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宏观系统思想和多样性原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与精髓

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邓小平思想体系的深刻基础。虽然邓小平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当代的思想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章试图抓住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的精髓，进而分析他在哲学思想及其中国当代革命实践中的重要贡献。
一， 矛盾论的历史局限性与现代系统论的哲学革命
在世界哲学史上，黑格尔起立起一座巍峨的思想高峰，其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来源，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以对矛盾的分析作为主线的，他是在矛盾运动的轨道上展示了世界存在的结构和变化规律。黑格尔哲学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代表着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社会情绪。虽然他也从科学逻辑的内在要求出发论述了事物的统一性，但其思想主流，是强调矛盾的斗争性。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具有高度的科学性。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辩证法思想显现着与黑格尔哲学相同的思想倾向。在《资本论》中，他诉诸黑格尔的哲学逻辑，从分析劳动的二重性作为始点，直到得出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这一政治结论。在那个时代，那种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正因为如此，中国，苏联等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列宁的“差异就是矛盾”的命题，斯大林主义的专横色彩，到毛泽东同志提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其间确实存在着继承关系。应当肯定，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再到毛泽东思想，其理论和社会功用是合理的，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历史进步作用，但是，也应该指出，历史的局限性和对社会发展的副作用也是存在的。回想一下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和中国10年“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触目惊心吗？
现代系统理论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大事变，她不仅宣告了一个传统哲学时代的终结，而且创造了崭新的思想空间。还是那座山，还是那件日常琐事，在系统理论的新视野中，却能产生出与传统认识完全不同的结论。“阿波罗”登月，与其说是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奇迹，毋宁归因于现代系统科学思想的物化。现代系统理论，不仅是一种当代世界最先进的方法论，而且也是一场世界观的革命。她超越了既往的各种哲学派别，实现了综合和升华。
现代系统理论，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和层次性，强调事物的结构联系和协同作用，强调事物的自组织机制和对外部环境的开放性循环。这是人类哲学思维方式的一次伟大超越。
邓小平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更追求当代哲学思想的最新创造。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系统理论思想结合起来，构筑起邓小平思想的哲学基础。可以说，正是小平同志在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才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
哲学，她表达希望，意志，智慧和科学。
二，“一分为多”与“合多为一”：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哲学思想的新飞跃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是矛盾辩证法同现代系统理论的整体结合。“一分为多”与“合多为一”的思想，就是这种结合的集中体现。
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一贯行动，往往比长篇大论更能体现他的思想。邓小平并没有直接提出并论述：“一分为多”与“合多为一”的命题，但在对一系列重大现实政治和理论问题的论述中，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遵循和贯彻着这种方法论思想。这主要表现在：（1）解决现实国际政治中和平，改革，竞争和发展等基本问题的和平共处与竞争合作论。这一理论强调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民族，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要和平竞争，协作共进，反对你吃掉我，我吃掉你，只顾自己不顾他国的僵硬观念。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及依据这一思想必然得出“一球两制”，“一球多制”的结论，更具体地体现了他的国际政治理论。（2）整体现代化论。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开始时强调“四个现代化”，发展到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他已经越来越把现代化看作一个涉及整个社会系统的深刻的时代性变革，一场革命。（3）社会主义发展的多种模式论。社会主义有其共同的本质，但依各个国家各个时期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社会主义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存在着多种模式，各个国家完全拥有选择的权利和机会。（4）系统改革论。改革不是局部的某个要素和方面的变革，而是一个从观念到社会体制和政策体系，从经济体制到科技，教育和政治体制等等的系统变革。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精心组织，精心领导。（5）多种经济成份和分配方法共存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存的所有制结构，不能把“主体”变成“一体”，排斥其他系统要素。其他经济成份和分配方式的存在，在整体上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的。（6）基本路线论和具体政策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一个系统地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纲，规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基本目标（富强，民主，文明），中心（经济建设），动力（改革开放和人民群众），保障（四项基本原则）等一系列根本原则。按照这条路线的要求，邓小平又提出了“两手抓”的具体施政原则，这包括要抓改革开放，抓打击犯罪，抓法制，抓惩治腐败，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抓反对两种倾向的斗争又要以防“左”为主等各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是在反复提醒人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协调，系统控制，不要顾此失彼。要多手抓，多方面抓，多层次抓，要系统抓，抓系统。
邓小平在上述各个方面的论述，思想和实践中，确确实实在坚持“一分为多”，“合多为一”的方法论原则，在实践中和理论上初步实现了矛盾辩证法与现代系统理论的整体结合。
矛盾辩证法的核心与基础是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动力，道路和事物的普遍联系等基本问题，是基本的科学方法。对立统一规律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强调事物为普遍联系，也指出了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等基本事实。但是矛盾分析方法并没有具体解决事物是以何种具体方式存在并普遍联系的问题，没有解决多样性和多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共处一体的具体形式问题。现代系统理论则指出了系统及系统联系的普遍性，系统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系统是多种要素依一定目的和规则建构起来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系统理论强调对复杂事物及其内外部关系的整体认识，整体把握和整体协调，强调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系统观就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整体观，而系统理论的出现则反映了人类认识从分析到综合，从部分到整体的发展趋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优秀成果。像我在《系统辩证论》中叙述的那样，把矛盾辩证法和现代系统理论结合与统一起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和迫切的要求。
邓小平“一分为多”与“合多为一”的思想，就体现了矛盾辩证法与现代系统理论的整体结合。“一分为多”，首先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强调了“分”；又体现了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强调了事物的复杂性，不仅可以“一分为二”，而且可以也应该“一分为三”，“一分为多”。分析事物和问题，要避免“荡秋千”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不是“资”就是“社”的方法，不是“黑”就是“白”的方法，要充分注意事物构成要素的复杂性，多样性。这样，就把矛盾分析方法提升为系统分析方法。“合多为一”，是说不仅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具有同一性，而且强调矛盾又是复杂的，事物及其发展过程包含着多种矛盾，是矛盾的集合体，是多样性的统一。是重视各要素之间，各系统之间整体协调，整体优化，正确认识，把握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综合方法上升为辩证系统论的综合方法。尽管这里的矛盾辩证法与现代系统理论的结合还是初步的，但是它仍具有很重要的革命性意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方法论，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以往人们往往忽略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这一十分重要的内容和特征，不能说不是一个失误和极大遗憾。深入系统地阐述邓小平“一分为多”与“合多为一”的方法论思想，应成为理论界的一个重要任务。 
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哲学思想和由此引发的中国思想革命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集中表现在邓小平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的实践观，认识论和真理论的阐述与发展上。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产力是检验社会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构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础和主干，也构成了邓小平思想的哲学基础。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重视和强调，赋予实事求是的时代内容，构成了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观，也体现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观突出了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包括实践观,真理观,知行关系等)和唯物史观的集中概括.用十分通俗和简明的语言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归功于毛泽东.而把实事求是进而归结为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精髓,则是邓小平的突出贡献.把实事求是观贯彻到社会领域,突出强调生产力标准,强调和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又一个鲜明特色.邓小平之所以如此强调和重视实事求是,是与他正确地总结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分不开的.
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观是在总结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乃至整个现实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包容着更丰富的内涵,更具有说服力.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十月革命道路模式化的倾向,而忽略中国国情对革命道路的特殊规定.这种倾向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损失.为了克服这种倾向,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创造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但令人惋惜的是,在革命胜利之后,在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逐渐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错误估计,急于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以落后生产力为基础的“理想”社会主义.再加上林彪,“四人帮”等极左势力对这一错误别有用心的利用和极力扩张,几乎把中国拖上了经济崩溃,社会破败的泥潭.同时,在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固守日益僵化的旧体制和某些过时观念,无视时代条件新变化的倾向也在不断强化,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严重受阻.这种倾向和思潮的思想根源,就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破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无法从根本上克服日益脱离国情和时代实际的错误倾向,就不能扭转社会主义发展的被动局面.邓小平之所以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之的以在邓小平思想中占据着极为突出的地位,原因正在于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直接关系社会主义的发展能否转向正确和健康的轨道,关系着社会主义的成败兴衰.
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观具有鲜的时代特色,着重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解决.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到20世纪末期,面临着创建新型社会体制,实现现代化和信息化,创造性地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等等历史性任务.要解决定历史性任务,就必须正确认识时代和国情,正确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苏联模式与中国实际,传统体制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典社会主义与现时代新特征等等基本关系.做到这一切,就必须有一个思想路线作指导.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观,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观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观，则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从经济到社会体制整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显示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观，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择其要者有如下数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实践,在实践中检验,摸索,创造和发展理论;强调解决思想,思想是否解放的标准是否反映和符合实际;从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掌握精髓和实质,既反对照抄照搬,又反对全盘否定,力主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生产力标准,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务实与实干,反对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实事”,整体的实事,系统的实事,不是局部的,个别的,片面的实事实物.“求”也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求是”正是一个系统辩证的认识过程.
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观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具有深刻强烈的革命精神和创新精神.正是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中国思想理论界和人民群众才得以从“左”的理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才能从各个方面拨乱反正,才能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辉煌壮丽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邓小平实事求是观的深远,重大的意义将愈益得到更充分地展现.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邓小平实事求是观,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能胜利,否则,必将遇到重大挫折.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再也不能动摇了.
四, 邓小平哲学思想在邓小平思想体系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路线中的地位
十月革命胜利伊始,列宁就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他于1913年为格拉纳特辞典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其中,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时,列宁开宗明义地写道:”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这里所说的“观点”,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即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这里所说的“学说”,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按照列宁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得到的科学成果,科学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为导出的结论,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终结”.列宁的这个阐述表时,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奠基性,指导性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
同样道理,在邓小平思想的整个理论体系中,邓小平哲学思想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奠基性,指导性的地位,是邓小平思想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思想体系中关于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思想,关于当代社会制度选择的思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都是邓小平哲学思想具体运用于不同的范畴和领域而得出的科学成果.可以说,邓小平思想的科学体系,以邓平哲学思想作为其最具生命力的精髓和“活的灵魂”.邓小平哲学思想,为邓小平思想体系中的其他各组成部分提供了丰富,充足的理论源泉.
比如,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历史观,特别注重生产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和主导作用,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要“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并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将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以“大大发展生产力来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正是坚持了这样的历史观,以这样的历史观分析马克思以后100多年,列宁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发的客观状况,特别是分析和总结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才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的局限和惯性,得出了以现代化作为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科学结论.
再比如,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借鉴和融合了现代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以系统科学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把“统”范畴概括和上升到哲学范畴,以其作为物质世界的基本存在形式和属性,并科学地区分了对立统一及其相互转化和这个最高层次之内的与其他许多“中介”层次及其相互间的环节.这样的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较之传统的仅注重矛盾分析的唯物辩证法,更能客观地,准确地揭示和反映物质世界的本来面目及其运行规律.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思想,摆脱了传统的注重事物“两极”区分的“一分为二”哲学思想之束缚和局限性,才提出了“一国两制”这个当代人类填平历史鸿沟与超越时代视野的伟大构想,才揭示了当代国际关系新秩序,才创造了“特区”这种社会制度选择的新形式,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制度发展和选择的理论增添了新的科学内容.
又比如,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认识论,特别注重“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作的中国化的重要概括,特别注重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又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论,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贯彻到对中国的“自我”认识和改造中,才探索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如果没有邓小平思想的认识论作为哲学基础,就不可能产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就象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更不可能会有科学社会主义学的道理一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段时期里,我们党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等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才重新恢复,确立并在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力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表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奠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基础.但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在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开展起来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当代思想路线中,邓小平哲学思想无疑也居于非常重要的奠基性,指导性的地位,是我们党现在正确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要进一步更好地坚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必须认真,深入地学习和把握邓小平哲学思想.
五,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所谓时代精神,就是由社会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经济关系运动的必然性所决定的历史发展趋势和潮流在社会意识中的反映.这种反映通过蒸馏,概括和升华,最后形成了反映该时代本质和特征的哲学理论,它是对那个时代所获得的具体科学成果进行正确概括和总结的结晶.因此,任何哲学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它既反映时代的特别,又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可能有什么反映一切时代的,以终极真理体系出现的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地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崭新世界观,完成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反映了19世纪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灵魂”.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可能彻底超脱它那个时代所获得的科学成果的局限性,它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益发展的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以过去任何时代都不可比拟的范围和速度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视野,促成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等为主体的自组织理论等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这些划时代的伟大科学发现,使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作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结合的哲学,不能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改变而对自己的存在形式进行认真,深刻的反思.
邓小平哲学思想正是这种反思的产物和结果.它使辩证唯物主义和20世纪后半期最新科学成果实现了初步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矛盾的同一性的理论,关于矛盾现象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论,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理论,关于主要矛盾的理论,关于矛盾转化的理论,关于非对抗性矛盾的战略地位的理论,等等,实现了从矛盾辩证思维向系统辩证思维的革命性转变,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19世纪人类社会智慧最伟大的科学成果,它总的来说是注重和强调矛盾的理论和学说,以对立统一法则作为其“核心”和“最根本的法则”的矛盾辩证法.正如列宁所指出“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对立统一法则的主要内容,是“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即矛盾辩证法突出了以矛盾性作为物质世界的客观属性和表现形式,突出了矛盾思维的地位,而没有也不可能注重20世纪后半期现代科学所揭示出的物质世界的系统性,差异协同性的客观属性和表现形式,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否定了矛盾思维之外的其他思维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因此,矛盾辩证法很容易在社会实践中被教条主义式地片面地引伸为“斗争哲学”,对社会实践产生不良的或恶劣的误导效果.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在20世纪从兴盛转为衰落,从高潮跌入了低谷,就哲学理论指导的根源而言,不能说与唯物辩证法即矛盾辩证法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没有关系.
邓小平哲学思想吸收,借鉴和融合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以系统辩证思维实现了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辩证思维的革命性变革,体现了20世纪后半期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活的灵魂”,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它用系统整体的立场完善,充实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哲学完成了从19世纪近代科学成果中的蝉蜕,体现了20世纪后半期现代科学的成果,适应了时代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新需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再现了新的灿烂的时代特色和时代精神;它用系统整体即系统辩证思维重新改造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即矛盾辩证思维,揭示了物质世界的矛盾性和系统性这两种客观属性和表现形式的内在统一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完善和升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使人们的认识更接近了客观物质世界的本体,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它用系统辩证分析,特别是差异协同分析补充和发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辩证分析特别是对立统一分析,也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论的面貌焕然一新,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存在复杂性及客观物质世界发展运动的多极性,非线性,耦合性的认识,大大增强了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进行改造的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之所以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趋于低潮的国际大背景下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不仅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而且展示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远程视野和豪迈气概,表现了为社会主义复兴和中国现代化而奋斗的坚强决心和信心,其哲学理论指导方面的原因,无疑就是邓小平哲学思想完成和实现了时代所要求的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变革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