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扩大开放、发展合作、参与竞争，提高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一、邓小平的全球意识与中国的开放国策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地球”的意识，从未想起过为探明地球形态而去进行航海冒险，但中国确实很早就有过“世界”观念。据《穆天子传》载，公元前两千年前就有中国与外界交往的史实。从张骞“凿空西域”(《史记》语)，到玄奘西游取经，几千年华夏古道，奔走着探索外部世界的使者。但是，由于农业自然经济的局限。中世纪时代“全球”观念也罢，开放观念也罢，不可能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全方位联系把整个世界串通起来。明清以来封建王朝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把中国推向落后、挨打的境地。5000年历史表明：强盛则求开放，开放促强盛；衰弱求关闭，越关闭越弱。邓小平说：“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①邓小平以深沉的历史感，把开放作为重要国策。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搞过对外开放，但其一，这种对外开放是“—边倒”，即只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其二，当时的全球观念是建立在对时代及国际大势的错误认识上的，即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小打不如大打、迟打不如早打，以意识形态划线，唯我独尊，对外开放成了沿袭“世界革命”战略的翻版。其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本能地宣传翻身做主人的自豪和信心，反对殖民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把对外开放混同于“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卖国求荣”。正如邓小平所讲：“建国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对外开放，只不过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没有什么发展”。 ②
邓小平全球意识不是采用线性思维方式，从中国这个窗口来看世界，不是片面地从中国出发解释世界，而是采取双向和多极思维，从世界全局高度，从历史和现实的交叉来看中国，从世界大座标中寻找中国所处的位置，以此来研究中国国情，制定切实可行的大战略和基本国策。邓小平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③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④我们必须“尊重社会发展规律”。⑤这就是邓小平全新的整体“世界”观。在这一基础上，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更科学、更全面、更富于时代精神和创新意识。
新的全球意识必然导致新的开放国策。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不仅极富时代特色，切合中国国情，而且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全面系统的开放思想。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国策是全方位开放。用他的话讲是对“整个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对所有类型的国家开放。”⑥这种开放包括三个层面：对发达国家的开放；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目的是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和技术，将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对外开放不单纯是引进设备，扩大贸易，更主要的是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知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状况。要“动员人们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技术”。 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② 
——全面开放包括对所有国家、所有领域的开放，不再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子。邓小平说：“我们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③ “我们要吸收外国资金、技术，甚至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办工厂”。④他认为，“利用外国智力，把外国人请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没，办教育，搞技术改造。……外国人来了以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⑤他认为“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并指出：“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⑥
——对外开放政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国策。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这不是个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50年到70年不会变。……到那时，就更不会变了”。⑦⑤系统开放是指对外开放，既不是“全盘西化”那种照搬，也不是“单打一”、半开半放，而是科学的、务实的、辩证的开放政策。既要全面开放、学习、引进，又要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既要坚持开放，又要坚持独立自主。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片面开放的作法。邓小平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们利益的苦果”。⑧ 社会主义就是要开放，只有开放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把世界联成一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⑨列宁进一步提出：“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越来越国际化。社会主义会把它完全国际化”。⑩
在经历封闭孤立的发展阶段后，恢复了向世界开放的雄姿，同世界密切地联系起来了。邓小平把古老、富于传统色彩的东方大国，引上了对外开放之路。
二、在学习中借鉴，在吸收中创造，在合作中共进
当今时代的巨大变化首先是由科学技术进步引起的，人类已进入一个新的科技革命和社会飞速发展时期。根据科学家普赖斯所作研究：现代科学技术是按指数规律加速发展的。人类知识在19世纪每50年增加l倍，20世纪上半叶每10年增加1倍，70年代以后每5年增加一倍，现在已经缩短为每3年增加1倍。科学技术从发明到应用的周期大大缩短，已经从起初30年缩短为2至3年。在这种情况下，不学习、不吸收、不加入合作、创造的行列就难以发展。由于信息时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使全球一体化趋势加速运行，使我们向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学习成为可能。可以说，谁勇于发现，善于学习，谁就能赢得主动，获得创造和发展的机缘。
人类的文明是在互相渗透、吸收、支持中发展过来的。近代科学的原始结构，是埃及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融合。当近代科学原始结构的传播碰到无法逾越的鸿沟时、中华民族提供了造纸和印刷技术。没有造纸术，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学说单靠羊皮纸传播是无法想象的。西方人学习中国的罗盘、火药技术，结果获得海上霸权。近代中国闭关锁国，以天朝上国自居，拒绝接受西方“奇技淫巧”、结果落后于西方列强，一败再败，丧权辱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把所有向外国学习的试图都说成“封资修”、“白专道路”、“里通外国”。这出现代舞台上复活了的中世纪愚昧古剧，大大拉开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文明之间的距离。
邓小平同志以改革家的雄才大略和深谋远虑，不仅看到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而且提出了学习的方法、目的及手段。他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①“现代世界上，人类进步一日千里，速度非常快。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年，赶都难赶上。”②⑦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③“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④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以使我们在更高的起点上前进，不必重复别人走过的道路。这样，既节约时间和费用，又可较快地缩小差距。因此，“我们要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科技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⑤“动人们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⑥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吸收和创造，是为了发展。学习只有通过科学的借鉴与合作，才能达到发展和飞跃，否则只会学——点皮毛，水上浮萍，断根秋草。借鉴的意义在于：其一，根据实践需要学习；其二，借他山之石、远室之光，补已之短；其三，学为实用。在近代，中国曾和日本同于1860年派员赴西方学习考察。清政府只考察机械器具，日本则注重吸收借鉴西方的科学方法、现代管理技术和思维方式。结果，日本很快跻身列强，而中国则陷于甲午海战惨遭失败的噩运。
学习、创造、发展，这不是—个简单的数理公式，而是一个系统演变过程。教育是完成这一演变的唯一手段。因为，吸收、借鉴直至创造，不仅涉及高层决策者和科技精英，而且是全民族、全国家的任务。只有通过系统的国民教育，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即使学到一点东西也只能束之高阁，难以转化为生产力，难以在生产实践中有所创新，更难以融汇、贯通、发展，变为国民财富。史学家认为，近代日俄战争中，俄国实际上是败给了日本优秀的基础教育。这并不夸大。近代日本以教育立国，结果称雄亚洲。战后西德工业起飞的秘密和日本经济腾飞的“神风”，都同其系统的终身国民教育分不开。在今天，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国更加注重教育。撒切尔夫人曾经说：“所有成功的国家都把学习和知识的普及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并非因为这些国家富裕而是因为经验已经证明，知识及其有效的使用，对国家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决策者倘不把教育放在首位，迟早要失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① “我们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②
在当今时代，任何国家的发展，除了学习、吸收、借鉴、创造，从深层系统开发本国智力资源，还必须加强同国际间的横向合作与开发。这是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今天的国际社会，小到一件日用品，一架飞机，大到国家整体科技开发系统，都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与共进。
美国人喜欢的棒球手套95%为日本生产。日本从美国引进牛皮，运至巴西摄制，然后加工定型，运至美国。著名的“空中客车”宽体喷气客机，几乎集中了美洲，欧洲的先进技术，即美国的机翼，西班牙的机尾，荷兰和比利时的仪表，法国的驾驶舱，最后经法国图卢兹和汉堡总装，才交付使用。其它如“尤里卡”计划，“星球大战计划”，都是各国科技综合优势的发挥。社会工程如环境治理、机构改革、经济调整、综合开发，都离不开国际科技、知识界这样那样的参与和支持。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区域性合作步伐明显加快，欧共体已经开始用一个声音在世界舞台讲话，日本全力营造环太平洋经济圈，美国提出要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参与合作，共同开发，这是邓小平雄浑激扬的国策。在合作中学习，在合作中共进，邓小平革故鼎新，面向世界。他指出：“自力更生不等于‘孤立奋斗’，‘万事不求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③邓小平启动中华古船扬帆驶向大洋，使当代中国加入国际合作共进的时代大潮。
三、邓小平伪国际竞争论是毛泽东“球籍”论的重大发展，也表达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民族魄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于1956年11月提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点，要求全党把精力投放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上面来，在不远的将来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毛泽东的比喻既生动，又深刻。这是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的撞击共振。不幸的是，50年代末期以后很长时期里，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严重错误，引导中国愈来愈离开“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正确道路，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歧途。正当中国忙于“割资本主义尾巴”时，西方却在经济科技竞技场奋力拼搏，把中国远远甩在后边。
20年后的今天，中国不得不重新登上更复杂的国际经济竞技场，但中国已丢弃了过去那种抓革命促生产的“缘木求鱼”式的作法。邓小平提出国际竞争的思想，在现代意义上发展了毛泽东的“球籍”论思想，同时也表达了他顺应世界大潮的信心和决心。
邓小平“国际竞争”论的一个重要进步，是立足于现实分析，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尊重客观规律，彻底放弃了过去“假、大、空”的唯心主义浪漫口号。他说：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20年。如果从建国时起，用100年把我们建设成中等发达国家，那是很了不起的，要埋头苦干。“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了，国际交流发展了，我们的经济一定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要拿国际水平的尺子来衡量。”④ “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⑤邓小平从国情、任务、重心几个方面入手，知己知彼、客观务实，为我们制定了参与国际竞争的大政方针。
邓小平“国际竞争”论是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在政治上的新发展。他指出国际竞争不是过去那种“消灭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派”，用战争和革命手段占据国际舞台的方法，而是通过发展自身，“战胜自己”，改变本身的落后状况，表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在经济上政治上战胜资本主义，“为人类做出贡献。”1987年4月，邓小平同一位外宾谈话时说：“总的来说，我们确定的目标不高。从1981年开始到本世纪末，花20年的时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如果做到这一步，第一，是非常艰巨的，是很不容易的；第二，是真正对人类做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但给占世界总人口3／4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①“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②这是全新意义上的国际竞争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顺应历史潮流，切实可行的竞争方略。
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是邓小平有关国际竞争的突破口。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化是大势所趋，邓小平看到这一变化，及时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国际竞争的目标与核心。他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关键是它能否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得更高——些、更快一些。”③提高生产力首先必须把教育和科技搞上去。目前“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④
满怀信心，客观务实，循序渐进，以稳健而迅捷的步伐追赶世界，参与竞争，这是邓小平国际竞争论的战略方针和步骤。邓小平提出中国现代化三部曲，这完全不同于过去急功近利的“大哄大嗡”与大跃进。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61年后一个15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完成这样一个目标应该说是能够做到的。”⑤
我们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然而却异常复杂的国际社会中参与竞争的。因此，必须有充分的竞争意识，既要有原则的坚定性，也要有灵活的策略，不论遇到何种风浪都不迷失主导方向，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顽固”坚持。中国正以全新的战略姿态加入国际竞争行列。《日本名列第一》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说：“中国充满活力，”“这种发展精神曾在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台湾出现过。这正是经济增长的先兆”。⑥
四、不称霸，不扛旗，努力发展自己：
邓小平关于中国对待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续，但对外政策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制约着对内政策。其一，对外政策必然引起国际社会外交战略的相应反应，从而造成特定国际氛围，制约国内政策生成与调整的大气候；其二、对外政策的性质、实施功效，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对内政策的成败和得失。
从大跃进到中苏大论战，我国对内对外政策自成一体，互相影响，在国内“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国际上则以我划线，推行世界革命战略。结果不单国内违背民意，社会发展遇到阻滞，而且国际上也面临种种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在邓小平倡导下，制订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设计对外政策总目标和总战略，形成中国对待国际关系问题的新态度和新战略。
基于对时代和国际社会发展大势的科学分析，邓小平提出：“中国对外政策在80年代，实际上到90年代，甚至到21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永远属于第三世界。”⑦①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的一贯立场。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外交路线，并明确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观点。可是后来，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试图扛起国际共运的“中心”这面旗帜。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今天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搞霸权主义。“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即使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⑧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中国绝不走集团政治、结盟对抗的道路，也不走强权政治的道路。“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政策”。 “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①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我们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
从历史上看，两次世界大战都是集团政治催化的。战后东西方形成了对峙对抗的集团政治局面。北约集团和华约集团的存在，使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一直高悬在世界上空。今天，集团政治已走到尽头，两大军事对抗集团已基本瓦解。60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是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如今，不结盟运动尽管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许多挑战和困难，但不结盟的思想和原则依然吸引着世界上广大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中国虽然不是“不结盟”运动的正式成员国，但中国始终如一地真正奉行着独立自主，不结盟，不扛旗，不搞集团政治的政策。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把和平共处原则扩大到党际关系方面，提出处理兄弟党和友党关系的四项原则，使中国不仅不干涉别国内政，而且一改过去意识形态领域的论争做法，尊重别国党、别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出路，去探索，去解决，……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② 
邓小平制订的这一系列国际关系原则，并不是一种策略方法或短期目标，而是一个长期的、根本的战略方针。其一，“不称霸”、“不扛旗”，不是简单的国际关系伦理口号，而是中国历史传统、地位和中国国情决定的实质性政策。中国人民—贯热爱世界和平，曾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近代历史上中国积贫积弱，饱尝列强欺侮的苦难，中国人民深知霸权、战争的危害，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为了和平，中国反对任何试图破坏它的霸权主义。“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③其二，中国的不称霸、不扛旗并非不参与、不合作，而是主张在健康、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国家、政党、团体友好合作与交流。其三，中国的不结盟，不同于苏联30年代前后奉行的“天平盘”策略理论。那是在“世界革命”战略旗帜下，在帝国主义争霸形势下一种暂时不争霸、不参与的策略口号，目的是要在决定性的时候，把有举足轻重意义的砝码放在国际“天平盘”上。中国希望并努力使自己富强起来，但中国富强起来不是为了欺侮别国，图谋结盟，更不是为着霸权，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④”,其四，中国“不称霸”，“不扛旗”，归根到底是由于中国对时代和国际大势的科学认识决定的，是由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核心任务决定的。“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也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⑤维护世界和平是为了现代化建设。“中国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正在努力创造，维护这个和平环境”。⑥邓小平要求全国人民“横下一条心”，“聚精会神”，“一心一意”搞建设，韬光养晦，沉着应付，进而发展自己，使中国对世界做出更大贡献。“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有力量，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可以看出，邓小平有关中国对待国际关系的原则不骄饰，不虚妄，务实而深邃。具有非常严谨的内在逻辑和深远的政治含义，是维护世界和平，完成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途径。
五、提高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是邓小平作为当代世界伟大政治家的历史抱负
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一个更远大的目标：努力提高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从这一点出发，就能理解，为什么邓小平末一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强国富民政策，提出“一国两制”和维护世界和平等一系列政治举措。
中国曾经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同时也是唯一历经5000年发展而保持一脉相承之民族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国曾有过令世人瞩目的辉煌历史，给全人类的和平、兴旺、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在历史上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连《大失败》作者布热津斯基也承认，直到明末清初，中国仍是世界上第二大产业国和富国。只是由于列强的侵略，封建专制政权的腐败和闭关锁国政策，才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也一度被载入世界近代屈辱史册。这其间，相当一批仁人志士为了强国梦奔走呼号，上下求索，舍身取义。从康梁变法到三民主义，但所有努力都没有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
十月革命使中国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使中国摆脱为人附庸的地位。“五四”运动提出救亡图存的口号，揭开现代中国图强史新的一页。经过中国共产党人30年血雨腥风的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10月完成了当代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实现了数代中国人的梦想。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50年代中期、毛泽东曾深情地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要求人民发奋努力、跻身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可是后来我们抛弃了经济、科技强国的思想，而是错误地通过政治运动、世界革命、反修防修等等来实现强国目标。30年过去了，中国面向世界后才发现，她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在拉大。在当今世界上，不抢占科技革命制高点，不努力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迟早要在竞争中败北。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50年代，中国处于两大阵营对抗格局中，是社会主义阵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60—70年代，中国是在既反美，又反苏的“全面出击”中居于最困难境地；80年代后，中国在世界五大中心力量中处于中间地位，在美苏中三角关系中属最弱但却最主动的一角。此后中国利用改革开放形势，校正了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战略目标，不断提高自己的国际政治大国和和平大国地位。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政治大国与和平大国。邓小平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世界上再也不是二等公民了①”，这是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中国第二次远航。
邓小平以驾驭世界风云的纯熟技巧，拨动了世界外交战略棋局，为中国描绘科技立国、经济强国的蓝图。他指出：“现在中国很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三百美元。但我们有雄心壮志，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到那时，中国就会对人类有大一点的贡献。②“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同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大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③因此中国的图强道路，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使我们的国家在二十年内发达起来。”④④
邓小平的强国思想有—个最大特色，即宏观目标切实可行，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为实现宏观目标，又提出—系列配套方针，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国两制，改革开放，发展科技教育等等。这些大战略思路，都是邓小平强国富民宏观目标的组成部分。在具体实施中不搞形式主义，允许看，允许试，走错了赶紧改正，但大政策不变。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到提高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上。邓小平不仅看到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已处的有利地位，同时以发展眼光，关注世界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把中国的强盛寄托在以最快速度赶上发达国家，瞄准21世纪的国际竞争，满怀信心地带领中国人民迎接21世纪的挑战。“总的来说，我们相信，这条道路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