为深入的研究，不少见解富有启发性，我想请你用简洁的语言表述一下你的主要见解。
乌杰：小平同志的哲学思想，有两个最重要的内容：一个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一个是“一分为多，合多而一”的系统辩证方法论。这是邓小平思想体系的基石。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都主张实事求是，但后者比前者有重大突破和创新。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实事求是，是从解决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出发。偏重于强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国情和中国革命斗争的特点；而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是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出发，突出了现时代世界大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思想，包括实践标准理论和生产力标准理论等等，表现出彻底性的品格和时代意识。小平同志没有明确使用“一分为多，合多而一”概念。我这样概括，不仅符合小平同志哲学思想的
本质，也贯穿于邓小平思想体系的全部内涵。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和我党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片面理解“对立统一规律”的倾向。尤其是“一分为二”哲学观，过分强调矛盾的对立和斗争，强调非此即彼，“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虽然在当时所处的时代，这种思想路线有其客观必然性。但用这种思维模式去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很自然地导致了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协调。邓小平同志的哲学思想，特别强调整体性，系统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一国两制”构想，处理国际关系的“合作共进”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为达到社会共同富裕之手段，都闪耀着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光辉。
薛德震：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通常容易被局限地理解为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的具体途径。但在你的这部书中，却将其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并给予更高层次的评价。请你讲一讲对此问题的认识角度。

乌杰：从表面上看来，“一国两制”属于策略理论，而实际上，它是小平同志社会制度选择思想的集中体现。既然可以“一国两制”，就可以引伸出“一球多制”和“多制一国”。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和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不仅不是水火不相容，而且能够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而不以生产力为标准，从抽象的原则、原理、模式出发，用姓“资”、姓“社”作为判别是非的根据，这难道不正是历史唯心主义吗?过去，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我们曾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作为最高政治口号，结果，我们不仅没有打倒别人，反而四面树敌，丧失了许多重大的发展机遇。反“和平演变”，也应当立足于发展自己，立足于发挥和创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相信。坚持和平竞争与合作共进原则，资本主义国家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会逐步演变为社会主义，而不是相反。如果我们重演“狼来了”之类的闹剧，中国乃至社会主义的前途如何，就很难说是“记国无事忧天倾”了。
薛德震：你的认识很有意思，读过你这部书的第二章至第十章，我感到逻辑的严整性使立论令人信服。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应该有“胸坏世界”的风度。我们对社会主义必然复兴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良好愿望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更加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发展需要这种客观必然性之上的。小平同志今年在上海贝岭公司视察时指出：我们办合资企业，资本主义因素可以转化为社会主义。为什么小平同志被誉为具有世界魅力的伟大政治家?为什么西方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称“一国两制”是“超级战略构想”?我体会在于他是带着历史纵深感和超越时代和民族视野的局限性来观看人类社会发展前途的。所以他是当代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家。我坦诚地说，你对小平同志社会选择思想的理解，是极富启发性的，但是，如果有人对其提出异议，甚至送你顶帽子，你将怎样回答他们呢?

乌杰：我没有通读过马列的全部著作。但从本书的研究中，我感到邓小平同志不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而且创造性地运用于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毛泽东同志生前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小平同志讲，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不太清楚。可是，有一些同志，自以为高明，以马克思主义的“传教士”姿态出现，煞有介事地评理论是非，廉价地给别人奉送“帽子”，我觉得是不足取的。我认为，马克思当年讲的社会主义预言，主要讲的是资本主义制度高度发展后的社会制度，而现实社会主义，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前，都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很多是从封建主义社会脱胎而来。无论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水平如何，他们仍然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这正是马克思在前期论证过的社会主义与后期没有论证过的亚细亚模式不同的地方。怎样使“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相衔接，这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生产力。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很多同志为什么都毁弃于“左”倾错误，我想这是主要原因。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在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从这种国情的最高判断发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最高纲领，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治国思想，提出中国综合改革战略和经济发展蓝图，这才使中国从脱离实际的狂热情绪中引入正确的道路。
薛德震：什么是姓“资”姓“社”?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你问你的，我干我的”，这就是他们朴素的信条。当然，指导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应当有理论作指导，理论越完善，越能提高战略实践的自觉性和自信心。因此，在我们走向90年代和21世纪的重要历史时刻，应当正确认识邓小平思想的历史地位。
乌杰：有人从国外访问归来对我说，他在德国一座马克思、恩格斯塑像基座的前面看到有人写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没有错！”基座的背面又看到：“下次好好干”。这的确具有深刻的含义。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来说，他们的的确确没有错。但是他们的许多光辉思想，确实是被他们身后的某些教条主义的信徒，不顾他们所规定的条件，错误地加以搬用所造成的。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那些重大的失误和挫折，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所以，我们这些后来者，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碰到挫折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是不应当去责备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而是应当严肃地反问一下自己是否正确地理解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过认真地反思，坚决纠正自己的失误，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邓小平同志的高明之处正在这方面。他认真地总结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包括我们自己成功和失误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把中国引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的复兴开创了新的希望。因此，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没有下一次了，这次就必须干好！
邓小平思想是顺应世界大趋势和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已为我国1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思想事实上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接受的指导思想。为了保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党的基本路线百年不变，就应当把邓小平思想明确地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要学，列宁主义要学，毛泽东思想要学，用以作为理论基础，而我们直接遵循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邓小平思想!提出这个命题，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
薛德震：邓小平思想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现在可能还无法充分地、准确地加以评价，包括你写的这部书，不知你是否同意?
乌杰：我同意你的这种说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发展中，邓小平思想也在继续发展中，随着历史的向前推移，邓小平思想一定会显示出更灿烂的光彩，它的价值将更充分地显示出来，那时我们再来评价，可能比现在更加充分，更加准确，也更加公允。
薛德震：本书出版后，必然会引起广泛的重视。在邓小平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再接再厉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就会有光明的前途。从这个角度讲，你为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乌杰：借此机会，感谢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对我的鼓励，感谢人民出版社给我的支持，感谢李天瑞、吴敏、崔树民、乔润令、刘耀国、李霆、李乃华、廉毅敏等同志的热忱帮助，在我同他们的讨论中，受到了不少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