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一国两制”:当代人类填平历史鸿沟与超越时代视野的伟大构想

一　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预言与实践
1733年,英国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织布法,嗣后100年间,工业革命以纺织业开始席卷了机械,冶铁,造船,机车等所有在产业部门.资产阶级 和技术革命的杠杆不仅创造出空前未有的财富,并借以掀翻了封建制度的基础,而且启动了现代社会阶级对抗和革命风暴的闸门.
马克思描述道:“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256页。）“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同上书，第257页。）
正当现代社会两大阶级短兵相接,矛盾斗争如火如荼之时,来自德国,年方29岁的卡尔.马克思却以异常冷静和犀利的目光审视着这场斗争的原因,进程,目标及手段.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马克思继续写道,“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马克思在研究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斗争必然性、进程、目的的同时,直接了当地提出暴力革命的设想.
这一设想由三方面组成:一　现代社会的两大阶级对抗性质和烈度使暴力成为最直接,最有效和最常用的手段.二,无产阶级是在资产阶级首先用暴力反对其正当要求时被迫采用暴力的.三,无产阶级从不排除暴力以外的其他手段如和平手段来完成其历史使命,它反对任何“绝对暴力论.”但这必须是在统治阶级遵守“民主共和制宪法”这一假设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马克思不是天生嗜好暴力革命,而是在总结无产阶级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科学设想.如他在总结19世纪中叶欧洲革命经验时说:“各种色彩的自由派都参加了1848-----1866年的革命,即使今天他们也不会放弃这样的权力:“用暴力对付以暴力消灭宪法的尝试”“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惨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想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简化和集中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马克思并没有忘记,实践中可以出现和平斗争的机遇:“如果没有必须加以反对的反动的暴力,也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暴力.”
遗憾的是,资本家从来没有给予无产者和平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机会.这就迫使革命导师总结一次次革命经验后,反复告诫无产者:“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6页）
暴力革命作为一种科学设想,经历了实践的检验和修正.在这方面,恩格斯晚年曾作了大量工作,他在1895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作的导言中这样写道:“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作用的街垒和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他接着提出这样的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有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以和平长入新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2卷，第273页）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由西向东此伏彼起的阶梯性转移.19世纪末在俄国出现了无产阶级实现革命预言的实践条件.根据俄国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集合点的国情,从实际出发,大胆修正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只有在几个发达国家里同时取得胜利才能实现的提法,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个别落后国家首先取得成功.1917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对劳苦大众来说不啻新世纪降生的一声婴啼.十月革命的成功再一次证实了马克思关于革命斗争形式必须以具体条件发生转移的光辉思想.
总结十月革命经验，列宁一方面指出：“历史表明，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同时强调：“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察斗争形式问题，应当提出些什么基本要求呢？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陷于某一种斗争形式。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这正是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之所在。
二　从“两大阵营”和“三个世界”的划分到合作共进论
按照被列宁发展了的马克思学说，无产阶级在一个落后国家取得成功后，必须“不停顿地”地行世界革命，以“推动，掀起”世界革命运动，惟此方能巩固并扩大社会主义阵地。“列宁说过，在俄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便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世界革命的时代。”（《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第76页）“世界革命时代是一个新的阶段。”（同上。）
世界革命时代包含 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任务。在国内方面，列宁设想经过不断革命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并把矛头对准俄国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包括农民小资产阶级。1905年夏天，列宁在《两种策略》中提出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到1917年，列宁已放弃了这一口号，提出要建立“工人阶级的专政。”
“克朗施塔得事件”使列宁为首的俄共党人感到震惊，尔后经过理论检讨和反思，列宁确立了“新经济政策”。给农民和国内经济生活以更大自由和实惠。
在国际方面，世界革命战略的目的是以俄国为“中心”和“基地”，推动世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各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但是，由于国际资本反革命暴力的疯狂反扑，24国武装干涉虽未“扼杀”苏维埃于摇篮里，却极大地摧残了新政权。同时，由于在德国继而在远东所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尝试被警觉起来的国际资美国微软公司阶级联手镇压下去因而，世界革命战略关于迅速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的目标，被迫延宕。接着便形成两大阵营互相对峙，对抗，竞争的痛苦局面。
1919年，斯大林在列宁有关思想基础上，系统论述了“两个阵营”理论：“世界已经分裂为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由于资本主义干涉，封锁，乌黑，世界经济同时被相应分裂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已经不是统一的和包罗万象的世界经济体系；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外，还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斯大林在1930年这样论述道。
这样，两大阵营就是一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在内的全面对抗和竞争格局。摆在俄共党人面前的首先是如何生存，如何打破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事实，这一客观需要无疑迫使俄共党人将经济建设放在从属地位。斯大林正是这样思考问题的：“要向我们党的同志说明，任何经济胜利，不管这些胜利是多么伟大，都不能取消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事实以及从这一事实产生的结果。”
“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整个20世纪前半叶，社会主义苏联虽然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了对资本主义的空前胜利，但由于一切工作都围绕突破包围这一核心任务：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于剥削农民，无视经济规律，在经济工作中积累了不少问题。

针对赫鲁晓夫提出“三和两全”、“三无世界”的世界战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世界战略。今天看来对是与非的任何争辩都是多余的，因为实践已冲破了意识形态的历史桎梏。但是，中苏大论战所导致的中苏分裂却为世界由两极格局向多极发展及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契机。（《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1937，3、3——5)1954年俄文版。）
早在60年代中期，毛泽东便指出，世界政治格局不再是50年代那样简单地表现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已经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新情况。①（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
从表面上看，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矛盾重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频频论战，亚非拉地区的殖民地与附属国纷纷要求独立，天下一派大乱。透过表象，毛泽东注意到大乱中的三个基本趋向：第一，亚非拉地区人民正从长期受奴役状况中觉醒；第二，苏联在许多国际事务中，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上日益从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走向霸权主义；第三，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离心倾向渐趋明显，正走向瓦解。因此，中苏大论战后，中国不再使用“两大阵营”的概念，而代之以“三个世界”的理论。
1971年11月5日，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公开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主张：
“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一个国家独立是不完全的。亚、非、拉国家在经济上的落后，是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反对经济掠夺，保护国家资源，是独立国家不可剥夺的主权。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与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一样，是属于第三世界的”。②（《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人民出版社，第8页。）

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同志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强调：我们都叫做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中国家。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同卡翁达讨论这一问题时，进一步系统表达了他的观点：“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众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1974年4月11日《人民日报》。）
邓小平对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进行了最系统的表述。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论述到：“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①（转引自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邓小平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阐述体现了以下特色：第一，运用系统观，即不是单一地界定要素(矛盾)简单加以排列组合或贴标签，而是分析了要素(矛盾)组元中的内在联系，发现了复合要素(矛盾)及其结构功能。第二，邓小平采用了以阶级分析方法为基础的综合、全面分析方法，即不仅看到东西方矛盾，而且看到经济上南北贫富差别、政治上独立程度等因素。第三，邓小平在分析中渗透着发展观，即看到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否则，世界人民有权利“打倒它。”②（同上）
进入80年代后，世界局势出现了新变化：(1)美苏争霸愈演愈烈，苏军出兵阿富汗，美国抛弃缓和战略，提出新冷战战略。两强相遇大有一拼高下的势头。(2)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遇到很多困难，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旧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阻滞了南方国家的发展。(3)西欧日本实现工业起飞，正在成为新的力量中心。这些表明，一方面，世界正在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经过两大阵营两极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在三个世界中，又存在着东西、南北四种基本力量，多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邓小平敏锐地捕捉时代发展的新变化，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
面对这一形势，邓小平以纯熟驾驭中国现实的睿智，雄视整个世界历史和未来的高超能力，提出了“和平共处”和“相互合作”的问题，我把它概括为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走‘合作共进’”的道路。
“和平共处”理论由列宁最早提出，经过斯大林、毛泽东的发展，特别是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在战后国际关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邓小平不仅继承了和平共处的原则立场，而且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
(1)和平共处原则过去主要是作为处理不同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上，苏联则以“大家庭论”、“国际专政论”取代了“和平共处”论。邓小平把和平共处扩大适用于处理一切国家的双边关系。
(2)和平共处原则过去一般是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邓小平把它扩大适用处理国家内部事务范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发展。他在同缅甸总统吴山友谈话时说：“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①（《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274页。） 
邓小平这一思想不仅发展了列宁、毛泽东的理论，而且成为填平人类历史鸿沟，跨越新时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础，是对传统理论——从暴力革命到两大阵营、三个世界理论的划时代突破。
根据这一新理论，不仅两种制度间，而且同一制度间；不仅国与国之间，而且党与党、团体与团体之间；不仅国际社会，而且国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都存在着合作发展的必要与可能。
据此，邓小平提出合作共进的理论设想，以取代“世界革命”论和“阶级斗争为纲”论。
邓小平合作共进论主要包括：(1)南南合作与发展的思想；(2)南北合作与发展的思想；(3)东西缓和与合作共进思想；(4)国际热点地区，有争端地区合作开发思想，等等。
关于南南合作问题，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提出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主张，他指出南南合作是集体自力更生的基础，“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①（邓小平：〈建设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我（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南南之间发展合作关系是很有前途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②（同上）。“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③（同上书，第84页。）
关于南北合作问题，邓小平从三个层次论述了其主要意义和作用：(1)南北问题不解决不仅会窒息南方国家经济发展，北方国家“也不可能得到较大发展”。④（同上书、第44页。）“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⑤（同上书，第68页。）(2)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3)南北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不解决南北问题，人类的发展将遇到困难”。⑥（见1984月10日《人民日报》。）
关于东西关系问题，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反对“大家庭”式、“集团政治”式、“势力范围”式。⑦（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987年版 第84页。），而要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方式，即超越人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差异，超越狭隘的民族利已主义视野，走向合作与发展。
关于“热点”地区合作与开发问题、邓小平认为对“热点”问题，“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他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问题，先进行共同开发。这
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路子来解决。”①（摘自《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谈话》），在1984年末召开的中顾委会议上，邓小平对共同开发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强调共同开发对人类的重要意义。
三、“一国两制”：邓小平社会制度选择思想
的哲学依据、现代世界大格局的要求
人类社会大融合的希望
“一国两制”思想是邓小平1984年2月22日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提出的。这一思想是邓小平同志总结国际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世界和平与发展，集全党智慧提出的伟大战略构想。它一经提出，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为强列的反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称赞这一构想是“最有天才的创造”。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中国政府“拟定的‘一国两制’方案能行得通。”②
“一国两制”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合乎．逻辑的产物。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时提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②转引自〈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第236页）
内，大陆十几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84年7月，邓小平在会见杰弗里·豪
对这一思想的提出做了进一步阐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思不是今天形成的，是几年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形成了”。②
(1)“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从战后国际关系格局演变
总趋势出发，立足和平、合作、发展的客观实际而提出
，它不同于“两大阵营”论，更不同于“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论或“国际专政”论。
(2)“一国两制”的核心是实现祖国统一。香港、台湾、大陆由于历史原因，长期隔绝，实现统一大业一要尊重全民族的愿望，二要尊重香港台湾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惯和社会历史发展实际。这充分体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综合的科学精神。
(3)“一国两制”是在大陆主体为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运行的。大陆有10亿多人口，台湾近2000万，香港550万。大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台湾则可以搞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一国两制不会危及大陆主体，却可以借助
港、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补充大陆经济、加快四化建设。这就完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则性与策略性高度一致的基本立场。
《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259页。同上

(4)“一国两制”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邓小平讲道：“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①
“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②
“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③这反映了小平同志把长远与当前利益高度统一起来的远见卓识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一国两制”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选择思想，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当代世界格局的发展前途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对人类未来社会进程具有难以估量的深远意义。
“一国两制”思想是对马克思国家观的丰富和发展。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对未来社会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进行了种种天才设想。如法国摩莱里的“社会君主政权”思想，英国温斯坦莱、法国马布利和卡贝的“共和制政体思想”等等。马克思在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指出：“社会共和国”是工人阶级的红色政权。并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社会共和国的理想形式。恩格斯晚年也提出：“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了。④①《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59页。②同上。③同上。④《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第274页。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指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不过要由许多国家来改善和完成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做。”①
邓小平所做的这一努力——提出“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设想，不仅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不可能找到，在人类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先例。首先，这一构想打破了传统单一制国家结构的框框，是在单一制国家结构条件下实行的具有复合制某些特征的结构形式。并且这种体制不同于现行“联邦”式复合制，或多党轮流执政的议会制。其次，这一设想是对马克思国家性质分析问题理论的一个历史性突破。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具有二重性，即镇压职能和管理职能，由于暴力革命的缘故，他们更多强调国家的阶级实质而较少谈到其管理职能。随着人类社会进步和国家性质的演化，国家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管理者的功能日益增强。邓小平在不抹煞国家阶级性的前提下。利用资本主义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遗产，为社会主义主权国家所用，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尝试。
“一国两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铺平了道路。“一国两制”在国际社会引申为“一球两制”、“一区两制”、“一球多制”，这就突破了两大阵营各自追求的“一球一制”模式，同时也为填平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577页。
及领土纷争等各方面的历史鸿沟，有利于国际社会持久和平与协作发展。从历史上看，两次世界大战共历时10年3个月，世界80％的人卷入战争，6000万人死于战争。人们已厌烦战争、希望和平，“一国两制”正是顺应这一时代呼声，为国际社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战略构想；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问题，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路子来解决。”①
“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方法解决是可能的。”②
“一国两制”、“一球多制”对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沟通国际经济大循环，加速世界经济一体化有重要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冷战”和意识形态阻隔，形成了人为割裂的“两大经济体系”。“马歇尔计划”与“莫洛托夫计划”、“巴统”与“经互会”，都是反映当时经济对抗的历史遗产。时至今日，经济鸿沟不仅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及社会发展，而且成为西方国家长期滞胀的重要原因。“一国两制”构想有利于打破经济壁垒，使南北东西之间建立可以接受的经济桥梁。加快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早日建成。
“一国两制”、“一球多制”为国际政治民主化进程，为建立民主、公正、开放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指明了方向。邓小平讲：“既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又要建立国际政治新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②《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264页。
秩序。”①我们正处于由两极向多极化发展的国际政治转轨时期。如何建构新秩序，如何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这是摆在各国政治家、战略家面前的重大课题，“一国两制”为此提供了全新的国际政治理论和政治战略，并创设了实际操作模式。它构成了当代国际政治多种理论和战略学说中最富魅力的篇章。
四、“再造几个香港”：是邓小平关于中国
社会未来前途的超级战略构想
邓小平1988年6月3日提出：“我们在内地还要再造几个香港”。后来，他又多次强调这一思想：我过去说的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这是对特区建设思想的高度概括。
有人担心，“再造几个香港”是不是意味着走香港殖民化的老路，会不会由此丧失主权?也有人提出疑惑：邓小平为什么要用这句口号来概括特区建设思想?它是不是离马克思主义走得太远?它在当今国际社会发展进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着何种作用?
回答上述问题牵扯到整体把握邓小平特区开发战略思想，客观估价小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有关国家建设理论①见1988年9月21日《人民日报》讯。
发展中的地位问题。
邓小平特区开发战略思想有一个产生与发展成熟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为经济特区，并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海南岛全省开放，加上上海浦东开发等等，初步形成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1984年，邓小平视察经济特区，在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表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改革是正确的。”在珠海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1992年春，小平视察南方，针对当时人们的担心，强调指出：“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②（参见1992年3月30日新华社讯。）就是说特区开发并不是引进资本主义制度或回到殖民地老路上去。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特区作为学习“技术”、“知识”和“宣传对外政策”的系列“窗口”。③（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④（参见1988年5月19日新华社讯。），“再造几个香港”，既是中国特区开发战略思想的战略口号，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开放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是对整个世界的一个挑战性政治宣言——中国闭关锁国已成历史，中国敢于主动开放国门，驾驭国际大潮，以务实精神走向新世纪。
邓小平特区开发战略有十分严密的内在逻辑，体现了辩证系统思维的有序、开放、发展特性，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雄伟战略蓝图。
总括起来，小平的特区开发总体战略呈现为：“内地开放区、准特区—特区—准自由港、香港模式—台湾模式。这种战略布局由特区中心开花，内外辐射。体现了小平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近到远、由远到近，由经济到政治全方位系统开放的战略思想，也就是“一球多制”思想。
这方面小平有很多具体论述：1984年2月24日，小平同志在总结深圳特区“兴旺发达”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除现有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肯定了“准特区”的地位和政策。同时指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厦门岛全部搞特区，就能吸收一批华侨资金，不仅华侨，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这样就能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为它服务”。“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②（《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这里对厦门开发为“准自由港”的地位和政策作了原则性规划。
关于“香港模式”。小平同志强调香港50年政策不变。这不仅是在政治上为稳定香港所做的政策界定，而且有充分的经济开发战略考虑。“所以讲50年不变不是随随便便”，①（《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因为保持香港稳定一来可带动内地，二来可成为中国踏向太平洋，建立中华经济圈的重要支点。因此，“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
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有“抛砖引玉”的战略意义。对“台湾模式”，邓小平讲道：“同样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50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因为二战后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已构成国际贸易重区，在未来“太平洋经济区”发展战略的竞争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建立“中华经济圈”同“环太平洋经济圈”竞争的重要力量。“如果懂得了这点，知道我们的基本观点，知道我们从什么出发提出这个口号，制定这个政策，就会相信我们不会变。”
小平南巡讲话后，在全国省市县乡纷纷上马“经济开发区”。特区开发战略已进入重点突破、全面开花、广泛收获的新阶段。’
在人类历史上，特区思想无疑是一个伟大创举，一个伟大的突破。但是这一思想并非离开马克思主义思想独自产生的奇想，相反地，小平的特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一次伟大飞跃。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便意识到要建成社会主义，发展苏俄经济，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国际贸易机制，提出通过恰当方式使两种经济“联系”的理论。他于1921年4月讲到：“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①（《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303页。）同年8月，列宁进一步设想“租让制形式和对外贸易”是实现苏维埃俄国同“西方资本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形式和方法”。②（《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第87页）
经过七、八年的发展，这种“联系”并没有得到很好实现。斯大林在同坎伯尔谈话时表达了自己的迷惑：“既然确定这种联系对苏联和美国都是有利的，那么，现在是什么东西阻碍着这种接近呢?”③（〈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第135—136页）
今天看来，这部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封锁，更多地是由于俄国共产党人还没有摆脱“世界革命战略”的梦魇。在这种两大阵营对峙情况下，资本家很难把资金、技术、工厂交给咄咄逼来的新生苏维埃共和国。有一点很说明问题，即斯大林早在1921年便断言，同西方建立经济联系，是由于邻近“没有一个工业发达的苏维埃大国或几个苏维埃国家”从事与苏联的合作，因此不得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联系。建立在这种战略策略基础上，同资本主义的经济“联系”自然不会取得满意效果。另一方面，有关建立“工业发达”的一个或几个苏维埃邻国这个假设一直困扰着斯大林，占据着他的战略思路，以致于在卫国战争前不惜强行占领邻近国家50万平方公里土地，战后硬性建立起“经互会”组织。但实践表明，停留在“世界革命”战略和“两大阵营”构想中的“联系”论，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它不符合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解体的事实，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规律。
毛泽东同志并不象一些人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封闭性农民革命领袖，向来不主张对外经济开放，但是比较被动的，缺乏主动进取精神。例如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曾说：“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页），但把它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的重要性严格加以区分。他受斯大林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没有突破传统模式的局限性，缺乏对整个世界全方位开放的宏大视野。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开放思想的积极成分，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解答了如何大开放的历史命题。在理论上，新时代观使“开放”思想跃变为全新的“特区”开发思想，设计出社会主义同整个世界“开放”的系统战略格局，即特区开发战略布局。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这一战略构想的深刻意义还在于，彻底改变了中国明清以来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洗刷了中国固步自封，积贫积弱的历史疤痕。中国自秦以来，尽管朝代替嬗，却几乎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以山脉海洋为界，构成自给自足的经济和自成中心的独立的文化体系。1840年鸦片战争和1895年甲午战争，1900年列强入侵，使中国被迫开放国门，与外界联系。租界和开放通商口岸给中国人留下很深的民族心理创伤，以致今天谈“租”色变，谈“放”色变。然而事实上，特区虽给外国资本提供了特权，但不同于租界的特权，外国资本必须在中国主权范围内，依照法律、遵守中国政府的规章制度；特区建设虽然不可避免地向资本主义交纳“贡赋”，但赢来了技术、设备，学到管理经验和科学知识，以资内地发展。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特区在政治意义上向西方发出了“挑战”。在各种有关社会主义“大失败”、“大破灭”的鼓噪声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博大气度，勇敢精神和必胜信念主动向外界发展。中国在证明，社会主义有能力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能在竞争和联系中表现出最大优越性，社会主义正在学习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文化，不惜交纳巨额“贡赋”，武装自己，向更高更远迈进。
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邓小平为 社会主义运动摆脱孤独和走向复兴指明了坦途
联系历史，社会主义从其产生到今天，大致经历了开放一封闭一开放这样一种发展轨迹。没有开放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创立，封闭则几乎使社会主义走进死谷，葬送事业。今天，在更高意义上，社会主义选择了开放、吸纳。这是社会主义走向复兴的历史性标志。
早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前。世界上便已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如“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甚至连中国也出现过朴素的“等贵贱、均贫富”、“大同”社会主义思想。但无论哪一种社会主义都无法摆脱其狭隘的阶级偏见和历史局限性，因而在历史上倏忽即逝。
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地方在于，它是站在19世纪人类文明文化发展顶峰，吸纳了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几乎全部养分，批判继承多种理论，并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在实践经验基础上产生、丰富和完善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362页。）列宁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当然继承者”。②（《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442页。）
“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甚至“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③（《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347页．）恩格斯也强调：“科学社会主义……是国际的产物”。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378页．）正是基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物质、文化的继承、扬弃，马克思才设想社会主义在物质条件上，也必须依靠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因此，只有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才是可能道路，因为在这里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221页．）一句话，看社会主义由以承揽的物质资源和历史遗产丰厚与否。这是历史唯物论。
但历史修正了马克思关于“同时胜利”的设想，恰恰在俄国这个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这体现了历史的辩证法。尽管列宁充分估计到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经济文化补上资本主义发展课程的重要性，但斯大林很快就把经济发展同战争联系起来。军事化的经济管理手段和“战时共产主义”并没有在列宁之后的苏联绝迹。接下来的苏联领导人对“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自我感觉良好，因而苏联——影响到其他国家——逐渐以虚无的革命自豪感取代了文化、经济上向西方国家学习借鉴的谦虚精神。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如社会主义国家热衷于“纯洁”的“两个阵营”的较量。“一张白纸”组成中国革命鼓舞人心的旗帜，文革期间走到了极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任何学习外来经验的做法都是无一例外地成了“卖国主义”，“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白专道路”、“封资修”。社会主义走在孤独和虚妄铺就的小道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为社会主义摆脱孤独走向复兴指明了前进方向。
邓小平扭转了国际共运史上“唯我独尊”、“派别林立”的局面，倡导并提出处理社会主义党际关系和友党关系四项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并强调：“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自己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9页。）宽容、不干涉别国党内事务、虚心接纳的作法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邓小平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文化成果的态度，在新形势下，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只要被人类实践活动证明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认识、作法，都应被社会主义建设所利用。邓小平以博大胸襟，兼容并蓄的务实风格，抛弃一切陈腐观念，为社会主义的新生和复兴指明了道路。“我们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①（《邓小平文选》(1975一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7页。）
归结起来，小平的“吸纳”思想包括：(1)重新看待姓资姓社问题，用实践标准取代了唯意志论，而且允许在实践中探索，先不下定义。成功就坚持，失败的就改掉。(2)吸收世界上一切于国家民族及社会发展有利的东西，坚持“拿来主义”，反对夜郎自大。（3)树立新的工作和学习方法，即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人，只唯实。(4)在体制建设上，改变单纯单一制，提出复合制国家设想。“一国两制”、“特区思想”，就是在社会制度、经济建设和国家体制上，利用综合优势，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尝试。
六、和平·改革．竞争·发展：当代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基本特征和总体趋势
当今时代是人类智慧触角已伸入浩瀚宇宙的时代。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了，人们已把视野扩展到广袤无限的太空。所谓“新边疆”、“新思维”、“新概念”纷纷问世。那么，中国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让世界认识中国?
科学分析时代主题，正确估量国际形势及其发展态势，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和全人类兴衰发展的大事。众所周知，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时易势移，扑朔迷离。从微观和中观上讲，国际关系格局每隔3—5年就有一个大变化；从宏观上讲，时代和国际关系秩序则相对稳定一些。处理好二者关系，才能审时度势，纵横捭阖。这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知”与“行”，“动”与“静”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前提。
马克思依据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代国际大势，提出“同时胜利”和“暴力革命”理论，恩格斯依据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的新特点，提出“和平长入”论和对俄国革命排头作用的新期望。列宁站在20世纪高点，从资本主义千丝万缕的矛盾网络中捕捉时代特征，得出帝国主义时代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结论，据此确立“城市中心”论和“一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不受照搬俄国经验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主义”的干扰，通过对中国阶级和社会的分析，立足时代大背景，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战后40年来，从“波匈事件”到“中苏大论战”；从“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到“大锅饭”共产主义；从“南斯拉夫试验”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一次宏图大略不涉及到对时代的把握，没有一次成败功过能避开时

代与国际大势的检验。实践表明，什么时候对时代和国际大势做出科学判断，什么时候就兴盛，反之必然走向挫折，甚至崩溃、解体。
摆在当今世人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时代特征?是战争与革命时代还是和平与发展时代?资本主义已走向腐朽、垂死、没落，抑或尚有发展潜力?怎样看待全球兴起的改革及调整大潮?实践难题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
邓小平不愧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战略家和改革家，他对时代的分析体现了以下特色：(1)注重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方法的运用，但不墨守陈规、抱残守缺。(2)注重吸纳科技革命和信息时代的各种新变化，从实际出发，客观分析。(3)运用高维战略思维方法，超越时代视野，摈弃阶级偏见。(4)体现系统、全面观，反对枝节和片面地看问题。
邓小平首先回答了时代总特征这一核心问题，从而得出走何种道路的结论。他指出：尽管战争和革命在一定场合，一定范围还存在，但时代已经发展演化。我们正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理由是：(1)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世界革命战略，加速经济建设，主张世界和平。(2)资本主义面临经济调整和新的经济竞争、磨擦，主要精力投放到经济发展和贸易竞争上了。(3)和平力量空前发展，包括中国、第三世界、欧日等第二世界在内都主张和平。(4)超级大国已被军备竞赛拖疲、拖垮，在核恐怖形势下，不敢轻率以“杀人交换自杀”。(5)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主张和平，正埋头建设，有利于建立国际新秩序。上述国际成员的“合力”作用，构成了时代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例如他说：“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②（《邓小平重要谈话》(1987年2月一7月)，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44页。）今天看来，“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③（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⑤（《邓小平重要谈话》(1987年2月一7月)，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30页。）小平据此得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基调的结论。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96页。）“和平就是东西关系问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问题，南北关系指的发达是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问题”，⑦（邓小平《建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94—96页。）集中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邓小平认为：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穷，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占人类3／4的南方国家不发展起来，势必影响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因此“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关系到和平与发展。邓小平既把握全局又分析了个别；既注重系统全面，又强调重点。鞭辟入里，洞察秋毫。
在对时代的分析中，邓小平没有陷入资本主义腐朽、垂死或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陈腐争辩，一切根据事实说．话，发现新情况、新问题，突破陈论，勇于创新。
邓小平在指出“和平”、“发展”时代大势的同时，制定了现时代条件下完成使命、顺应发展的杠杆和手段，这就是通过改革、调整，参与国际竞争，在共处条件下竞争，在竞争与竞赛中共处。
邓小平作为一个改革家，同他的时代观分不开，他把改革喻为中国“第二次革命”，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说民主革命完成了近现代中华民族第一次远航，那么改革这场革命则是跨世纪的第二次远航，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意义的革命；驶向太平洋，加入全世界，真正跻身强国之林。邓小平清楚地看到，改革不只是中国的独创，而是全球性大潮。社会主义国家50年代始、70年代兴、80年代波澜壮阔的改革；资本主义国家70年代以来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也许还要算上“罗斯福新政”的尝试；第三世界为迎接挑战，对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着更为深刻的改革。改革成则国家兴，改革败则国家亡。
改革从根本上讲，是为了适应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挑战，为了适应国际竞争舞台的严酷条件。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不单取决于战场上的竞争，而更取决于经济、文化、政治领域的竞争，“和平演变”、“不战而胜”，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全世界兴起。社会主义应当证明其不仅军事上胜出一筹，经济文化上也无比优秀。竞争不仅在两种制度间，而且在超级大国、发达国家、第三世界之间广泛展开；美日贸易磨擦，欧共体内部矛盾，都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和不平衡现象的重新出现。历史对各民族各国家正进行重新选择。在21世纪大门口，邓小平为我们叩响门扉指明了时代大势，提出了改革、竞争、发展的根本方向，这是实现人类跨越历史鸿沟、实现新时代梦想的现实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