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完整、深入地学习和坚持邓小平思想，为社会主义复兴和中国现代化而奋斗

正值国际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趋于低潮之际，在地球的东方，在龙的故乡，又高高地飘扬起一面如火焰般激荡人心的旗帜——邓小平思想。在这面旗帜的引导下，短短十几年，中国人民业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这面旗帜的引导下，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民还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曾经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华民族，必将排除来自各方面的阻挠和干扰，夺取“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成功，复兴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再次做出巨大的贡献。
一、邓小平思想体现着鲜明、崇高的时代精神
任何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有其客观、现实的时代需要，都是一定时期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产物。它们不可能孤立地凭空产生，而是与已有的科学思想成果有着直接或间接、明显或潜在的渊源关系，是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对原有思想成果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思想飞跃。
邓小平思想产生于20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潮、国际风云急骤变幻的历史条件下，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总结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做出的科学回答，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丰富和进一步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当代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也是中华民族学习、借鉴、消化世界现代文明和科学成果的新的思想飞跃。它适应了当今时代和平、改革、竞争、发展的世界历史潮流，体现着鲜明、崇高的时代精神。
首先，邓小平思想不仅更科学、更准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而且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系统科学的积极成果，并使它在整个哲学结构中占有突出的比重，实现了唯物论、辩证法和现代系统哲学的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新发展，可以指导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更好地把握世界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多样性，适应了当代世界进程对哲学思维的新需要。
其次，对于当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邓小平思想指明了实现现代化是当代人类超越社会制度选择的最高命题，并以放眼世界的远程视野和创造历史的豪迈气概，提出了
中华民族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战略方针，制定了把我国在21世纪中叶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并以此为根据，胜利地指导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的革命性的转变，使中国社会的发展重新汇入了当代世界发展的主流。
再次，对于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邓小平思想冲破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方式才能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传统藩篱，冲破“两大阵营”对立、“三个世界”分离的狭隘眼光，提出了当代国际局势以“和平和发展”为总趋势的新的科学判断，提出“一国两制”这个当代人类填平历史鸿沟与超越意识形态局限的伟大构想，为正确解决当代社会制度选择这个极其重大的现实课题提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指导。
此外，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思想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当代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国际国内长期的历史经验，明确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纲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扬弃和否定，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适应当代世界历史潮流、扎根于当代中国现实土壤的科学社会主义。它反映了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了中国和世界的密切联系，蕴含着极其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时代精神。正如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都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终结”和“落脚点”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邓小平思想的“核心”，是邓小平思想的哲学思想、世界发展趋势思想、社会制度选择思想的“理论终结”和“落脚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内涵极其丰富，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前提和基础，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理论构架，以“勇于探索、敢于试验”为战略拓进方式，是超越国界的宏伟事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命运，对世界的和平、发展及全人类的进步，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思想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最集中的概括和反映。具体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会大大增强我国以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这将加速国际关系多极化的发展，有利于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南北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增进全球发展的力量，为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贡献；建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克服社会主义传统体制缺乏活力和生机的缺陷，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建设及人类进步事业产生巨大影响。这对于恢复和增强科学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迎接新技术革命和当代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促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尽快走出目前的低潮，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反映了时代的客观需要。
邓小平思想鲜明、崇高的时代精神，主要渊源于它所
直接继承的辩证唯物主义以实践性为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的本质特征。实践性是辩证唯物主义区别于一切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最主要、最显著的特点。辩证唯物主义非常重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和在哲学中的基础地位，强调自己的全部理论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以实践来体现和保证自己的真理性、科学性。可以说，实践性和以其为基础的科学性，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命和灵魂。离开了实践性和科学性，也就谈不上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同时，实践即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它作为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无坚不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性，同时就规定了它的彻底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性所体现出来的正义性与科学性相统一，决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必然具有旺盛的活力，能够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任何新的历史时代永葆鲜明、浓郁的时代精神。同样道理，直接继承并特别注重和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实践性特征的邓小平思想，面对当代世界一系列现实的重大问题，面对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现实的重大问题，不囿于书本上、经典著作上某些具体结论的束缚，不拘泥于我国原有的某些具体经验的限制，又不迷信．于其他国家贴着形形色色诱人标签的这种或那种模式，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标准衡量一切，一切以世界和中国的客观实际为转移。建立十这种基础之上的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体系，具有鲜明、崇高的时代精神
是必然的。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不是孤立的、封闭的、静止的，而是与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保持着密切的、畅通的联系渠道，它随时准备借鉴或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成果，随时准备用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新结论来取代自己原来坚持的经实践检验是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旧结论，也随时准备在和其它科学文化相互影响、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更加丰富和完善。邓小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当代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相通的。因此，邓小平的思想也不是孤立的、封闭的、静止的，而是和全人类的一切科学文化都保持着有机的密切联系，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发展性。邓小平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全党全民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尽管形成的时间还不太长，但它在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已经显示并更加显示日益巨大的威力。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邓小平思想的科学价值、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必然会愈来愈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深刻认识。
二、邓小平思想：主要防“左”同时
又防右的锐利思想武器
无产阶级政党的任何一条正确的路线，都难免要受到
“左”的或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的影响和干扰。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均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其中，右的倾向在思想上表现为认识落后于实际，企图开倒车，在政治上表现为屈服于敌对势力的压力，放弃原则，不敢斗争；“左”的倾向在思想上表现为超越实际发展的一定阶段，堕入空想和盲动，在政治上表现为扩大打击面，搞过火斗争。这两种错误倾向，对于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都是不利的，都会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危害，都必须坚决防止和反对。不过，就我们党70余年来的实际情况而言，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为害时间最长、危害程度最严重、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即使从10余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进程来看，情况也是这样。怎样防止和克服这种倾向呢?最锐利的武器就是邓小平思想。
过去长时期里，我们党内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最根本的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占主导性的理解和阐述，比较偏重于强调矛盾的对立属性，对矛盾的同一属性则注重不够，也没有注意认识和分析“差异”、“矛盾”、“对立”、“斗争”等哲学范畴的区别，以为“差异就是矛盾”，“对立性就是斗争性”，把科学的对立统一法则简单化地理解为“一分为二”，把“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视为唯物辩证法之真谈，而把注意分析矛盾同一性的“合二而一”则视

为唯物辩证法之异端。由于这种哲学思维的指导，加之理论研究和思想教育中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长期忽视和冷漠，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在实践中产生脱离实际的倾向和党内斗争、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倾向，形成“左”的思潮的泛滥。可以说，我们过去对辩证唯物主义根本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的不科学的理解和阐述，以及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的忽视和冷漠，是“左”的东西得以产生和肆虐的哲学根源。邓小平哲学思想克服了我们党内传统哲学思想的偏颇和缺陷，注意分析矛盾的同一性，注意分析“差异”、“矛盾”、“对立”、“斗争”等哲学范畴的差别，尤其是非常强调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大力倡导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这就为防止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倾向提供了科学的哲学武器。
过去长时期里，我们党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其中许多内容，比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十大关系”的理论；等等，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基本理论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未能予以应有的重视，给片面强调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倾向造成了可乘之隙。邓小平思想纠正并弥补丁我们党过去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指导理论的偏差与缺陷，又明确提出了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非常重视发展生产力，将其作为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我们党以这个理论为指导，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制定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这就为防止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受到了列宁创立和领导的俄共布尔什维克党的直接影响。但是，在布尔什维克党成立及其以后较长时期里，第二国际那些“散漫的、有派别分歧”的各国党，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潭，而且在组织问题上也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在这样的客观历史背景下，为了建设一个能胜任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政党，列宁不得不以主要力量来反对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加之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内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还没有产生，或者说还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机会主义，所以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主要是在反对党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较多地强调的是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和“统一的铁的纪律”，是防止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列宁关于党的建设学说的这个倾向，一方面促使我们党一开始就有严格的自我批评和党内斗争、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党内难以产生系统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党一开始就缺乏防止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充足的
思想准备和理论指导。而我们党成立伊始，理论准备很不够．又立即投入到了长期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不可能认识和纠正列宁学说的这个偏向。延安时期，我们党的——些领导人虽然也认识到了列宁建党学说存在的不足，但由于诸种原因，他们的认识并没有真正引起全党的重视。更没有在此后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际组织工作中采取足够的弥补措施。在这种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党内占相当比重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所固有的狭隘眼光和片面性，就常常容易发展成为“左”的偏向，即在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中容易扩大打击面，搞过火斗争。这犹如夹在两条堤坝中间的河流，倘若一边的堤坝雄浑牢固，另一边的堤坝坍塌薄弱，那河流必定要从堤坝坍塌薄弱的一边冲决出去，泛滥开来。这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中国党内特别严重的……党内斗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党的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这是由中国党的特殊环境与特殊条件产生的”。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88至189页。）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邓小平建党思想形成并得到全党拥戴以后，刘少奇讲的这种“中国党的特殊环境和特殊条件”才有了根本改变。这就是说，在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邓小平建党思想十分重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要求既要反右，又要反“左”，并特别强调要以防“左”为主。认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①（转引自《理论动态》1017期，第6页。）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上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这对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从根本上防止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倾向，奠定了稳固可靠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长期以来，“左”比右好的观念一直在影响和主宰着相当一些人们的思想。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等糊涂观念，导致了人们理性判断的失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人们受到过去长时期里政治生活不正常情况下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的认识局限。50年代末期以后，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凡是犯右的错误或者被莫须有地指控为犯右的错误者，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均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剥夺。而由于“左”带有革命色彩，有极大的迷惑性；也由于“左”会以大帽子压人、整人。有极大的讹诈性，所以“左”比右好的观念无形中就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要从根本上克服人们思想上“左”比右好的观念，一是要以邓小平思想为指导，认真清理“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等糊涂观念；二是要以邓小平思想为指导，在生活中及时、正确地防止和纠正“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根除“右遭祸，‘左’得福”的不正常现象。如果没有邓小平思想的锐利武器，所谓“左”比右好的思想观念是不可能被根除的。
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左”倾思潮一直在或隐或现、或强或弱地影响、干扰和阻挠着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直至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仍然不时要受到“左”倾思潮的困惑和羁绊。比如，90年代伊始，有些坚持“左”的立场的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企图以所谓“反和平演变”取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因此，我们必须以邓小平思想为锐利武器，积极进行反右但主要是防“左”的斗争。
三、从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哲学思维方法入手，
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坚持邓小平思想
邓小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当代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直接发动力和推动力。为了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为了保证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我们必须真正有效地学习和坚持邓小平思想。
怎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学习和坚持邓小平思想呢?
邓小平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中，以唯物论、辩证法和现代系统论相统一为主要特征的哲学思维方
法，是一个活的灵魂。它对于邓小平思想的其它组成部分，比如，关于当代世界发展大趋势的思想，关于当代人类社会制度选择的思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等等，都具有统领性、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要真正有效地、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坚持邓小平思想，必须以学习和掌握这个活的灵魂为钥匙，从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唯物、辩证、系统的哲学思维方法入手。
邓小平哲学思维方法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邓小平思想中极有特色和魅力的一种精神力量。邓小平哲学思维方法，内容非常丰富，以其最典型者而言，一是实践性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基本点，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探求真理、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二是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就是把认识对象作为—个系统、从宏观整体出发进行分析。其主要内容，可具体表述为系统分析法、系统综合方法、系统辩证的整体方法、系统辩证的结构方法，一句话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的方法。三是战略性、预测性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着眼于客观事物的发展和运动过程，注重客观事物如何从现在走向未来。这是一种把握事物本质和发展大趋势的思维方法，是一种面向未来、设计未来的思维方法。
邓小平哲学思维方法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既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维方法，又具有强烈的时代精
神。从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哲学思维方法入手，就可以真正有效地理解和坚持邓小平思想，并正确地运用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
当然。我们说理解和坚持邓小平思想要从学习和掌握邓小平思维方法入手，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对邓小平思想其他组成部分的学习和掌握，而是要求把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哲学思维方法作为理解和坚持邓小平思想其他组成部分的必由之路和前提条件。对于邓小平思想的其他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邓小平思想的“核心”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它们是邓小平哲学思维方法运用于当代世界重大问题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辉煌成果，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决不可低估。同时对于邓小平思想的科学体系，我们需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如果只是机械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思想关于当代世界和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的某个具体论述，甚至只是孤立地、片面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同志在特定条件下的某些具体提法和具体用语，或者会事倍功半，不能真正有效地以邓小平思想来指导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或者还会南辕北辙，在实际工作中偏离邓小平思想指引的正确轨道。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同志曾特别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
想，损害毛泽东思想。“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邓小平同志当时所强调的学习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实际上也是邓小平哲学思维方法的一种反映，这同样适用于我们现在对于邓小平思想的学习和理解。一句话，我们应当以邓小平哲学思维方法，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坚持邓小平思想的科学体系。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坚持邓小平思想，就应该努力做到：不仅要从实际出发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要理解和把握这个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解和把握这个理论与世界现代化大趋势及我为之概括的全人类“合作共进”时代特征之间的有机联系；不仅要坚定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要将其与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辩证地统一起来，深刻认识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的新特色、新内容；不仅要抓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还要使其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于、服务于这个“中心”；不仅要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系统，注意搞好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始终不忘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三位一体的总目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标；不仅要走自己的路，自立图强，还要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益经验，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精神财富；不仅要注重发展生产力，扭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还要认识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注重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使人民根本的长远的物质文化利益能够得到保证；不仅要认识到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还要认识到改革是一场革命，是要解放生产力；不仅要看到改革是一场试验，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还要有科学的态度和精神，按客观规律办事，增强科学的预测性和计划性；不仅要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应是计划经济，还要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经济调节手段；不仅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还要认识到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都要立足于一定的社会化生产力，都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根本目的；不仅要注意反对和防范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还要特别注意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不仅要防止和反对右的错误倾向，还要以主要精力防止和反对“左”的错误倾向；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如此等等。
四、百年不渝，中华崛起
90年代的第二个春天，随着由南而北的东风又一次吹绿神州大地，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历史性抉择：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内容，以“富强、民主、文明”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变。之所以要作这样的抉择，主要因为，10余年来的实践业已证明，这条基本路线是一条符合全国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正确路线。正是这条路线，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开拓进取、实干兴邦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群众得到很大实惠、中华民族真正展现了振兴腾飞的可能与希望。只有继续坚持这条路线，100年不动摇，才能在已达温饱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小康和中等发达水平，使我国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但是，风疾雨骤、任重道远，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途程并不平坦。即以我们已经跨入的20世纪90年代而言，就是一个充满危机、竞争激烈的年代。首先，90年代的中国面临许多长期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生产力内部矛盾即过剩资源与稀缺资源的矛盾，不是有所缓解，而是还在加剧。比如，入口持续增长，耕地不断减少，水资源和能源供应紧张，各类人均资源占有量下降，
将是我国人口与资源、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矛盾的基本格局。而且，生态破坏程度加剧，环境污染严重、将使我们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破坏。这些困境，正在并将继续转化为巨大的经济压力，有可能使有限资源分配的矛盾更为激化，形成我国90年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其次，我国已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发展迅速，体制变革加快，不可避免地要派生出许多新的矛盾。比如，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经济增长呈周期性波动，物价总水平呈上涨趋势，社会分配不公，财政负担超重等等，这都增加了改革与发展的难度。同时，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它将使社会各个领域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社会关系进行重大调整。这既会促进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又会使社会与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成为各类矛盾冲突的焦点。再次，世界原有基本格局被打破以后，新的格局尚未形成，90年代的国际环境对我们比较有利，但地区冲突愈益频繁，贸易壁垒愈益林立，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愈益激烈，这也给我国经济的起飞和发展带来比较严重的阻力。又次，科学资料表明，从整个90年代到21世纪初，地球运动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天体活动也已进入一个新的变异周期，人类正面临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困难时期。我国尽管地域辽阔，对自然灾害的回旋余地比较大，“东方不亮西方亮，北方遭灾有南方”，但从总体上看，因为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偏低，对自然灾害的承受能力和抵御能力比较差，所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不能不受到自然灾害的潜在威胁。此外，尤其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不仅是对落后的生产力的革命，不仅是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革命，也是对存在了几千年的旧的文化和旧的思想观念的革命。这场革命涉及范围之广，触动层次之深，远非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新中国的“第一次革命”所可比拟。因此，这一次革命将遇到的困难和阻力，要比“第一次革命”大得多。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所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到那好像只是—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面对“中国第二次革命”如此艰巨的任务，面对未来机遇与困难同在，希望与危机并存的客观环境，我们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保证在21世纪中叶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仅靠火热的革命激情和坚定的革命毅力是不够的。决定性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必须掌握科学的思想武器。这个思想武器，既要能够深深地植根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客观现实，达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又要能够借鉴、吸收、融合当代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体《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438页。
现崇高、强烈的时代精神；既要具备经过实践检验的勿庸置疑的科学性、真理性，又要具备对于11亿中国人民和400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巨大凝聚力、感召力。这个思想武器是什么呢?就是也只能是邓小平的思想。以邓小平思想作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武器，这是11亿中国人民和400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选择，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进程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克服党的指导思想上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倾向，才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又经过10年革命斗争实践的锻铸和检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于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才接连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同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经过29年艰难曲折的探索和奋斗，克服了党内右的特别是党的指导思想上长达20年之久的“左”的错误倾向，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此后，又经过1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锻铸和检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的思想，并在实践中成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指导思想，·我
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历史实践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有赖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毛泽东思想是新民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也有赖于邓小平思想的指导，也需要以邓小平的思想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第一次革命”的旗帜，邓小平思想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旗帜。只有依靠邓小平思想的科学力量，百年不渝、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才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冲破层层惊涛骇浪、将“中华崛起”这个自19世纪中叶以来几代炎黄子孙为之浴血奋战、拼力追求的民族命运之梦，在21世纪中叶变成辉煌灿烂的客观现实。
让我们紧紧团结在邓小平思想的旗帜下，依靠邓小平思想的科学力量，为夺取“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胜利，为实现中华崛起的宏伟理想而奋勇拓进吧!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胜利实现之日，将是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勃然复兴之时!