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综合改革,整体推进,尽快实现中国社会体制结构的根本转换

全国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大业,创建适应生产力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型社会体制的理论,在邓小平思想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急迫性,对改革的目标,目的,基本内容,对改革的战略与策略,以及改革成效的根本检验标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广泛,全面和深刻和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充满智慧之光的思想.邓小平在改革思想来自于改革的伟大实践,又对中国改革大业发挥着伟大的指导作用,并在改造实践中日益显示出其正确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正确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改革思想,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邓小平改革思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　改革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
在20世纪最后20几年内全国展开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大业,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试验.对中国改革的这一特性,邓小平进行了十分深刻的阐述.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实现现代化,“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还包括教育等其化各行各业”.邓小平在这里反复强调的改革,绝不属于对原有社会体制的枝枝节节的变革和修修补补而是带有某种程度的根本性质的变革,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此相应,其他社会政治体制也必须全面变革,因此变革必然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的系统工程.
改革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的观点,实际上具有更深刻和更广泛的理论与背景支持.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主要是经济体制等社会体制总体的变革.
我国的改革,实际上是要全面改变不适应社会主义本质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僵化的社会体制,创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的新型社会体制。不仅要改革以权力过分集中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还要改革僵化的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及其他社会体制。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旧体制从整体上已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不适应现代化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才产生了对社会体制进行系统地破旧立新的必然性，才决定了改革的系统性。同时，社会体制层面的变革又受制于理论，观念，心理和发展等宏观社会条件，既需要这些条件的支持，又会促使这些因素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系统的变化。总之，无论是旧体制的改变还是新社会体制的建立，都具有明显的系统性，都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
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综合改革的论述，突出了改革的全面性，整体性，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确定了改革的性质，强调了改革的伟大意义，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卓有成效地推进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的体制改革不能是片面的局部的变革，不能是浅尝辄止的改革，不能用某个方面和层次的改革取代或否定其他方面和层次的改革。由于改革的整体性，全面性，在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定要注重整体设计和配套协调，注意克服各项改革的脱节，错位现象和单项突破和方式，努力建立改革与开放，管理，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尽量减少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冲突，磨擦和“体制空白”。改革的深刻性和艰巨性，则要求人们高度重视，郑重对待改革，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从事改革。既要有敢冒风险，勇于开拓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又要谨慎小心，精心组织和领导改革，作长期韧性战斗。为了创建解放和促进现代化社会生产力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体制。要勇于冲破一切被实践证明是错误和过时的理论和观念，抛弃那些不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陈规戒律。一切有志于振兴中华大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仁人志士，都应当为有幸参与改革这一伟大的系统工程而自豪，都应在推进和完成这一伟大系统工程中殚精竭虑，建功立业。历史将证明，改革这一伟大系统工程的全面展开和胜利完成，不仅会创造出一个保证中国经济社会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崭新的社会体制，而且将为社会主义注入鲜活的时代内容，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
二．构造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
深刻地揭露旧经济体制的弊端，大声疾呼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经济体制，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并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的主体。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大体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和特征：
依据中国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划清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左倾思潮的界限，具有浓重的务实精神和时代性。邓小平是赤诚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时刻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尽快地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切实地和显著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无论是批评旧体制的弊病，还是设计新体制的框架，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现代化大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他反复强调和力主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旨在为发展生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寻找体制性动力和科学的整体协调，是寻求“强国之路”。从粉碎“四人帮”后对中国社会主义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提出，无不体现着邓小平对发展现代化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执著追求。因此，邓小平思想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根本不同于那些离开发展生产力和现代化空论生产关系的“进化”之类的种种空想社会主义和左倾思潮，与这类思潮划清了界限。同时，也正因为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植根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状况的沃土，紧紧追随着现代化的时代步伐，当然就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具有巨大的威力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和特征，是正视现实，正确地总结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大无畏的精神和伟大气魄，对相延数十年的传统经济体制模式的弊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明确指出了全面改革这一传统体制的任务。在现实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存在着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就是把以往出现的挫折和失误归咎于领袖人物的思想和个人品质，而忽略社会体制的缺陷和弊病。在这里暗含着一个基本前提，即社会体制是好的比较好的，没什么重要的弊病。谁要是强调社会体制方面的总是问题，从传统经济政治体制方面寻找挫折和失误的原因，谁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过分强调领导者个人主观因素，忽略体制因素的习惯和观念，往往导致对以往经验教训的不甚正确和科学的总结，体制层面的改革也很难彻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转换的任务迟迟不能提出更没有能完成，直至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危机。
同这种倾向相反，邓小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锐利武器，以冷静科学的态度和大无畏的气概，十分强调制度因素对已发生错误的决定性影响，从各个方面对传统经济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进行了系统深入分析批判，从而比较正确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他从对官僚主义，特权现象，家长制现象等问题的深入分析中，反复强调了制度因素的作用，他的结论是：“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样，他就把人们对社会弊病的不满引向了深刻的社会体制的改革，引向了冷静的思考和分析。没有对社会体制问题的重视和强调，也就没有对经济体制改革必要性的认识，因此，从对领导者个人责任和因素的追究转向对社会体制因素的分析和研究，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转变，社会体制全面变革的帷幕从此拉开。
正是从这种思路入手，邓小平对建国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弊端进而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模式进行了全国分析和批评，从多方面论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如果我们走回头路，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状态。我国建国40多年间，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没有得到应用的发挥。其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就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种体制严重压抑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这一体制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相反必须对其进行根本性变革。坚持或回到旧体制，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死路一条。唯有改革，唯有奋勇开拓创新，才有出路和光明的前途。应该说，对旧体制弊端的批判，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斩断了退路，推动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开拓创新之路。
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经济体制的探索，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的双一个重要内容和鲜明特征。在长期的探索中，邓小平及其战友们通过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实际上已给出了这种新型社会体制的框架，打开了前进的宽阔道路。
邓小平关于新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择其要者，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其一，按照培育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要求，重塑微观经济组织和经济主体。这包括在农村废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新生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在城市实行政企分开，下放权力，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全面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促进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基本经济组织充满生机和活力，调动广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是邓小平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围绕增强基本经济组织和劳动者的活力，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进经济体制的变革，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政府统得过死，微观经济组织和劳动者缺乏活力和积极性与创造性，一直是传统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只有解决了微观不活，自主性自立性和创造性不强的问题，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能获得一个具有强大发展动力的微观基础，才能建立起合理的宏观调控体系。把社会经济组织和劳动者从对国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提高其自组织程度，也是提高社会化程度，促进社会发展的重大措施，其深远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对邓小平重塑微观经济组织和主体的思想要给予应有重视，而不要拘泥于对某些具体规章制度的论述。
其二，依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各展所长、互相补充、协调发展的原则，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存的所有制结构和以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的分配结构，发挥各种经济手段的综合优势。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为不平衡，不同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交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生产力系统，也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要求。这种状况在长时期内是不会改变的。在这种状况下，企图用某种单一的经济形式或手段去协调和构造生产力，是根本行不通的。搞“一大二公”不行，全盘私有化也行不通。最佳选择是按照生产力的基本要求，充分利用各种经济形式和经济手段的长处，使其互相补充、互相限制（缺点）、互相竞争，建立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混合型经济体制。邓小平认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共同富裕，就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第53页。）以公有制为主体，一方面又区别于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有公有制的传统观念，它要求个体经济、私有经济、外资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共存，有利于开展竞争，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从理论上讲，为了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其他经济成份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和发展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角度看，绝不能把发展多种经济成份视为“策略手段”和“权宜之计”。以公有制为主体，并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公有制必须寻找更有效的实现形式，包括股份制等形式。邓小平反对把股份制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的观念，赞同进行公有制的股份化试验。坚持分配原则，一方面是反对平均主义，一方面是反对特权，防止两极分化。按劳分配承认适度差别。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而是一部分人靠诚实劳动先富起来，并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起来。与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相适应，按劳分配也不能排斥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总之，要在保证按劳分配及其他分配形式的经济激励作用的前提下，防止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既要使经济充满活力保持高效率，又要加强整体协调，使经济持续发展，正是建立“一主多辅”的混合型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的本意。
其三，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体制。邓小平认为，市场经济并不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应该把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在邓小平看来，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发展经济或生产力的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不管哪种方法和手段，只要有利于经济或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大胆采用。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的性质和相互关系的论述，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为宏观经济体制特别是运行机制和调控机制的改革奠定了基础。我们的任务，是按着邓小平指出的方向，积极探寻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创造出最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调控机制。
此外，邓小平还从为经济公有制改革配套的角度，论述了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问题。邓小平关于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思想的核心，是培养和造就出宏大的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人才队伍，造成一个充分发挥人才作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体制条件，造成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和未来发展创造雄厚的人才基础和科学技术基础，实际上是邓小平强调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也表现了他面向世界和未来的伟大战略远见。只要沿着邓小平指引的方向坚持不懈地、毫不动摇地干下去，就一定会创建出一个新型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三、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实现权威、高效和创造性的政治目标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进行，必然要求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而且，“经济体制也搞不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137页），从1980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后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基本内容和具体措施的一系列论述，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不断丰富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规划了正确的道路，指明了方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反复强调，表明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包含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一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二是对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途径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框架的确定和规划。
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和根本指导思想，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建立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加切实的民主。在总结了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要求和一般真挚，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问题，继承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形成了王码颇具特色的民主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的基本点有如下数点：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对民主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也是邓小平在总结了历史上缺乏的沉重教训之后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做得很不够，犯过错误。…..
现在我们已经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282页。）198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造就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此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同上）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根本目标和基本任务。是否坚持和人民民主，有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现代化的艰巨任务，要完成　这个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民主，不通尊重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就无法真正持久地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主政治也必然要不断发展，否则就会造成政治上经济上的激烈冲突。社会主义要求加强整体协调，在社会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经济社会资源，没有民主就不能保证整体协调的科学性，避免出现严重失误。社会主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没有民主就无法实现这一要求。在缺乏民主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连说真话实话的权利也不能得到，甚至被近违心地说假话空话，价格严重摧残和扭曲，是根本谈不到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的。纵观历史，传统政治体制的权力　过分集中、缺乏的弊端，造成了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特权现象和腐败等严重问题，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声誉。事实已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发展人民民主，重视民主政治建设，任何忽视甚至否定民主政治建设的观点和行为，才会在客观上损害社会主义。
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强调法制。必然使民主制度化，佛法复杂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民主不是抽象的原则的堆积，民主只停留在一般原则上，无法有效地作用于现实生活。民主更主要的是一种制度，而且是具有权威性稳定性的法律化的制度。只有转化为这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硬性规范，民主才能实现。
民主建设也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由于中国经济社会条件的复杂性特殊性，我国的建设不通照搬西文的“三权分立”模式，也不能盲目追求民主形式，而要讲究实效，从现实可能性出发，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民主建设。在民主建设问题上，也要防止急性病，特别要反对“大民主”
的作法，不通搞什么“群众运动”。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同“全盘西化”、地政府主义和急躁冒进情绪划清了界限，对我们切实加强民主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
社会班底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包括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制度、基层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选举制度和监督制度等项内容。要切实推进这些基本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向高度民主的伟大目标稳步前进。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当然不限于以上内容。但就是上述这些基本观点，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民主理论的丰富性。这一理论奠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也正是以这一理论为，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的论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体育场体制。长远的目标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求，是一面鼓舞人世斗志的旗帜，规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近期目标则充分考虑了现实经济、文化、社会条件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制约性，依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针对再造政治体制中集中反映各种缺陷和弊端的官僚主义现象、封建主义影响两方面的问题，重点解决领导体制改革任务，以全面提高政治体系的效率，增强其活力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急迫需要。近期目标规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和基本任务，有利于克服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的急性病和慢性病，促使我们进行扎扎实实的工作，努力解决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任务，使民主政治稳步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既不能盲目追求缺乏现实可靠性的高目标，双不通长期举步不前，没有切实的重要进展。
坚决高速概略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再造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表现在公民与组织之间，权力过分集中于组织；在下级与上级、地方与中央之间、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和中央；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权力过分集中于国家；在党政之间，权力过分集中于执政党；在主要领导人与一般领导成员之间，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这种权力结构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已经明显地不通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用邓小平的语言讲，　种体制造成的官僚主义现象等问题已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必须坚决地予以改革。不合理权力结构的基本措施，是实行科学的权力分解，这包括：在领导层加强集体领导，实现决策的化、科学化；实行党政分开，党的领导要依法进行，主要是实行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重要干部，政府则要建立起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对国家日常事务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向地方、企业单位和群众组织下放权力，扩大企业自主权、基层民主和社会自主，特别是把经济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对国家的依附中解放。按邓小平的观点，在权力结构高速的措施中，党政分开是关键，应该下大力量尽力推进党政分开，解决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
建立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执行。政治体制中执行系统缺乏活力和效率，一直是困扰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问题。要增强活力，提高效率，就必须精简庞大臃肿的党政机构，建立精干的工作系统；就必须改革合理化的干部制度，建立起公开考试、择优，职位分类和职责规范，以工作实绩为主的考核、晋升，严格的培训，权益保障等制度。特别是要注意选拔年轻的干部，实现干部队伍的更新。干部从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和实行公务员制度。使机构设置和干部队伍适应新型权力结构的要求，是机构改革和干部从事制度的基本任务。
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继续发展和完善再造的基本民主制度，回忆法制建设步伐。要坚持、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选举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要回忆法制建设步伐，用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巩固改革成果，规范和指导改革，要抓紧制定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规范行政工作、保障经济秩序、保护环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使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备，向“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目标前进。
总之，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和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已经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划了基本走向和道路，不仅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也为社会主义民主理论进一步发展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　改革的阶段性、层次性和整体推进
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是伟大的系统工程。同时，改革又是分层次、分阶段的，这就提出了改革的层次性、阶段性和整体推进的关系问题。是否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关系，直接关系着改革能否顺利进行。邓小平在和领导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十分重视和注意把握三者关系，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观点。
改革的层次性。改革的层次性，来源于社会体制的层次性。社会体制是一个的层次结构，包含着十分复杂的众多层次。大的层次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体制及体制背后的观念层次等区分，各大层次内部包含着更具体和的层次。在经济体制内部，有企业体制、宏观调控体制等基于不同经济成分中的产权制度层次，又有分配体制、产权制度等层次，产权制度内部还可分为个体、私有、集体、国有等不同经济成分中的产权制度层次。就政治体制来说，不仅有行政体制、领导体制之类的划分，还有领导体制内部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等具体的领导体制层次。在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社会体制内部，都可以再依据不同标准划分出更多的层次来。不周层次人社会体制或体制要素。在整个社会体制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处于不周的地位，也以不同的条件为存在基础。由于具体是不同步的，社会体制各个层次的变化也必然是不同步的，社会体制各个层次的变化也必然是不同步的，无论是旧体制要素的消亡，还是新体制要素的生长，都是如此。因此社会体制的改革，也必然不能同步进行，而显现出层次性来。认识改革的层次性，有有助于选择改革的突破口，有助于协调不同层次的改革的关系。只有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整体协调和综合，才能更有效地推进改革。囿?圡?x飽 腆??鹓

改革的阶段性。正是由于改革的层次性，由于各项改革的条件不再，条件的成熟度不同，改革必然是分阶段推进的。新旧体制的转换是一个过程，过程性，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依据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状况和演变规律，依据旧体制的衰亡规律和新体制的成长规律，合理地确定创造
阶段性改革目标和任务，致力于完成那些历史已经提出并创造了现实可能性的任务。能否正确区分不再的改革阶段和确立不同阶段的改革目标和任务，对能否顺利推进具有重大影响。中国的改革进程已经证明了改革分阶段发展的规律，我们的任务是正确认识和运用这个规律，更好地完成各个阶段尤其是90年代配套改革、整体推进阶段的全面改革任务。
改革的层次性、阶段性，需要整体配套协调，即需要整体推进。所谓整体推进，是说改革是全面改革，是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的整体性转换，而不是单纯的局部改革；改革不可能新时期突进，而要与整体改革相协调；局部改革的进行，即需要整体改革为之创造条件和配套，又会引起整个社会体制不再程度的变革。改革实际上问题在不再层次和程度上配套进行，整体推进的。改革的组织者领导者要特别注意按照目标模式的整体要求，去实话各项具体改革；在有重点分层次地推进改革时，　特别注意各项改革措施之间的协调配套，这一层次的改革与其他的协调配套，这一阶段的改革与前后各个阶段改革协调配套。进入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改革已经发展到配套改革、整体推进、确立新体制基本框架的深层次的综合改革阶段了。它尤其需要注意改革的整体协调、整体推进，讲究改革的策略与艺术。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组织领导，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否则，就会人为地激化体制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延缓改革进程，增加改革成本。在改革的层次性、阶段性和整体推进的相互关系领域，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需要改革者们去积极探索，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
五、总体策略思想：实现改革、开放与发展的紧密结合和互动和互动共进
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试验，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领导这样一场试验和事业，不仅需要科学的理论、正确的战略、超人的胆识与气魄，而且需要有总体的策略与高超的改革艺术。在领导中国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总体策略思想和高超改革逐渐成型，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实现改革与开放、发展的紧密结合和互动共进，是改革中邓小平总体策略思想的主要内容。我国的体制改革是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尤其是在回忆现代化建设条件下进行的，需要正确处理同外部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即处理好开放和发展的关系。处理不当就会出问题，甚至使改革停滞、倒退或误入歧途。处理得当，则会形成改革与开放、发展的良性循环关系，使改革稳步推进，达到预定目标。处理改革与开放、发展关系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1）以改革促进开往，用开放促进改革。没有国内一定程度的改革，对外开往就无法进行；国内改革的深入进行，提出扩大对外开放的要求，推动对外开放稳步健康的发展。另一方面，开放也会有国地推动改革，特别是在一个系统比较封闭的情况下，实行对外开放，代用外力促进系统的沉井就成为必要条件。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使我国得以在更大规模上与国际社会进行信息、资源和各种能量的交换，有力地促进了改革的进行。凡是那些开放较早、程度较高的地方，改革的步伐就快就大。（2）围绕发展搞改革开放，致力于解决发展中的基本和紧迫问题，为发展提供动力和开辟道路，不是脱离发展搞改革开放。这样紧扣发展要求推进改革开放，使改革开放易于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所，使改革开往获得了浓厚和强大动力，使人们能够看见改革开放对发展的促进作用，见到成效。（3）保持较好的发展抚养，通过发展的成就巩固和改革开放，为改革开放创造更宽松、坚实和雄厚的经济政治条件，推动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邓小平指出：“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要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只要生产有较大的发展，改革的风险就会不得多。”（《人民日报》1988年6月7日讯）事实证明，在改革过程中保持发展的良好势头，而不是阻滞发展，会使人们尽快得到改革带来的利益，最起码不会使大多数人丧失正当的利益，降低生活水平。这样一种策略有利于减少改革的风险，争得人世群众的支持，并为逐步深化创造条件。如果改革不是促进而是损害发展，不通在较短的时间内同一定的积极效果，那改革就有推动民心、引致严重动荡的危险。当然，为了改革能取得决定性进展而暂时放慢发展速度，也是必要的。10余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了这一总体策略思想的正确，改革与开放、发展良性循环的关系正在形成。
坚持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现实可能性的有机结合。改革是一场试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因此必然有风险。搞改革就要敢于冒风险，敢于开拓创新。改革“胆子一定要大，还要怕风险。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走不成路。”（1988年5月19日新华社讯）因为某些风险是避免不了的，“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也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较大的风险，天不会塌下来。”(1988年6月3日新华社讯)既然改革有风险，就必然谨慎对待，“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是说要坚定不移地搞改革，不丧失。步子要稳，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犯了错误，及时发现，及时纠正”。（1985年5月月4日新华社讯）改革不仅有总体规划，而且要进行试验，取得经验，按各种条件的成熟程度有步骤地进行相关的改革。邓小平历来反对大轰大嗡，反对鲁莽蛮干。邓小平一贯强调的是把革命英雄气概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这样做，就会更好地把握时机，既不冒进又不保守，从而抓住改革的有利时机。
选准突破口，由浅入深、由外围到核心、由易到难地循序推进。改革是第十次革命，这只是从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广泛性、深刻性和艰巨性而言的，而不是说改革也要采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方式。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有领导有循序的逐步改革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是用的方式逐步实现革命的任务。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要循序渐进，要从解决条件成熟的问题入手。纵观十几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改革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从农村改革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再到政治体制改革，从两权分离到承包制再到全面转换企业机制和健全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调控机制，从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到创造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产权的明晰化人格化），如此等等，改革所走的就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
实践证明这一策略是成功的。它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顺应了新旧体制的转换的规律。改革从解决最急迫最重要的问题入手，能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和震荡；改革是人民群众和干部队伍自我教育、自我革命和主体自学的过程，只有适应这个过程，而不是脱离这个过程，改革才能获得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理解和支持，改革才能进行；旧体制的消亡一般是从最虚弱处、最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部分开始的，新体制的成长发育也往往率先从这些方面开始，两者的也是逐步实现的，而不可能“一步到位”。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改革的演进方式，从各个方面规定着改革的策略与艺术。
六.生产力是判定改革成效的最根本尺度
进行改革,就有一个对改革成效和社会属性进行判断的问题.
本来,我国的改革就是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其属性是明确的.而改革的成效如何则要看改革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自我完善.但是,由于改革要广泛借鉴和运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包括管理经验,股份制和市场机制等经济形式之类的东西,令人担心改革的性质会因此发生“演变”,变成资本主义的改革.又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对不少具体改革措施的属性和成效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样,如何判断改革的成效和属性就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造成了很大的困惑,严重束缚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如果不能科学回答改革属性和成效的根本判断标准问题,就无法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推进改革大业。对这样一个事关改革成败的大是大非问题,邓小平不能不予以极大的关注,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
邓小平一直认为,为了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在发挥社会主义固有优越性的同时,也要采用资本主义某些有效的方法.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各种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都可以试验,都可以采用,没有必要拘泥于姓“社”姓“资”的框框.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标准的思想被明确概括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总是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但是,尽管十三大报告已经把问题阐述得如此明白,但仍有人不断提出离开生产力标准的其它判断标准,用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非科学的理解和观念裁判改革.邓小平1992年到南方巡视时的一系列谈话中,再一次重申了生产力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阐述,实质是继续强调生产力标准,反对离开生产力标准去设定其它什么标准.依据邓小平思想,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一样,检验改革属性和成效的根本标准只能是生产力.这是十分明确的,是丝毫不能含糊和动摇的.
因为第一,生产力标准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结论,离开这一标准就将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和诡辩论的泥潭.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制度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必然表现在它能比其它的社会制度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体制,必然是更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体系, 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改革主要是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变革,判断其属性和成效如何,自然应主要 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情况下,离开生产力标准去谈姓“社”姓“资”,很容易把那些僵化的,扭曲的和附加给社会主义的种种观念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固守,而把那些事实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东西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拒斥.这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根本途径还是依据生产力标准在实践中积极探索.
第二,生产力标准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直接的反映,具有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直接契合的特性.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防止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搞社会主义的宗旨和最终目的,就是生产力和人民利益.因此,凡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措施,就是社会主义的或为社会主义所要求所允许的,就是用利于社会主义的,否则相反.
第三,生产力标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迫切要求的集中反映,是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中国近400多年来逐渐落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大,受到了强大的内外压力,不全力发展生产力就是死路一条;中国近现代陷于长期战乱,贻误了一次次宝贵的发展机遇,教训沉痛,现在理应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建国以来的主要失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发展受到了严重损害;而近十年的主要经验,则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由此步入了复兴之路.
正是根据上述理由,我们应该持用生产力标准去检验改革的属性和判定其成效,坚决反对用其它标准取代生产力标准.当然,在具体运用这一标准时,要注意反对把生产力标准庸俗化的倾向.要明确生产力只是进行判断的根本标准,它并不排斥反而要求具体化为一系列指标体系,在运用生产力标准检验改革措施时,要看重从整体上看问题,强调整体效益和整体效益的规律.
七.1978~1992:中国改革进程的宏观判断与国际比较
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改革已经历了十几个年头.理论指导着改革实践,改革实践也检验着理论和推动着理论的不断发展.十几年改革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邓小平思想是进行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其基本精神和原则应该继续坚持和发展.为了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思想,大致回顾一下我国改革的基本历程,特征并进行简略的国际比较,大概是必要的.
我国的改革进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3年),以农村改革为重点的初步改革时期.这一阶段,主要是进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内容的农村改革.经过几年奋斗,人民公社体制被废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绝大多数乡村建立,长期停滞不前的农业一下子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与农村改革相应,还进行了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变革和在城市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改革.这个阶段的改革为以后的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二阶段(1984~1987年头月),全面展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以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为标志,我国的改革由农村发展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全面改革,实际上还涉及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和政治体制.但改革的重点是城市经济体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又以在企业中逐步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为重点.农村改革则转向纵深发展,主要是完善双层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体系,发展商品经济特别是发展乡镇企业.这一阶段的改革几乎涉及了社会体制的各个方面包括区的建设,出现了改革的高潮.
第三阶段(1987年10月~1988年第三季度),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展开时期.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为标志。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经济改革逐步向深层次的风险较大的价格改革等层面推进.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则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更高阶段.按照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部署,全面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准备工作开始起步.但不久,全面深入的改革势头就为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所打断.
第四阶段(1988年第四季度~1991年底),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时期.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发展和改革的步伐都不得不被迫放慢,改革虽然也有一些具体进展(比如铁路运价的调整等等),便从总体上讲是处于低潮时期.在企业领导体制等方面甚至出现了向旧体制复归的回潮现象.但是也应看到,由于比较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整顿了经济秩序,经济环境有所改善;而一些深层次经济矛盾如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等问题则逐渐和突出,现行体制和政策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软弱无力,又强化了加快和深化改革的迫切性.再加上国内外其它一些条件的变化,这一阶段又为新的一轮改革准备了必要条件.
第五阶段(1992年2月~),改革掀起第二次高潮,开始进入配套改革,整体推动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纵观中国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其一些明显的特征,这包括:改革是以发展为轴心,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政治,由易到难逐步推进的,这与原来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以政治改革为先导,经济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迟迟不能真正展开,收效甚微的状况是不大相同的;改革具有明显的市场经济取向,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经济改革成效显著,而原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则远未达到这种高度;改革与开放互相作用,互相推进,同步发展,而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度至今仍然很低.
从总体上看,在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亚洲,拉美)及原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我国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在经济改革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市场调节已渐成主体,各种经济成份发展较快,开放和特区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就,经济改革成效显著,展现了成功的希望.而这,恰恰是在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低潮中,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能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任务尚未完成,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新旧体制的转换还在进行之中,改革仍然任重道远.我国能否在90年代确立起新经济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大体完成新旧体制的转换,不仅直接关系到90年代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将影响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做出理智的抉择,改革开放的大业必须也必然要成功.“行百里半九十”.中国的改革大业绝不能半途而废,我们一定要在邓小平思想的旗帜下,通过改革开放开拓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