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思想的基本纲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于邓小平思想，即如科学社会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终结”和“落脚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邓小平的思想“核心”，也是邓小平哲学思想、世界发展趋势思想、社会制度选择思想的“理论终结”和“落脚点”。这意味着，邓小平思想的整个科学体系，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思想的基本纲领。
一、正确认识国情，是考虑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首要出发点
早在1939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633页。）所谓国情，从广义上看，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阶段、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人口、国土面积与位置、资源、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以及所处国际环境相关因素的基本情况和特点等各方面情况的综合，可分为自然情况、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历史文化传统及其影响、所处国际环境相关因素四个方面的内容。从狭义上看，即从最主要的内容来看，是指一个国家在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结构及其环境。可以说，国情既是一个国家的自然情况与社会情况的统一，又是其历史情况与现实情况统一。由于任何革命和建设都不是抽象的，都只能进行于一定国家的实在范围和历史发展阶段，都不能不面临一定的国内国际环境，所以，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与成功，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地了解和认识本国的国情。如果不了解或不能正确地了解并认识本国的国情，革命和建设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弯路，遭受挫折，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翟秋白、李立三特别是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当时的国情，无视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这个客观现实，无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个客观现实，否认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否认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这种“左”倾错误路线的引导下，城市暴动一个接一个失败，白区的党组织100％遭破坏，农村革命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面临灭顶之灾，工农红军被迫开始了极其艰苦的长征。只是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之后，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了胜利的坦途。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本来，党的“八大”总结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已经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地制定了“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路线。但是，自5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越来越严重，对我国的国情作了越来越错误的判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因此，在实践中越来越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急剧地扩大集体经济的规模，“割资本主义尾巴”，提高公有化程度，以求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迅速增长“共产主义因素”，“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接着，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反资防修”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直至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斗‘走资派’”，搞得天下大乱，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向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并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果断地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开始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才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阶段。
历史经验证明，正确认识国情，是考虑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首要出发点，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前提。不能正确认识国情，就谈不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可能找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就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要求。道理很简单，事物的发展和人们的实践具有复杂性、多样性。一方面，事物在其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中发展，既受一般规律制约，又受具体条件限制；另一方面，人们是在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结合中实践。既受理论原则的指导，又要从具体的实际出发。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实践，也是在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共同作用下，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进行的，因而充满了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股进程来考虑问题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指出人类解放的一般条件和方向，揭示社会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进行的。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有很大不同。因此，靠背诵和机械地重复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行，靠盲目照搬外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与模式也不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明确指出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页。）
可以看出，正确认识国情，是邓小平思想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建立于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之上，它既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相一致，更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相一致，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这意味着我们建设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更不是步其他国家后尘的社会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和中国的实际国情相吻合并以其为根本基础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以经典著作的现成结论束缚自己的脚步，它深深地植根于我国具体的丰腴土壤之中，因此，它具有极为旺盛的活力和生命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以别国的模式为蓝本，它是科学社会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因此，它具有极为光明的发展前途，决不会同别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共命运。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立足点，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之源泉所在。
二、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邓小平思想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
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现状，需要从当代中国的自然情况、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所处国际关系相关因素各方面进行了解和把握。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是对中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认识和判断。
1981年，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我们党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做出了科学的判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①（《三中全会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页。）。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对此作了进一步论述。到了党的十三大，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作了更科学、更完整的阐述。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党的十三大闭幕后，邓小平同日本社会党土井多贺子谈话时说，十三大的特点之一，就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①（《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7日）这个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于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入和升华，是邓小平的思想对中国现阶段国情的最基本的判断，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他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们始终只能解决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任务，不可能摆脱现实条件的制约。现实条件既是变化的，又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种变动性和相对稳定性相结合，具体表现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发展中那些相对稳定的基本的现实条件，是将某一社会发展阶段同其以前和以后的社会发展阶段区分开的客观依据；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那些现实条件，则是某一社会发展阶段同其以前和以后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相沟通的纽带。人们要自觉地认识和把握各种现实条件，即要自觉地、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国情，在现实条件所能容纳即国情所能允许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历史发展，必须对本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这就象农民计划和安排农事活动一样，首先要弄清是处于什么节气。“清明玉米芒种花，谷子下种到立夏”，“过伏不种秋，种了也不收”等谚语，就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得出的经验结晶。人们如果对本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认识不正确，存在盲目性，那就难免要犯类似于“过伏种秋”、“寒露点豆”的错误。我们之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长期搞所谓“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一套，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认识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要的问题是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但这里所说的实际，主要不是过去的实际，而是现阶段的实际；主要不是表象的、片面的实际，而是本质的、全面的实际。只有明了这样的实际，才能说得上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相结合。邓小平思想关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就是对我国实际即我国国情最基本、最本质的认识，它为完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奠定了根本的基础，创造了重要的前提。而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也为深入了解和研究我国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领域的客观规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前提和认识方法。作为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明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最基本的特征，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各个具体领域实际状况和客观规律的共性、为我们从本质上认识我国现阶段社会各个方面提供了理论指导；作为认识方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科学凭借，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经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633页。）同样道理，我们现在认清了我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了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就为认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动力、前途和目标、步骤提供了基本的依据。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制定，以及党在各方面一系列具体方针和政策的提出，都得力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科学依据和思想指导。要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必须认清并牢牢地把握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
邓小平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既不是要为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辩护，也不是要降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这一理论的实质，在于它是对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高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当代国情论。认识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有助于把我们的思想从过去长时期里虚幻的意识形态迷雾中解脱出来，重新立足于现实的客观存在基础之上。这就是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既要肯定我们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肯定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以此增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程度还很低，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面临的任务很艰巨，以此提高我们的工作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认清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离开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来谈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找到社会主义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途径。邓小平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中国国情作了最基本的判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理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理论的重大发展，开启了不是从外国模式、一般原则或主观臆断出发，而是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来创造性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门。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飞跃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时就谈到：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①（转引自龚育之《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至35页。）1985年在回答美国企业家代表团团长格隆瓦尔德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的提问时，邓小平同志又指出：“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这当然是一个好办法，但多年的经验表明，光用这个办法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样就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②（②转引自新华社1985年10月23日讯。）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经过10多年来实践的检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搞清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道路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新发展、新飞跃。
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重大发展，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在某些方面还不能不受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带有空想社会主义遗留下来的某些痕迹。比如，空想社会主义者愤恨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种种弊端，主张将来的社会主义是无商品、无货币、无市场的“三无社会”，劳动者按其劳动时数取得不同面额的劳动券，凭券到指定货库领取相等的生活必需品。对于这个带有空想色彩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显然是继承下来了。在他们看来，商品、货币、市场经济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格格不入。因此，他们主张：“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①（《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0卷，第33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排斥的思想影响深远，在很长时期里被人们当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谁也不敢从根本上触动。列宁在经历了十月革命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取消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严重挫折之后，肯定了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作用，明确地回答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如何对待．市场经济的问题，其理论贡献不可低估。但当时列宁所论及的只是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里需要市场经济，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确立以后市场经济的命运，列宁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真正搞清楚。
斯大林看到了由于两种不同的公有制形式同时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的不可避免性，但他却把商品活动的范围仅限于个人生活消费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的调节作用，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可以进入市场领域。这种思想严重地束缚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害。
社会主义国家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传统的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排斥、相对立的理论观点发起了有力的冲击，但各国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极为复杂的问题和境况，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互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是邓小平思想指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才从根本上理顺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剔除了对社会主义传统认识中的空想成分，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新的重大的飞跃。
市场经济是在存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通过市场自动组织起来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它存在于出现社会分工之后的几个社会形态中，与各该社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它不是只属于某种经济制度的特有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而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中性”、工具性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它既可以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和生产资料集体占有制和社会占有制联系在一起。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不是绝然的排斥、对立关系，二者可以共存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之中，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范畴。社会主义经济既不是排斥市场机制的单纯的计划经济，也不是排斥计划机制的单纯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存于社会主义经济之中，它们是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两重性质。计划经济反映整个国民经济根据客观变化的要求自觉组织经济运转的特性，市场经济反映分散的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实体通过等价交换联结起来向前发展的特性，二者并行不悖，两者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并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的统一体中。这表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至于市场、计划以及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等，都不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手段。不是为了公有而公有。比如现在控股的比例，在深圳是51％，到底多少为好，这取决于当时当地企业的经济效益情况。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股权的分散、社会化，一般只控股票的20％一30％，有的已降至5％。1964年洛克菲勒家族只占美罕石油公司13％的股票，实际上这个家族只用了36亿元的资本控制了3000多亿美元资本。萨缪尔逊称之为“有效的控制”。从另一方面看：1958年河北省徐水县，这个“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只存在了4个月，到徐水县参观的外宾就有40多个国家930人。赫鲁晓夫听完某记者向他汇报徐水县搞共产主义时，他说，中国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是土豆烧牛肉。当时有的同志认为：一共就富了，大车，牲口，农具，房屋，树木，鸡，鸭，猪等转为公社所用。实行工资制。农民，学生，每人每月5元，小学生，老人4元，工人10-12元。干部12元，县级干部18元，看病免费等等。群众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它都归公了。①（参见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刘美殉等编著《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特征》，清华大学出版社。第140页。）但实践证明，高度的，贫穷的公有制社会结构不是社会主义。它大大歪曲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严重的助长了平均主义的泛滥。社会主义仅仅按劳分配还不够，还要有第二次分配等，如无劳动能力的残废人，我们也应当使他们生活好，所以社会保障体系也应相应建立起来，等等。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②（转引自新华社1986年9月14日讯。
）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从经济方面所作的一个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科学回答。正确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个精辟论述，对于认识和把握邓小平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可以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和把握邓小平思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邓小平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分析．必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很落后，同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还很不适应。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人类历史一定发展阶段刺激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式，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通向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由之路。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只有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才能完全冲破自然经济的羁绊，使农民学会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尽快实现从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向实现“小康”水平的过渡；只有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才能彻底摆脱旧的经济体制的束缚，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实体，增强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只有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引入竞争机制，克服技术上和经营管理上的落后局面，推动我国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可以说，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邓小平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分析，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四多种模式论是邓小平思想选择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论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立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就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28页），列宁也认为：“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多样化。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②（《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64至65页）列宁在1923年写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还把俄国看成是介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方落后国家中间的类型，强调俄国革命要有自己的特点。他同时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 ③（《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692页。）
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看来，一切民族、一切国家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由于各民族、各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必然会在循着共同规律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也就是说，各个国家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都应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实行多种不同的模式。
然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自从列宁逝世以后，长期把自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绝对化，认为苏联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唯一样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向各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推广它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要求别国照搬他们的模式，谁不照搬就被扣上“民族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苏联的模式当时并不被人们认为仅是苏联一国的特点，而把它看作是适用于各个国家的“普遍规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也由于我们缺少经验，所以，我们基本上按照苏联的模式搞社会主义。后来，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已经开始发现并已着手改革苏联原有模式的弊病，但我们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越来越严重，仍然没有认识到苏联原有模式的弊病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多种模式的必要性，反而把人家进行的那些改革和探索看作是搞“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背离和背叛了社会主义道路。直到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才认识到并明确提出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开始了社会主义多种模式的探索实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第371至372页。）这表明，邓小平思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有多种模式为认识前提的，多种模式论是邓小平思想选择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论基础。
社会主义多种模式论，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系统“一分为多”、“合多为一”的基本原理。首先，系统的特殊性不能脱离系统的普遍性而存在。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社会主义事业，都必然要有一定的共性即(统一性)，必然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向。如果忽视或抹煞这些共性即(统一性)，那就丢弃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程中，一再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个立国的根本。其次，系统的普遍性和系统的特殊性又是辩证的互相包含。普遍性只是包括了各个特殊性中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把各种事物的特殊性完全包括进去。科学社会主义虽然是揭示和概括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但它只能指明各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总方向，不可能对各个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过程中究竟采取什么具体道路、方式和步骤作具体的规定。由于各个国家实际情况很不相同，所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方式和步骤必定是多种多样的，是多种模式，不可能只是一种模式。这就是“一分为多”、“一”就是共性，“多”就是特殊性，把所有的特殊性综合起来就成共性(统一性)。尤其是象我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原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进行的。我们的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这决定了我们不能机械地套用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所作出的对社会主义的分析和设想，不能照搬其他国家以自己的实际国情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必须从我国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既有社会主义共性、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除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需要从实际出发选择多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外，“多种模式论”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范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有很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比如，国有国情，省有省情，县有县情，各部门有各部门的特殊性和不同情况。这些特殊性和不同情况，对于综合全局情况制定出来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说。是不可能完全包括进去的。因此，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实践中，在遵循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般性的规定和要求的前提下，各地区、各部门都应当从自己的具体实际出发，探索和创造既符合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又适合本地区、本部门特点的具体形式、方法和步骤，不应当“一刀切”、“一拉平”，只允许搞一种模式。再比如，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就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相应地实行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实行按劳分配。但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由于“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1／4的状况，同时存在”，①（《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所以，在生产关系方面我们也不能只搞一个模式，而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行多种模式，适当发展和发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等多种经济形式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作用。即使就社会主义公有制而言，也要鼓励和支持多种模式的不断探索，要在逐步完善和发展原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同时，努力探索和创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形式。
五、坚持共产党领导。发挥大国优势，弘扬中华文化传统，迎接世界现代化挑战，自主图强
1949年，我们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曾提出：“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471、1481页。）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②（《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第372页。）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道路认识和实践的一个重大飞跃。前者解决了摒弃资本主义道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问题；后者解决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的问题。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作为邓小平思想基本纲领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所谓“中国特色”，并不一定是中国特有，不一定只有中国有这么一种做法。别的国家已经有的做法，凡适合中国情况者中国就可以借鉴，就可以从中国实际出发加以改造、吸收和利用，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做法。现在，面对世界现代化的严峻挑战，已有4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特别是10余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宝贵：经验的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的道路上奋勇拓进，夺取成功，依靠自己的力量跨入世界现代化的强国之林。我们的力量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正如列宁所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0页。）同样，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必须更好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在现代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与广大劳动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拥有把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起的巨大凝聚力，感召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以同本国人民群众密切的血肉联系而言，以在本国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威望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可以和中国共产党相比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提出的反映人民群众利益和意志的路线、方针、政策，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更增强了党的崇高威望，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1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至157页）可以相信，随着党政分开等改革的逐步推进，随着党风的逐步好转，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必然会更加增强，坚持党的领导，必然会更加成为保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源泉。
第二，发挥大国综合优势。我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处于世界后列，要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但另一方面，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陆地国土面积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15，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经过4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1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也拥有一定的不可忽视的优势。比如，我国现在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世界上的比重和位次较之过去都有所上升，已经居于世界前列。特别是，我国没有世界上不少国家都面临的突出、棘手的民族矛盾和宗教影响等难题，民族凝聚力很强，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办大事，这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很有利的。美国前国际战略研究所负责人理查德．伯特说：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如果能够使经济增长率在25至30年的时间里，保持80年代已经达到的引人瞩目的8.1％的水平，那就会在21世纪根本改变全球安全体系，其作用绝不亚于美国和苏联在过去30年中成为超级大国所产生的影响。”①（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科学社会主义》1988年11期，第137页。）这个评述当然不一定很科学，但它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综合国力在全世界产生的影响。只要我们能正确、有效地发挥我国的大国综合优势，就一定能保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顺利进行。
第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希腊、埃及、印度均因外族入侵而使古代文化中道衰落，出现了“文化断层”。唯有中华文化虽历经盛衰变迁，但始终延续不绝，保持着强盛的生命力和再生机制。当然，中华文化传统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优秀传统，这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是不好的传统，这是中华文化的糟粕。对于中华文化中的不好的传统，如重农轻商、专制主义、家长制、等级观念、宗法思想、中庸之道、个人崇拜等等，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尽力清除，自觉克服历史的惰性和惯性对现实生活的消极影响，不能让传统文化中的槽粕污染了我们正在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如勤劳俭朴、艰苦奋斗的人生追求，厚德载物、群体和谐的处世宗旨，自强不息、舍身弘道的理想精神，万物一体、兼容并蓄的整体思维，祟尚仁义、精忠报国的道德意识，等等、它们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非常需要的文化支持，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我们应该努力继承并弘扬光大。这些优秀文化传统所蕴含的生机勃勃、经久不衰的历史活力和坚韧不拔、周而复始的历史韧性，是举世公认的，任何别种文化传统都难与其相匹敌。有这样的文化传统作为历史前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具有极为强盛的活力。也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和外来现代文化优秀成果相交融、相整合的结晶和升华，是新型的、现代的中华文化，它标志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具有更加辉煌灿烂前景的崭新的阶段。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大国综合优势，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力量所在，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要的“特色”所在。以这样的力量和特色“走自己的道路”，中华民族必定能够胜利地迎接世界现代化的挑战，自主图强，使中国重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重新腾飞于世界前列，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六、勇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导方式
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没有固定的模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在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中不断地开拓着自己的前进道路。从真理标准讨论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大发展，从政社分开到农村经济组织形式的多样化，从厂长负责制到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实行“大开放”，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等等，都不是某种先验的固定模式的复制品，而是广大群众实践探索的结果和结晶。同样道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继续向前推进，仍然需要依靠广大群众的实践探索，勇于探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导方式。
勇于探索，就意味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什么叫解放思想呢?邓小平同志解释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第243页。）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才有可能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实践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而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不仅难以进行任何有益的实践探索，还会产生很多怪现象。比如，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这也不敢动，那也不敢闯，前怕狼后怕虎，畏首畏尾，裹足不前；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东风来了是东风派，西风来了是西风派，一切以风向为转移；思想一僵化，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说、不敢做，一切照抄照搬照转，等等。这怎么能在实践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呢?
勇于探索，就意味着敢于试验，敢于冒风险。任何探索都不会有现成的答案，都不会是一帆风顺，因此，就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试验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就需要有一股闯劲，不怕冒风险。邓小平同志在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时又强调：“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①（转引自新华社1986年9月14日讯）“一个大胆的试验”，②（转引自新华社1985年7月2日讯。）“一个重大的试验”，③（转引自新华社1985年11月11日讯。）“一场伟大的试验”，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是探索“一条新的路”。⑤（转引自新华社1985年7月15日讯。）既然是试验，是探索，没有敢冒风险的精神是不行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所说：“没有一点闻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有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⑥（转引自新华社1992年3月20日讯。）显然，要勇于探索，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敢于试验，敢于冒风险的精神状态是根本不行的；当然，试验和冒风险决不意味着可以蛮干，必须要讲求科学态度，要做到稳步前进，这两方面是辩证的统一。
勇于探索，就要坚持实践标准，坚持生产力标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为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揭开了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纪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是继续坚持实践标准，以实践标准检验一切，衡量一切，才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探索中不断得以拓展，越走越宽广。可以说，只有牢牢坚持实践标准，才能保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索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离开了实践标准，难免会使探索陷于盲目性。同时，在坚持实践标准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又进—步强调，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第181页。）他说：“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第52—53页。）邓小平思想对于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强调；是对坚持实践标准的重要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并发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极为重要助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动态概念。—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前进的过程。因此，我们说邓小平的思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形成，并不意味着这方面的理论认识已经终结，已经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要在实践探索中进一步发展变化，不断完善。正如“十三大”报告所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①（《沿着有中因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 页。）只要努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创造活力，振奋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定的相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②（《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